“北极”专有名词及释注（Ⅱ）

“因纽特文”即原来的“爱斯基摩文”。自1999年起，国际上为示尊重，已不再使用“爱斯基摩”（Eskimo）一词，而改称“因纽特”（Inuit）。因纽特文是北极原住民“因纽特族”所通用的专用文字，采用符号拼音，共36个字母，由一百多年前欧洲殖民北极时期的丹麦基督教宣教士所创。目前，“因纽特文”通用于东北极及中北极地区，不仅用于签名，也是教学、传播、告示及著作时使用的文字，其国际重要性已随着北冰洋争论的扩大而快速增加。     

试论"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及两种价值趋向

本文从辨析鲍德里亚休闲及自由时间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揭示马克思所论“自由时间”实际上包括“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时间”与“闲暇时间”两种，前者是“生产性的自由时间”，后者是“消费性的自由时间”。消费主义价值趋向片面强调“消费性自由时间（闲暇时间）”，而马克思“生产主义”价值观则还强调“生产性自由时间”及“自由生产”的重大人文价值。辨清“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有利于新兴的休闲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台风”一词的来历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8卷第2期刊登了王存忠《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一文。文中论及“台风一词的历史沿革”，作者认为：在古代，人们把台风叫飓风，到了明末清初才开始使用“飚风”（1956年，飚风简化为台风）这一名称，飓风的意义就转为寒潮大风或非台风性大风的统称。关于“台风”的来历，有两类说法。第一类是“转音说”，包括三种：一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二是由闽南话“风筛”演变而来；三是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根据希腊史诗《神权史》中的人物泰丰Typhaon（拼写有误，应为Typhoon——摘编者）而命名。第二类是“源地说”，也就是根据台风的来源地赋予其名称。     

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

唐朝地名学在３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１）地名学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包括“因水为名”命名原则的最终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则的首次提出等；（２）地名渊源解释丰富，仅《元和郡县志》一书就达２４类、９３１处；（３）开展地名“标准化”运动，贞观年间州县省并缓解了唐初的地名混乱状况，开元十三年（７２５年）更改州名提出了整理地名的基本原则“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而天宝元年（７４２年）更改天下１１０处县名，使同名县大大减少，大部分县名变得通俗易懂、易写易记。唐代地名学之成就，既是承袭汉魏以来传统地名学并向前发展，又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产物，还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     

谈立法中“空间”与“航天”的取舍问题

关于航天、空间、太空等词，全国科技名词委曾多次组织了审定，最后，在广泛征求意见、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空间”“太空”等词界定及用法的意见（见本刊2004年第2期），明确了这些词的概念。 在“航天（空间）活动”相关法律法规中，使用“航天活动”还是“空间活动”，是命名为“航天法”还是“空间法”，学术界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这些科技名词如何使用的问题。     

雪撬犬的传奇

“雪橇犬”以擅长拉雪橇而闻名于世。在北极地区，人们常常将几只雪橇犬编成一队，用来运送货物和人员，所以它是不可缺少的极地运输工具。据说此犬的祖先是北极狼与土著民族豢养的母犬交配而来的。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穿越星空看太阳运行方向

太阳是宇宙中距地球17光年的一颗恒星系统，该恒星系统在距离银河中心24000～26000光年的距离内围绕银河公转。若从银河北极眺望，该系统以顺时针轨道运行，反之则以逆时针轨道绕行。人们常把生活中难以做成的事或难以实现的目标比作“太阳西升（或称反时针）”，默认太阳升起的方向（或运行轨道）只存在东升（或顺时针）而不能西升。本文通过对太阳系的行星组成和运行轨道特点的剖析，阐述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和各自运动规律，结合我国纪年诞生的背景揭示人们对太阳运行方向仅只东升（或沿顺时针）认识的片面性；并从哲学和太阳实际的运动状态观察分析，启迪人们推论也存在西升的可能，给了人们敢冒逆水行舟而居世界屋脊的勇气，对那种认为太阳相对于地球“东升”是“天经地义”的随波逐流的偏激观点，不仅质疑，而且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给予批评。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     

中国少数民族语术语工作

术语工作是语言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运用术语学理论知识和有关文献工作的方法、经验,使我国少数民族语术语工作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很快发展起来,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乃至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有关民族语术语工作作一简要介绍。一、我国民族语言基本情况1.民族语言政策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是实行各民族语言平等并强调“分类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语言文字发展状况和语言环境均不相同,对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文字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我国政策中还强调“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的原则。2.民族语言概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十几个民族有本民族文字,其中传统通用的文字不足10种,其余文字或不通用,或不统一,或不完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除了不断组织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外,依据少数民族“自愿自择”原则,通过“创、改、选”三条途径,即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改进原有文字,选择其他民族现有文字,解决了文字问题。现在的基本状况是：将近30个少数民族使用30余种民族文字,有几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的情况,也有一个民族使用几种语言的情况,总计上百种民族语言分属于5大语系8大语族。由于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以及民族间交往的悠久历史,形成了民族间互学语言的传统。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使用汉语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每个民族中掌握双语的人都在不断增多。但是还应看到：大多数少数民族是以民族语言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因此,民族语言工作仍是政府关注并支持的重要工作。二、 少数民族语术语工作1.历史回顾我国少数民族中,主要是有传统通用民族文字的民族,对语言(包括术语)的研究与应用有着悠久历史。早在11世纪,就有维吾尔学者用阿拉伯文详解的《突厥语大辞典》问世。该书被誉为当时的百科全书。明朝的“华夷译语”规模巨大,载有汉语与十几个少数民族语,以及汉语与十几种外语的对照,其中“西洋馆”就涉及到了英、意、法等6种语言。清朝有著名的满、藏、蒙、维、汉等五种文字对照的36卷本《五体清文鉴》和蒙、藏对照的《日光辞典》和《月光辞典》,民国年间有《蒙文分类辞典》、《蒙汉词典》和《格西曲扎藏文词典》,其中包含了许多专用术语。2.方式少数民族很重视术语工作,但解决术语问题的方式不同。一般来说,掌握了国家通用的汉语的少数民族,愿意直接使用汉语术语,而其他少数民族则愿意使用本民族术语。目前民族语术语比较丰富的语种已进入中、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活动之中,他们有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基础,并有国际交流背景。3.机构为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从中央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级政府都建立了专门的民族语言工作部门,形成了管理工作和学术研究两个有机联系的网络(如图)：上述各级管理部门为术语工作提供政策指导,组织协调和资金支持,而学术、技术部门则从事术语研究和规范、统一工作。4.工作简况民族语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有两个层面：①规范化指传统的民族语名词审定及普及工作。目的是在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交际中统一科学技术语词。几乎所有领域的新词术语都需要统一规范,所以工作面很宽。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后的名词由各省区或省区协作组组织公布。②标准化则强调名词术语要与国家乃至国际标准接轨,它要求概念、定义的统一,由国家标准化部门发布,具有国家技术法规性质。相对上述规范化工作,标准化工作面窄一些,目前主要对象是技术领域的名词。(1)规范化工作方面自50年代以来,内蒙古、新疆等自治区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还有八省区蒙古语、三省区朝鲜语、四省区藏语等协作组,采用首先挖掘固有词汇,赋予新意,其次用母语词素构造新词,同时通过借词,主要借汉语或亲属语言等方式,已分期分批地审定公布了几万至几十万条名词,同时形成了各自的规范原则。在国家民委和省区民语委的支持下,新中国成立至今约出版有27个文种的,单语、双语或多语对照的,综合或单科的等大量辞书,仅蒙文词典就有好几百种。有影响的大型辞书是《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文版,3卷),《藏汉大辞典》(3卷,3千多页),《满汉大辞典》(约500万字),《汉维大辞典》(53 000多词条),《汉彝词典》(53 000词条),《朝鲜辞典》(3册,1 000余万字),《哈汉辞典》(200多万字)。科学技术方面的词典,如维语版物理、化学、数学、石油、林业、建筑、金融等专业词典,又如参照汉语名词审定标准而出版的藏、汉、英对照专业词汇也有多种。(2)标准化方面民族语术语工作是结合各民族的特点,诸如语言文字、文化、心理等特点及经济、科技、文教的发展水平及需求来规划和研究的;同时,民族语术语工作还要强调以术语学理论为指导,并注意与国际标准接轨。由于概念和定义是对事物的认识和描述,其基本原则及方法与语种个性无关,对各语种均具有普适性,相互间是可以借鉴的,所以我们不论在民族语内部,在民族语之间,还是在民族语与汉语,甚至与国际通用语之间,均寻求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我们的作法是：在术语命名和建立术语体系时,依据民族语言内部规律和民族文化心理特性,如概念的形成和体系构成、书写习惯、构词与逻辑思维方式等等;参考国内外其他民族的经验,向少数民族介绍术语学理论并着手培养术语人才。在机构建制和建立信息源时,注意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联系。由于我们在全国术语技标委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内建立了分支机构或联络渠道,因此可以通过他们获得业务指导和ISO术语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动态、资料、信息。在起草民族语文件和标准时,尽可能等同或等效于ISO标准和与ISO接轨的我国通用语国家标准(GB)。标准化工作进展——术语标准化领域。已开展术语标准化的是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6个语种。两年来,全国术语技标委少数民族语特别分会先后与西藏、甘肃、新疆、青海、吉林、内蒙等省区民语委或民委联合举办了8个术语标准培训班,就“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标准的制订修订工作”,“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等基础知识,对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近400人进行了专门培训。特别分会还组织少数民族专业人员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国际学术活动。特别分会已着手标准研制工作,目前已立项并研制的标准是为上述6个语种的“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文献标准化领域。已开展文献标准化工作的也是以上6个语种。几年前,民族名称,蒙古、藏、维吾尔等语的书报刊名称,地名等国家标准已出台;近年来,蒙古文拉丁字母转写国际标准已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取得共识,朝鲜文转写标准草案也早已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信息标准化领域。进入信息标准化领域的是上述语种加彝文,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托忒蒙文,锡伯文(满文)。这些文字都已有编码字符集、键盘、点阵字形等方面的国家标准,而通用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ISO/IEC 10646)已提交ISO,其中藏文方案已纳入ISO/IEC 10646。还有彝文方案和为维、哈、柯等文所需要而针对阿拉伯文的ISO/IEC 10646的修订方案,也基本获得认可。三、结束语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提供了信息资源和科技成果共享的良好条件,造就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共同进步的趋势。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我们将加强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促进社会进步为中心的术语工作,包括：——编译术语词汇、辞典(科技类为主)。——举办各类术语标准化培训班,并加强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宣传贯彻。——制定民族语言的基础性术语标准。——加强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建立民族语术语数据库,出版电子辞典。——必要时组织开发与术语相关的本民族软件,使计算机对民族语言文字(首先是术语)有更大的适应能力。我们的任务很重,我们将努力工作。我们欢迎与国内、国际有关机构、团体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共同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早期木构建筑的制材工具及相关技术初探

我国在隋唐以后，建筑木作有了明确的用材制度，当时已用“锯解制材”之法。但南北朝以前，木作制材沿用的还是原始社会就已使用的“裂解与砍斫制材”之法。其专用工具，在原始社会主要是石契；类拟的工具到青铜时代及以后仍在使用，称为“Qiu”；另外又分化出适应不同大小木料加工的工具如“Jin”、“镌”等。与之相配合使用的，还有斤（锛）等。制材工具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古建筑木作的用材大小、断面的比例和加工的精细程度等多方面。     

新生代地质年代术语的音义双译

以前，整个地球历史年代分为五个代：太古代（Archaeozoic）、元古代（Proterozoic）、古生代（Palaeozoic）、中生代（Mesozoic）、新生代（Cenozoic）。后缀“-zoic”本义是“动物”，在这里泛指生物，在5个前缀中前4个都是意译，而“新生代”的前缀却是音义双译。“cen-”或“ceno-”都来自希腊语“kain-”“kaino-”，就是“新”“现在”的意思，“cen-”发音也是[si：n]，与汉语“新”很相近，所以，“新生代”一词的前一半（前缀）是音义双译的，意思是“新近的”“近现代的”。     

关于"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再评论(第二部分)

四“ecological restoration”及相关术语的译解 专栏在讨论“生态建设”提法时，不少学者提到“ecological restoration”（生态恢复），并建议以此取代“生态建设”。笔者认为，需要对此进一步讨论。[第一段]     

“比较文字学”术语的早期使用

过去认为“比较文字学”名称最早由林柷敔在1937年提出,但实际上胡适1923年起草《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时就已经提到了“比较文字学”。1928年贺昌群翻译《文字的起源》一文时也使用了这一名称,而林柷敔撰写《比较文字学浅识》时参考了贺昌群的文章。但林柷敔是第一个详细论述“比较文字学”内涵的学者。     

探秘北极爱斯基摩人

“爱斯基摩(Eskimos)”一词是由印第安人首先叫起来的,即“吃生肉的人”。因为历史上印第安人与爱斯基摩大有矛盾,所以这一名字显然含有贬意。因此,爱斯基摩人并不喜欢这名字,而将自己称为“因纽特(Inuit)”或“因纽皮特(Inupiat)”人,在爱斯基摩语中即“真正的人”之意。爱斯基摩人都是矮个子、黄皮肤、黑头发,这样的容貌特征和蒙古人种相当一致。近年来的基因研究发现,他们更接近西藏人。     

新生代地质年代术语的音义双译

以前，整个地球历史年代分为五个代：太古代（Archaeozoic）、元古代（Proterozoic）、古生代（Palaeozoic）、中生代（Mesozoic）、新生代（Cenozoic）。后缀“-zoic”本义是“动物”，在这里泛指生物，在5个前缀中前4个都是意译，而“新生代”的前缀却是音义双译。“cen-”或“ceno-”都来自希腊语“kain-”“kaino-”，就是“新”“现在”的意思，“cen-”发音也是[si：n]，与汉语“新”很相近，所以，“新生代”一词的前一半（前缀）是音义双译的，意思是“新近的”“近现代的”。     

“老龄”一词应当废止吗？

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     

孟德尔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规范——兼答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一文

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式”一文对拙文“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的修正有多处误解，而对拙文的引用也很随意，因而其“修正”也就具有太多的“独白”意味。就历史意义和方法学意义而言，孟德尔定律对现代生物学（今天生命科学）规范的影响远远大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现代科学只是一种科学方式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科学形态。而修辞学转向则是一种广泛的哲学视角，科学在此视角中可以看作是一项修辞学的事业。     

造纸术 并非蔡伦发明？

在纸出现以前，人类曾经使用过许多材料来写字记事。最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上或兽骨上，叫做甲骨文。商周时代，人们又把文字铸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石头上，叫做钟鼎文、石鼓文。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开始使用新的书写记事材料，叫做“简牍”，“简”就是竹片．“牍”就是木片。     

噁唑和蝶啶的命名

笔者在《科技术语研究》（1999，第三期）上，曾撰写《二噁英的正确命名》一文，是因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欧洲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由于计算机字库没有噁字，所以媒体基本上用“二恶英”。时至今日，“恶”字这种错误用法仍广泛见于诸媒体。在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对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已经使用“噁”字如：“噁唑”。“二噁英”就是含氧五元杂环的衍生物。当时公布时使用繁体“噁”字，在汉字简化时将“恶”和“噁”统一使用“恶”字，忽略了化学命名中使用的“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