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非农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分析

目的从全域和局域两个角度对陕西省非农人口分布的空间结构形态进行探讨。方法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结果发现陕西省非农人口分布在整体上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而在关中、陕南、陕北3个区域则呈现不同的空间关联结构。结论分析方法能更清楚地揭示出陕西省非农人口的空间分布模式,即呈关中地区密度高,陕南和陕北地区密度较低的不平衡局面,同时,各区县非农人口密度大的区域和密度小的区域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积聚性特征。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立足2013-2021年全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熵权法测算各省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不同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及时空演化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细致考察经济、生产、人力等因素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呈逐年缓慢递增趋势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区域内各省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差异最小;从区域间差异来看,西部-东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大,中部-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小。农村人均GDP、政府扶持力度和农村产业现代化是导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分异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据此,提出有效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多维打造农村新型服务模式和统筹整合农业农村资源建议,以全面驱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陕西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研究

人口与经济是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两者在分析区域发展方面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因而两者间的关系也是衡量区域发展是否协调的指标之一.本文运用陕西省2005年～2015年的人口与GDP数据计算了各市人口经济一致性指数和全省人口经济偏离度系数,并分市、地区、省三个尺度分析了陕西省人口经济协调程度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陕西省各市人口经济一致性发展速度为中速偏低;地域角度方面,人口经济发展呈现一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关中与陕北,陕南地区一致性较差,始终表现为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全局角度方面,全省在2005年～2015年间的变化趋于一致性方向发展,协调程度从2011年开始显著加强.     

陕西省农业投资活动碳排放时空变化与脱钩弹性

基于化肥、农药、农膜、翻耕、播种、农机总动力等6项主要农业投资活动碳源,测算了陕西省1990—2012年的农资碳排放量,并运用Tapio脱钩模型对陕西省农资活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发展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2年陕西省农资活动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分别为251.85万t和879.29kg/hm2,分别比1990年年均增长9.74%和13.07%;在空间上,农资碳排放总量区域差异明显,呈现陕南陕北关中的特征,碳排放强度则呈现关中陕南陕北的特征;农资碳排放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间主要呈现扩张负脱钩关系,各区域脱钩特征为:陕北以强、弱脱钩为主,关中以负、弱脱钩为主,陕南表现弱脱钩现象,且弱锐钩趋势逐渐增强。     

陕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用改进的熵值法对陕西省各市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和分析。首先建立了陕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接着查询2011~2015年《陕西统计年鉴》等取得体系中的指标数据,然后用改进的熵值法对陕西各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陕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其发展水平总体而言在逐年提高;西安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本省其它各市等;陕西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经济开放度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低、直接利用外资能力差、区域开放水平不平衡等。     

甘肃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化问题研究

运用熵值法对2010—2019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将14个市(州)分为四类区域,并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从市级视角和区域视角分别对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第一类区域的差异最大,第三、四类区域的差异相对较小,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略高于区域间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能够缩小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实现各地区农业保险协调稳定发展.     

甘肃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化问题研究

运用熵值法对2010—2019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将14个市(州)分为四类区域,并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从市级视角和区域视角分别对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第一类区域的差异最大,第三、四类区域的差异相对较小,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略高于区域间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能够缩小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实现各地区农业保险协调稳定发展。     

基于GIS的区域间自然灾害脆弱性对比分析

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为准确把握我省各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在2010年、2013年、2014年陕西省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自然灾害灾情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两区域的自然灾害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其灾害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的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是影响自然灾害脆弱性的直接因素,同时农作物受灾面积也是影响自然灾害脆弱性的间接因素.陕北、陕南地区自然灾害脆弱性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差异性,自然灾害脆弱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陕北地区南部和陕南地区东部.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与综合测度

在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赋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并综合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σ收敛模型比较和分析全国及各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现状、趋势和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全国和各个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整体不平衡但有收敛趋势;省级层面的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分别呈现出持续攀升型、N型和倒V型的变化;数字贸易发展呈现区域差异性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主要来自数字人才储备和物流环境的区域差异性。据此,应在改善数字贸易基础上持续发力,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培养数字人才,促进数字与产业双向融合,增强贸易潜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增添动力。     

江门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人均GDP指标在多个空间层次上综合运用极差率、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对江门2000—2013年间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基本结论是:江门四市三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偏小,但是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不容忽视.总体上,江门已经形成了以市辖三区为主体的中心区域和以四个县级市为主体的外围区域并存的二元空间结构.影响江门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包括地理区位、要素投入、外向化程度、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区域经济政策等.促进江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必须多措并举,着力缩小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之间的差异、激发二者的内部经济活力.     

集合经验模态分解在陕西降水多尺度分析中的应用

根据1960—2009年陕西省陕北、关中、陕南3个地区的年降水量资料,利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方法进行了降水量变化的多时间尺度分析,探讨了影响陕西省3个区域降水量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在整个时间跨度,陕南地区"先升后降"的长趋势变化不同于陕北、关中地区保持递减的长趋势变化。尽管陕西省3个区域主要周期大小有一定的差别,但是都存在着10.5年左右的年代际周期,这个年代际周期与太阳黑子相对数11年的周期大致相同,说明了陕西省3个区域的降水可能受太阳黑子活动的影响。     

云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运用熵值法测度云南省2007-2017年外向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结合标准差、变异系数和GIS空间分析探究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并利用相关性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7-2017年,云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呈下降趋势,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不断缩小.(2)从时间演变来看,云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异来看,外向型经济发展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区集中分布在滇中地区以及西部和南部沿边地区,低水平区零散分布在滇东北和滇西北地区.(3)不同时期影响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本地经济基础、区位条件和国家政策是影响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产业结构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     

新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变化分析

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两方面分析2000-2013年的新疆人口、经济发展数据,应用变异系数赋权法构建新疆城镇化水平测度体系,最后基于时间变化计算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人口城镇化滞后程度,利用空间分布图直观表征新疆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结果表明,新疆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性,整体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理分布特征.而新疆南部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与北部和东部地区相比在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上的落后性值得深思.该研究或对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基于泰尔指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区域间的不平衡性,明确不平衡性的大小及其影响因素,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从中国省际及东部、中部、西南、西北、东北5个区域视角,通过人均GDP的泰尔指数测度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性的总体差异,并对其进行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分解,实证分析了资本、人力、制度及技术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影响。结果发现,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呈现出增大-减小-增大的"N"字型变化趋势,其中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下降,西北部地区上升,中部和西南地区变化不明显;资本、人力、制度要素对不平衡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要素对省际及东北和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产生了抑制的作用。     

陕西省1470—2012年旱涝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分析

旱涝灾害是陕西省发生频率最高的自然灾害,研究其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对区域防汛、抗旱减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陕西省1470—2012年的旱涝灾害史料,结合累积距平法、滑动平均法、功率谱分析和小波分析等方法,分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对其旱涝灾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543年来,陕北发生旱灾最频繁,陕南发生涝灾最频繁,关中发生极旱最频繁,且整个区域持续涝灾发生的可能性高于旱灾。区域旱涝等级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在近30年的时间尺度上,陕北处于偏旱期,关中、陕南处于偏涝期。     

西部大开发前后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

选取西部大开发前后的1995—2010年为特征时间段,采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与能力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西部大开发为陕西省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整体有显著提高;但由于大开发初期,经济社会各方面存在整体发展不稳定、区域内部发展不同步以及发展成效滞后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水平在1995—2003年间波动较大,2003年以后波动趋缓,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波动差别不大.2)尽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日趋协调,资源环境支持水平/能力仍是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能力提升的关键.3)关中地区的多数城市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陕北的榆林市和延安市具有截然不同的发展状态,陕南地区的城市长期处于发展劣势地位.     

徐州都市圈服务业区域分工格局特征分析

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分工是都市圈空间重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动力.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区位熵等方法,对2005~2012年徐州都市圈服务业区域分工特征及其演化态势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徐州都市圈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以徐州为核心向外围降低的圈层分布格局,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及集聚程度存在差异;徐州都市圈服务业地区专业化程度均不高且有弱化趋势,各城市具有专业化优势的服务行业发展各异;不同服务行业的区域分工不断深化,区域分工程度高的行业由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向社会性服务业演变.     

陕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研究

将陕西省流动人口分为省内流动人口和省外流入人口,综合运用Lorenz曲线与基尼系数、模比系数、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比分析2种形式流动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省外流入人口较省内流动人口的集聚性强,且县域集聚特征明显;在人口流动率-流动人口质量上,陕北、关中和陕南分别呈现高—高、中—高、低—低特征;省内流动人口较省外流入人口行为选择更理性,高质量人口的流动行为尚处于初级阶段.     

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福利的时空差异与驱动因素研究

该文运用Dagum基尼系数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2010—2017年的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绿色发展福利时空差异与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福利水平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各区域间呈现出三极化格局,其区域间差距是影响总体差距的最主要来源; 各类因素对不同水平的城市绿色发展福利存在显著差异,在低水平城市中,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是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水平上升的主要因素,2者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均显著为正; 在高水平城市中,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水平上升的关键因素,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交互项显著为负,其与社会福利交互作用不显著.     

陕西省三大区域生态资本供需比较研究

采用生态足迹方法,对陕西省三大区域生态资本供需态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991—2007年,陕西省三大区域人均生态承载力增幅均很小,人均生态足迹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生态资本供需形势日趋严峻,尤以关中地区为甚.陕南地区和陕北地区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生态盈余"发展到"轻度赤字"状态,关中地区则由"轻度赤字"发展成为现阶段的"较严重赤字"状态.2007年,陕北地区、陕南地区和关中地区人均生态赤字分别为0.27 hm2,0.19 hm2和1.15 hm2.关中地区尽管生态资本密度最大,但是人口密度和人均生态足迹也最大,因此生态资本供需缺口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