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新诗"发生的故事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叙述特点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突破了文学史研究原有的“范式”，绕开了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叙述模式，不仅显示出文学史写作观念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策略上的探索，从而体现了“开放问题”的研究格局。     

建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个人写作

自建国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写作就存在两种方式 :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在“个人写作”范畴中 ,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带着鲜明的国家集体话语首先出现 ;到 80年代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与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 ,“现代性”视角在文学史写作中出现 ;90年代 ,陈思和与洪子诚各自完成一部当代文学史著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当代文学流程进行反思 ,从文学史个人写作由“集体话语”到“启蒙话语”嬗变的动态过程中 ,我们可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对文学史写作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海岩小说的当代性叙事特征

海岩作为当代的通俗作家,在小说的创作上,既有意识地表现了当代精神的消费特征,又自觉地走出一条读者化写作道路。这对研究当代大众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尤其是海岩在小说中的叙事意识和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必将深化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研究。文章以海岩的文本特征为依据,对近年来海岩小说中的“当代性”内容作了归纳和总结,由此分析了海岩作为一种新型的当代作家其成功的写作策略。     

论昌耀对中国当代主流诗歌的超越

对昌耀写于1961年的一首小诗的文本进行剖析,将昌耀诗歌纳入文学史中,从文学史的视野中指出昌耀诗歌对主流诗歌超越的诸种质素,并进一步揭示出昌耀诗歌产生的深层原因和一个伟大诗人产生的规律,进而探寻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实践基石。     

文学史写作中的动态机制——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为例

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史料、史识和“问题”三者互相促进的动态过程。大量占有史料，是文学史写作的前提；史识体现撰写者的识见，是文学史写作的灵魂；“问题”是指从现实中发现已有文学史著作的局限性，进而写出新的文学史，是文学史写作的动力。     

构筑在历史真相和个人想象之间的书写——从几个文本到重构文学史的联想

文学史的书写者应该是带有专业审视眼光的阅读者、接受者,也应该是敢于对历史"改写"的文化立场鲜明者。从对待历史的态度、个人书写痕迹、评价文学的标准、政治色彩、"经典化"问题、写作模式问题等多方面考察几本新近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史的写作最后总还是一种操作行为,它在历史的表象和记录之间寻觅点滴空白和沉淀,"补白"和"开掘"是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这里的书写者始终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者存在的。     

一体化与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症结

“当代文学”是一个不断延伸的概念,它没有终点。它的使用造成了相关称谓的混乱。洪子诚提出的文学“一体化”的论断,对新中国文学的命名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构均有启示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部书写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带来文学史的人为的断裂。分析当代文学史书写背后所存在的症结,有助于排除这些困扰,从而建立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规范。     

从"述而不作"看孔子的写作观

“述而不作”是孔子写作教育现的核心，这种写作教育现对当代写作教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从探究孔子写作教育观的内涵出发，分析了现代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写作状况，提出写作教学或是学习写作必须是将“读“与“写”，“述”与“作”紧密结合的观点。     

传统经学与现代神话研究

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假说 ,现代学者抛弃了今文家的“语境化”研究方法 ,延续了古文家的“文本间”研究方法。中国现代神话学关于“中国神话历史化”的理论命题和“文本间”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材料的同一性关系与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 ;而另一方面也使本土材料由此丧失了参与修葺普遍性理论的机会 ,并且以无语境“纯文体”的建构掩盖了其真正的当代学术语境。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以《五号屠场》中“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

新历史主义突破了“文学反映历史”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文学重建与历史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文章以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中涉及的一段历史,即二战期间作家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考察这段历史对文本的建构以及文学文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以阐述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对现代文学作现象学的研究——以“半部书现象”为例

对现代文学作现象学的研究——以“半部书现象”为例杨义拥有一个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从２０世纪初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国，只有半个世纪左右。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它只不过是一瞬，却是具有伟大的历史转型意义的一瞬。尽管我们为它写的文学史著作已...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以《五号屠场》中"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

新历史主义突破了“文学反映历史”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文学重建与历史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文章以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中涉及的一段历史,即二战期间作家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考察这段历史对文本的建构以及文学文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以阐述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对作为高等教育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探索——由钱振纲先生撰写的《清末民国小说史论》引发的思考

作为高等教育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写什么、如何写的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因为它关系到大专院校的学生学什么、如何学的根本所在。面对高等院校不同的教学对象与教学层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应该因“人”而异,从而因“材”施教。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新的形势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需要。     

用非构思主义写作哲学审视当前语文写作教学

本文运用当代写作学最新科研究成果——“非构思主义”写作哲学思想，对当前写作教学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危害性，阐释与“非构思主义”写作哲学思想内涵，并构建了当代写作教学新理念。     

长恨此身非我有——从苏轼看文学史对思想史规约的漫溢

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探究文学的发展演变，是他律思维模式下的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操作方式。即使在研究中不持以单一思想决定论，这种操作方式也蕴涵着因果律的思维特点，在宏观视野下将文学演变看作思想史发展的一种表征，在微观视野中将作家的思想观看作具体文本的意蕴所在，从而在文学史叙史中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果我们对这种思维观念不简单冠以“本质主义文学史观”的帽子，将由此操作方式而得的结果只当作众多理论假设中的一种可能，那么问题首先还不在于能否将文学发展当作思想史进程的一种结果，而在于文学的“思想性”是否与思想史中的“思想自身”具有同一性，比如：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是否对应于此阶段的思想发展？作家的思想是否与作品的思想同一？     

重写文学史:建构与检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学者谈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 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 ,颇引起学界的一些关注。学者们从文学史的写作、文学观念的转变等角度 ,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学术评论。 2 0 0 0年 8月 ,在此书出版一周年之际 ,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组织了一次研讨会 ,会议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主 ,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教学、认识 ,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了深入的研讨。征得会议主办者的同意 ,本刊选择编发了部分学者的发言 ,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教学、认识有所助益     

《巨兽》的叙述语态的变幻及其文化意味——兼论20世纪90年代大陆文学的个人化写作思潮

本文就《巨兽》小说文本中的叙述语态的变幻即“原叙事”手法作出简要说明，并由此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陆文坛的个人化写作思潮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揭示，将90年代大陆文学的特点作了浅层归纳与解释。     

现代性视野下的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研究——评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

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一家”之说,悠久的史官文化与多样的民间奇闻逸事,都为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写作资源。即以当代历史小说而言,自1976年姚雪垠《李自成》的前两卷问世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出诸如《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作品,再到以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青年作家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异军突起,中国当代长篇历史题材小说一直都保持着稳健的写作或发展态势,并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     

文学史研究笔谈：意义蜕蚀与经典化——文学史包含的两种相关规律

文学史问题涉及到对于文学的历史角度的理解。这里历史不能仅看作时间的变化过程，历史实际上是在时间的变化中，所涉及到的事物的变化的过程。这里，变化过程作为一个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保有基本的共识；可是，它作为一种带有评价、阐释意味的对象，则站在不同视点、不同角度上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对于文学史来说，因为所接触的对象是文学，而文学是涉及到情感、心灵层面的，研究文学的人需要在研究中保有理智的同时。也还需要有最初的也是最终意义上的情感的把握，这样，对于同样的文学史的事实，就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和评价。在这样的文学史的现状面前，就需要有理论来面对、梳理和陈述。 以下的一组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学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张荣翼的《意义蜕蚀和经典化》，论说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中的变化规律，其中意义蜕蚀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作品发表之后就开始经历一个逐渐被人淡忘的过程，可是有少数作品可以摆脱这样的宿命，成为不同时代共同尊崇的对象，那么这样一种看似悖反的现象其实在背后都有着一种背离当时创作的状况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现象背后的共同点就算得到了一个解释。李松的《文学史研究的互文性视角》，强调从互文性的、对话的视角看待文学史，尝试说明以一种跨文化的文本研究来解释文学史，论文中论说的文本的交互性和生产性这样两个角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尹小玲《文学史叙述与权力控制》，从话语秩序的建构有着权力的参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史的叙述功能，其中对于文学史选取材料的问题和文学史的经典化问题的论说，对于当今的文学史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意见。夏宏更倾向于从比较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来切入文学史的理论，他的文章标题为《长恨此身非我有——从苏轼看文学史对思想史规约的漫溢》，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各种教材专著中，往往首先给作者一种思想定位，然后以此定位来解释其作品，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是误解和曲解了作品本身的鲜活的含义，结合到文学理论中所谓“形象大于思想”这样的说法，应该说夏宏之说不无道理，而阅读他对于苏轼的创作的分析，还是可以给予人一些启发的。[编者按]     

中国现代小说“疯癫”书写的精神意涵

“疯癫”作为一种叙述对象或是编码进文本效应写作意图的叙事策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长廊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知识谱系学，如“疯癫”的形象谱系、“疯癫叙事”所阐发的各种形式效应及其衍生的审美内涵等。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叙事学的意义之外，“疯癫”作为一种与理性相互映衬的精神姿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文本中也建构起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书写着自己的疯癫“精神史”。因而，探究嵌入于文本长河的“疯癫”精神链有助于明晰疯癫的文学书写所承载的文化内蕴与社会政治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