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腺功能的发现——一个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的案例分析

胸腺功能的发现是免疫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发现是由三个研究小组几乎同时独立完成的,国内已有研究者从其中两组(个)不同的发现者的角度,记述了他们各自独立发现胸腺免疫功能的经过,但并未涉及这个发现的优先权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材料的梳理,叙述了围绕这个重要医学发现的优先权之争,并结合免疫学的历史发展,分析了这场优先权争论的特点,尝试说明为何这场争论旷日持久而难有结果.     

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屠呦呦获诺奖

本文以语义分析的方法指出"medicine"和"医"的含义颇为复杂,并由此讨论了诺贝尔医学奖的评奖标准问题。本文的重点是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有关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过程中的优先权问题。文章简要回顾和分析了围绕屠呦呦走向获得诺奖的漫长过程中出现的重重"雾霾"。优先权问题和科学奖励问题是科学社会学中的两个重要问题,而假借"集体主义"之名否认个人的优先权则是优先权之争的"畸变形式"。     

人文社会科学也应当有“优先权”意识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似有诸多不够规范的地方。其中最明显之处在于,缺乏尊重发现或创新的优先权意识。无疑,尊重发现或创新的优先权,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学术规范。这条规范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独创性。它强调科学是对未知的发现或探索,因而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应当具有独创性,否则就无所贡献于科学;二是惟一性。它鼓励人们在科学上争当第一个发现者或创新者,并强调在科学的功劳簿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条规范对于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有力地推动着自然科学不断做出重大发现和重…     

莱布尼茨与微积分发明权之争——纪念莱布尼茨诞生360周年

莱布尼茨是卓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和牛顿相互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17世纪末，在欧洲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微积分发明权之争。通过争论和调查，人们公认：莱布尼茨和牛顿都是微积分的发明人，他们的微积分各有特色。     

论古代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立原则与判定标准——以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发现为例

通过对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发现与证明方法比较,考证了中西方对勾股定理的发现均符合现代科学发现的定义,提出了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独立发现勾股定理。根据时间敏感性差异原理,指出了古代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立原则和判定标准,中西方这种独立的发现开辟了中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同模式。     

三价马蛔虫发现的优先权之争

20世纪30年代，遗传学者李汝祺与胚胎学者朱洗相继独立将所观察到的马蛔虫类群鉴定为三价新亚种，并就三价马蛔虫发现的优先权展开争夺。文章在梳理这一竞争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了双方如何籍由各自的专业认知框架来理解自身发现所承载的学科价值，认为双方参与竞争的动力机制是个体通过对首创性发现意义的揭示来实现对自身学术能力的内在认同；后将竞争行为置于“胚胎学与遗传学认知对立”的学术情境下，考察了双方的学术理念受各自学科研究纲领的支配程度，认为对学科纲领兼容性的理解差异决定了竞争关系形成的必然性；文章依据不同维度的评判标准对优先发现权的归属做出了探讨，认为以现实的社会认同标准，发现的优先权彼时归朱洗所有，而以库恩对发现过程的理解，李汝祺是唯一的马蛔虫新亚种发现者。     

科学知识经济学还是新科学经济学——结合文本、案例的比较分析

目前学界在科学知识经济学概念上达成共识,但在其规范性和与新科学经济学的关系上还有分歧。汉兹对规范性的坚持缩小了科学知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文本分析对象的不一致造成新科学经济学的概念模糊。新科学经济学和科学知识经济学都关注优先权规则,前者利用囚徒困境、资源配置研究科学家行为,后者利用期望效用模型分析理论选择问题。它们在科学动机、研究方法、解释方式上存在共同之处。     

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以桑志华、巴尔博对泥河湾研究的优先权为中心

泥河湾盆地是国际地质界公认的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对泥河湾进行地质古生物学考察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有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三位外国科学家。本文依据新发现的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并结合考察记和出版物,通过回顾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过程以及早期研究情况,梳理了泥河湾研究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考证了泥河湾地点线索提供人樊尚神父的重要作用,首次深入探讨了巴尔博与桑志华围绕泥河湾地点发现展开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了两人在泥河湾早期研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和做出的贡献。     

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科学理论之争

本文试图评介以布鲁诺·拉图尔为代表的当代科学社会学家关于“科学争论”的形成及解决过程的论述。拉图尔认为，科学理论之争的产生并非如后经验主义哲学家描述的那样产生于科学发展的特定时期，其解决的标准也不为科学共同体听普遍认同，而主要取决于争论双方相抗衡的政治实力、各自的辩护技巧及实验室资源。这为我们理解科学理论之争开拓出一个新的视野。     

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兴起与演变——伦敦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亨利·奥登伯格的历史贡献

17世纪左右,以伦敦皇家学会为代表的科学组织的相继成立,使科学活动组织化,为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本文考证了伦敦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亨利.奥登伯格在学术信息交流的演变和学术讨论的开展、学会的建立和理念的传播、学术期刊的创立、优先权的确立和同行评审制度的建立等科学的制度规范方面的历史贡献,探讨了17世纪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兴起与演变。     

还原论和整体论之争的超越:起源研究

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由来已久。通过分析二者之争的演变,反思争论的实质及现有的解决方案,发现:历史上的还原论或整体论之争主要是后来人将其标签化的结果;现实中的二者之争是由于其各自的支持者将己方优势扩大化的结果;在某些时期、具体问题上或者具体研究中,可能存在着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的主辅差异,但并不存在二者的绝对对立和孰优孰劣的结论;在为人类的科学研究寻找一条有效的纲领性原则的目标导向下,起源研究可以成为还原论和整体论之争的一种超越。     

民国初期的跨国科学竞争——以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缘起为中心

地质学是民国初期最早实现建制化的现代学科。在当时人类起源中亚假说的影响下,中国北方地区成为各国竞相寻找早期人类遗迹的竞技场,其中以瑞典、美国和法国最为活跃。本文围绕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筹建和考察过程,以展现复杂的跨国科学活动,以及随之产生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丁文江如何在科学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并探讨法国地质学家如何在国际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利用教会网络,参与到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中。     

科学信仰的两种解释之争--评劳丹与布鲁尔之争

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是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有影响的一场激烈争论。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劳丹断言强纲领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伪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人物布鲁尔坚信科学哲学家的理性解释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稻草人”,强纲领才是强有力的纲领。本文聚焦于二者争论的原始文献,将争论置身于科学合理性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通过分析争论涉及的三个关键问题以揭示争论双方的立场和根本分歧。文章最后反思争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

本文通过将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置于当时英国科学职业化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 ,认为广为流传的赫胥黎“英雄故事”很可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那场争论的性质也主要不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而是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竞争 ,是科学职业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体现。     

开放科学及建构的制度逻辑

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前者属于科学共和国"Republic of Science",后者属于技术王国"Realm of Technology",两者具有天生的互补性。开放科学作为一种非市场化的激励制度,提出一套基于优先权的报酬体制,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前提下追求创新知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于催生高质量的研究和创新(Research&Innovation)至关重要。本文在阐述开放科学起源、发展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重点从公共资助、累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分工四个方面,深入探究了开放科学建构的制度逻辑。     

二进制算术与文化探赜

二进制算术是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实际上在许多文化中,早已不自觉地运用了二进制.莱布尼茨并非现代二进制的首创者,但他最初探讨二进制并最终获得优先权,文化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多元文化中的二进制现象以及二进制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反映了数学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博弈论与霍布斯问题——兼答陈晓平教授的批评

博弈论是当代数学的一个很重要学科。它应用于社会科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而霍布斯问题是伦理学和科学伦理学的关键问题。本的目的，是力图运用博弈论来解决霍布斯问题，说明经济人怎样能够成为伦理人，说明功利、正义、仁爱、环保等道德原则怎样通过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而产生，并由此指出多元的系统主义的伦理学在逻辑地位上并不亚于一元论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以此来回应陈晓平教授对我的批评。     

奥本海默—特勒之争及其现代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能的军事利用把美国抬到了世界霸权地位,同时也改变了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地位。科学和政治的关系加强了。但美国的科学迅速成为国家的科学后,科学并没有做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科学和政治的冲突一直存在。本文所阐述的著名的奥本海默-特勒之争就是科学和政治冲突最典型的案例,也正因为如此,这场关于政治、社会道义及科学发展的争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对这段历史的考查与反思,不仅能为我们研究科学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例证,而且对我们了解美国核政策转变的背景,预测世界核军事竞赛的前景都是很有意义的。     

科学与技术的文化主导权之争及其终结——科学、技术与技科学

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的共识是: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也主导着技术,其哲学基础是科学实在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出现,技术逐渐取代科学,占据主导地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基于不会有答案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基于辩证的新本体论的技科学,则会消解这种无果之争。     

抢先发表意识与诺贝尔奖——以吴健雄为例

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为解开"θ-τ之谜"提出了质疑宇称守恒在弱相互作用中是否成立的科学假说,吴健雄率先验证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但在获得实验结果后,她却缺乏"抢先发表"成果的意识,有意延缓成果发表,导致另两个实验小组后来赶上。而首先发表是科学发现优先权归属所依据的准则,依据这一准则,吴健雄丧失了独占实验发现的优先权,从而丧失了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殊荣的良机。这一诺贝尔奖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激烈的全球科学竞技场上,科研人员应当具备科学成果抢先发表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