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险的生成与治理——以计算机漏洞为例

现代技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孕育着重大风险,通过对计算机漏洞的分析能够深刻揭示技术风险的分类、成因及治理等问题。技术风险客观存在于技术应用过程之中,包括有无法避免的本体性风险,由于不当操作产生的主体性风险,转化为军事应用后形成的政治性风险。技术风险的成因包括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受资本支配的应用逻辑,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塑造等。可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规范技术研发伦理和技术应用伦理等进行治理。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现代技术风险的文化审视

现代技术风险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文化因素在其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现代技术风险形成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技术价值观、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感、文化群体的归属、宗教信仰、跨国差异等。规避现代技术风险,需要从社会文化方面着手,通过树立科学的技术价值观、重建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加强对技术专家的伦理规约、进行跨文化的风险沟通等措施,使人们的技术风险认知水平接近"真实"的技术风险水平,实现主观层面技术风险与客观层面技术风险的和谐统一。     

神经增强的伦理矩阵研究

随着科技对人类大脑的不断探索,神经增强技术通过对人类中枢神经的直接干预帮助人类提升情感、认知、记忆等能力,从而实现人类对提升自我的技术手段的欲求,但作为高新技术,其带来效益的同时也蕴含风险。在这项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前,对其风险及伦理问题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伦理矩阵作为一种新型的伦理评估模式,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技术伦理评估专家的广泛运用。本文在介绍伦理矩阵的传统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新兴技术伦理评估的需要,提出了伦理矩阵的整合模式,并将重点用于分析神经增强的伦理评估,以便得出伦理考量的基本结论。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科技时代的社会风险和政府管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贝克以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为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侧重于制度层面,并与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密切关联,来研究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转型期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通过加强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和危机意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情绪识别技术的问题、风险与规治

情绪识别技术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项新技术，既能提升人的情绪识别能力也能增强机器的智能水平，进而可能带来新的人机交互革命。情绪识别技术有其特殊的理论基础和本质特征，它们必然地引发了相应的问题和风险。该技术的主要风险是：低效易错的情绪识别设备将给人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恶化人机关系；高效准确的情绪识别设备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并带来社会公平正义等诸多问题；越界使用导致了不可控风险。为了尽可能减少相应风险，需要针对该技术的理论基础与本质特点进行规范和治理。一个金字塔式综合规治方案是：（1）在顶层提炼情绪识别技术的基本伦理原则。（2）在中层进行分级治理。审视科学证据是否支持情绪识别技术完成特定领域的任务，考察每一类应用普遍化的过程合理性和伦理后果，最终划定风险等级以便精细化治理。（3）在底层提出情绪评估强度概念。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为机器定制不同的情绪评估强度。     

培养皿中的大脑模型:人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问题探讨

人脑类器官技术为人类神经系统所特有的神经发育和疾病过程研究提供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模型,可用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和脑部疾病的预测。然而,这一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通过概述由人脑类器官技术引发的意识风险方面、动物“人性化”和能力增强方面、人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归属方面以及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道德预防性原则、进行伦理限制和伦理监督、设立特定伦理评估机构以及扩大公众参与和伦理讨论等对应举措,为人脑类器官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创新了现代医疗形态,在临床应用、功能康复和智能陪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在人机交互安全性、患者医疗信息隐私保护、医疗责任归属及社会公平等方面产生了相应的伦理风险。反思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并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风险是正确处理机器人技术与人类发展的解决之道。在大力提倡机器人应用的时代背景中,需要对医疗机器人在负责任创新、主体权利保护、机器人道德能力建构等方面进行伦理设计和伦理反思。     

基于风险考量的伦理决策研究

在风险社会,面对各种风险的表现与发展,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指向和冲突,常常会导致决策上的困境.因此,进行合理的"伦理决策",是我们面临风险社会所要做的重要选择.本文在对风险现状考量的基础上,对伦理决策的界定、过程、模式及决策依据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以期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确定性的终结——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世界

现代技术遮蔽了生活世界中其他维度的生存空间,塑造着伦理情景的格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生存的时空秩序;数字技术颠覆了信息传播模式。伦理情景的确定性消解,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其新的重要特征。主体是确定的,与之相对的客体是匿名的、未知的。技术所造成的这种伦理情景是现代主体无法逃避的。随着伦理客体的隐匿未知,主体的义务、责任、权利甚至自由的基本内涵变得不确定。大数据为伦理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确定性的终结。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的多维体系及路径选择

技术生态风险既要末端治理更需源头防范,源头防范必须构建多维的综合性防范体系,它应包括企业和政府的主体防范,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社会个体防范,以及非营利组织等方面的防范。末端治理要选择一定理论思想指导下的可持续实践路径,表现在产业规划、技术试验、企业经营、生产工艺四个层面。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技术的代际责任与伦理困境探析——以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技术为例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核电工业,如今开始直面放射性废物的棘手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要求当代人在使用核能时必须做出对后代承担责任的道德承诺,结合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治理技术的发展,从核技术应用衍生的放射性污染危害引发的代际责任出发,本文探讨了放射性废物处理与处置的伦理困境,揭示核废物对生态环境的风险会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攻克,从哲学的高度认知核废物风险无可回避的代际正义问题,从观念层面和操作层面审视放射性废物治理的伦理责任与技术抉择。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新兴科技伦理治理由被动响应到主动贯穿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学、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争议.面对争议,我们从转基因技术在欧洲和我国近年来的遭遇中不难看到,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权威.传统科技治理模式因缺乏科技伦理的维度而难以应对这些争议,由此推动了科技治理向科技伦理治理的转变.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