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应然与实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引发重重的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属性,技术主体的文化选择作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关键,要求利用文化调控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对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消解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从应然到实然的系统剖析,探求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此来规约和消解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高放废液分离技术

核废物处理处置问题是目前制约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分离一嬗变”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案，即采用化学方法将α放射性核素、强放射性核素和长寿命核素从高放废物中分离出来，并让它们在加速器或反应堆中嬗变为短寿命或稳定核素，从而大大缩减放射性的长期危害。     

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

技术治理失灵问题的回应需要关注行政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技术和治理的伦理体现为社会道德和制度秩序,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公共价值,以此构成技术治理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导技术治理寻求秩序与道德的共同体——制度道德。制度道德为技术治理提供合理性来源和行为原则,也提供了技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嵌入"和社会治理"再治理"两种方式。由此,技术治理的内在困境得以解释,责任伦理得以澄清,发展路径得以明确。     

价值与责任:智能人工物设计中技术治理问题探析

如何将道德价值和伦理责任设计到智能人工物中,成为技术治理不可忽视的难题。本文运用技术现象学还原法,通过对智能人工物的价值与责任问题源起与范围、责任分配的追溯。梳理出技术内在关系进路、混合式系统进路和价值敏感设计进路三种技术治理路径。以期为智能人工物的技术治理提供一些参考。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实践理性批判

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爆了对于科学研究伦理的批判性探讨。从分析贺建奎研究的伦理问题入手,讨论当前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困境及伦理前路,进而探求基因编辑技术成为未来医疗手段的途径,对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来说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迫切性。深入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前研究从技术层面上降低了研究风险,而健全的伦理审查制度及监管制度则在进一步降低研究风险的同时也为基因编辑研究的前路铺平了伦理道路。对此问题进行实践理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伦理学意义。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技术风险的生成与治理——以计算机漏洞为例

现代技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孕育着重大风险,通过对计算机漏洞的分析能够深刻揭示技术风险的分类、成因及治理等问题。技术风险客观存在于技术应用过程之中,包括有无法避免的本体性风险,由于不当操作产生的主体性风险,转化为军事应用后形成的政治性风险。技术风险的成因包括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受资本支配的应用逻辑,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塑造等。可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规范技术研发伦理和技术应用伦理等进行治理。     

现代技术风险的文化审视

现代技术风险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文化因素在其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现代技术风险形成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技术价值观、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感、文化群体的归属、宗教信仰、跨国差异等。规避现代技术风险,需要从社会文化方面着手,通过树立科学的技术价值观、重建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加强对技术专家的伦理规约、进行跨文化的风险沟通等措施,使人们的技术风险认知水平接近"真实"的技术风险水平,实现主观层面技术风险与客观层面技术风险的和谐统一。     

伦克的技术伦理思想评介

汉斯·伦克(Hans Lenk,1935-),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被称为科技伦理的"集大成者"、"引起德国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以及"最早注意到技术的责任和伦理问题"的哲学家.在科学技术伦理领域,伦克的突出贡献是对"责任"进行了分类1)划清了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内在责任与外在责任的界限,即区分了道德与伦理;2)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各种责任类型如同通常把普遍的责任分为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一样,他把行为责任分为任务责任和角色责任;3)探讨了共同责任的分配问题;4)对机构责任和法人责任进行了分析;5)针对责任中的冲突问题拟定了十个基础性的优先原则;6)科学和技术伦理作为职业伦理的特例.     

面向技术本身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例

人工智能产业界在解决伦理问题时发现,技术专家无能为力。当转而寻求伦理专家给出方案,如自动驾驶在电车难题情景中撞向谁的伦理决策方案时,伦理专家发现自身难以承受如此责任。从现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角来看,这是技术和伦理相互独立甚至对立引发的后果。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伦理融合成一种面向技术本身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基于"设计情景-使用情景",结合人工智能的两种技术设计思路"人工的智能"(AI)和"智能增强"(IA),这样的伦理框架能够解决自动驾驶面临的问责难题。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伦理反思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是现代社会帮助残疾人回归正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安全保障全面化、人机交互学习化和技术产品模块化的趋势。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能够修复残疾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残疾人与社会的关系、优化残疾人与自身的关系。在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存在尊重伦理、身体伦理、公正伦理和责任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伦理问题,需要在残疾人智能辅具研发中发展人性化技术、合理把握技术使用限度、建构公正技术体制和恰当评估技术责任分配等。     

大数据时代国外数据素养研究:争议、类型及实践形态

大数据技术革命中数据技能缺失、算法决策风险、数据参与差距等诸多问题引发国外学者对数据素养的关注。从理论层面而言,数据素养本身具有内在合法性的争议,即数据素养在大数据时代是否适用以及数据素养的技术维度与社会伦理维度的关系界定。从实践层面而言,数据素养主要包括工匠型数据素养、参与型数据素养和交互型数据素养,其实践形态以技术干预模式为主。为了规避数据驱动社会的各类风险,需超越技术性的数据素养,从人与数据交互的视角把社会伦理融入到数据素养中,以促进以人为本的大数据技术发展。     

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控制——基于国内大数据伦理问题研究的分析

近年,随着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其引发的伦理问题也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阐述了大数据技术伦理问题的表现形态、产生原因和治理对策。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因而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以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化解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风险。     

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的责任伦理之维

技术人工物在其价值的现实呈现中存在价值模糊现象,主要表现为价值认知的由自、价值抉择的偏狭以及价值敏感的冷漠三个方面。传统责任伦理在应对价值模糊带来的挑战时,往往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面临某些伦理责任危机,它们集中体现在技术价值共同体内部价值相关者的伦理责任失度,即设计者的价值知识责任失衡、决策者的价值权力责任失当以及使用者的价值反馈责任失位。对此,以一种新的视角为技术价值相关者构建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技术价值责任思维范式,形塑以责任自觉为导向的技术价值至善态度,完成其在伦理责任层面社会意志与主观意志的内外协调统一,不失为超越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所引发伦理责任危机的一种可能的思维进路。     

碳移除的伦理风险与治理

碳移除是实现碳中和的必要手段，但诸多风险不容忽视。碳移除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技术负作用值得警惕；它也面临着区域与行业间公平的争议,甚至是代际公平的挑战；它有着明显的道德风险，减排路线易被弱化乃至有改弦更张之险。碳移除伦理风险的治理需要确立碳移除政策的公平导向，制订碳移除有序实施的路线图，创新碳移除限度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