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简释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确切地说，是儒家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的一个专门概念。它构造了一个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而绝非一种纯粹的情感或事实的判断。由原典出发，对其进行一简要的分析阐释。公羊家们通过对于《春秋经》的阐释，由“王”、“正月”、“公即位”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形而下的实际政治建制；由“元年”、“春”、“王”建立了一个批判的形而上的理念。然后一总统于一超验的“元”。而此超验的“元”又可为一良好的理性所认识。这一学说乃是真正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大一统”简释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确切地说 ,是儒家经学 ,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的一个专门概念。它构造了一个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 ,而绝非一种纯粹的情感或事实的判断。由原典出发 ,对其进行一简要的分析阐释。公羊家们通过对于《春秋经》的阐释 ,由“王”、“正月”、“公即位”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形而下的实际政治建制 ;由“元年”、“春”、“王”建立了一个批判的形而上的理念。然后一总统于一超验的“元”。而此超验的“元”又可为一良好的理性所认识。这一学说乃是真正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Within the Tension of “Meaning” and “Thing”:A Study of the Opinions of Zhuang Chunyu and Kong Guangsen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刊发了四篇文章：代云红《〈熊图腾〉：在四重语境中的新阐释》、荆云波《中原话有熊，热议四重证据法——福彩·中原人文论坛第四讲学术讨论会侧记》、谭佳《（春秋）与“羲”：“莪”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和谢美英《从〈尔雅〉植物名词看中国古人的器物制造》。     

杨简“道一”“道二”说辨析

“道一”是杨简春秋学的用语，是指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有正道一途。与之相对的概念就是“道二”,是指圣人笔下春秋人物的是非两途。杨简认为“道二”体现了圣人的褒贬之意，而复归于“道一”是圣人作《春秋》的根本目的。复归“道一”的方法则是反求本心，这是杨简最为看重的简易之道。但是在具体的经学解释中，杨简的原心之论又有前后抵牾、顾此失彼的情况，说明将史事简化的方法自有内在的矛盾。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采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     

浅析北宋春秋学的攘夷观——以孙复、刘敞著述为中心视野

宋代《春秋》学者众多，相关著作丰富，春秋学成为经学中的“显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春秋学随着政治抗衡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出现意识的转变。“尊王”与“攘夷”是春秋学的主流意识，北宋偏重“尊王”，南宋侧重“攘夷”。民族矛盾与战争贯穿整个赵宋王朝，“攘夷”也为两宋《春秋》学者所重视。南宋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夷”成为最强的时代之音。而重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伦理纲常的北宋“攘夷”的态度也相当明朗。生活于北宋前期的孙复和中期的刘敞，他们的春秋学的著述经世色彩强烈，其“攘夷观”不仅丰富了北宋春秋学的华夷观念，也针对时政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策略。     

齐一性检验：《春秋》“一人说”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孔子作《春秋》”(“一人说”)的“史学假说”,按“世号分期法”和“等距分期法”调查了各个“时代”的“正品率”“次品率”,经“齐一性检验”,发现诸“时代”具有同样的文献特征,由此得出了《春秋》系出白一人之手的结论,维护了孔子对《春秋》的署名权。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从《春秋》看“神话历史”

在对“神话”与“历史”的双重反思与参照下,华夏文明的历史叙事有其独特的发生形式,它们不仅受神话思维的支配,而且呈现出与所谓神话“历史化”不同的“神话历史”特征。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理解《春秋》的性质与特征,论证有关神话与历史对立与分道扬镳的观点,不但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基因,而且会造成新的遮蔽;重新理解神话概念的穿透性和生成性,是重新进入中国式神话历史的必要途径。     

春秋“西狩获麟”考

麟是中国古代四灵之一,在中国人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神兽.而这种“神兽”的事迹却屡次出现于《春秋》《左传》等先秦权威史书.春秋三传中也记载了孔子对于“西狩获麟”之事的评价,那就说明春秋之麟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只不过当时所获之“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麟”.从先秦两汉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整合出“麟”的本来的面目,它应该是一只麋鹿的怪胎.近几年也出现过不少关于母鹿和母麋鹿长独角的例子,对史书所说的“麟”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史学意蕴

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两句话确实很值得玩味。汉以来学者将《诗》与《春秋》当“经”看待。明清之后有“六经皆史”之说。《春秋》是史书,无庸置辩,但《诗》是不是史,仍有不同的看法。近人多用训诂学的方法,或从史料学的角度说明诗与史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传统史学的功能来看待这一问题,并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形式及其演变,从而阐明孟子的话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灾异”思想管窥

胡安国是两宋理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学者，以《春秋》学名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胡安国“灾异”说的立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以便从中管窥其为学特点及思想倾向。     

从“自…至于…”的两种用例谈起

陈永正《西周春秋铜器铭中的联结词》一曾举这么一个用例：“卜贞：王宾自武丁至于武乙，衣，亡尤。(后上二0六)”。孤立地看，这个用例没有什么问题，但与当时相类的用例对照，却可以发现不妥的地方。例如：癸亥……甲子乞求酉乡翌，自上甲衣至于多后，无祸?三月。(甲骨合集22655)“自…至于…”明显与后面的动词“衣”搭配。以此类推，陈氏认为该结构与第一个动词“宾”搭配，失之牵强。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对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

神话在今日学科体制中归属于文学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后世出现的文、史、哲等学科划分都不足以涵盖整体性的神话。作为神圣叙事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共生,是文史哲的共同源头。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会通视角,是重新进入华夏文明传统,重新理解中国神话历史的门径。从《尚书》《春秋》到《周礼》《说文解字》,古代经典体现着神话思维编码的统一逻辑。参照玉神话与圣人神话的八千年传承,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     

“五霸”考释

“五霸”之说历来纷繁，前人以为有“三代五霸”与“春秋五霸”之别。实际上，任何一个“五霸”说都不是以某一标准（如主持盟会、天子赐伯等）可以归集的，“五霸”的概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自然“神秘”中的“天人合一”——论《红楼梦》与《边城》景象描写之“宇宙情怀”

“天人合一”作为中华审美文化的灵魂,当它实践于文学艺术,便会滋育一种“宇宙情怀”。从神秘体验中升华出神圣“宇宙情怀”,《红楼梦》与《边城》的景象描写堪称典范,它们分别以精湛的艺术表现诠释了自然“神秘”中的神圣“天人合一”,从而很好地实现了“宇宙情怀”这种文学精神的写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