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测算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了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对我国控制权私利进行了度量,在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检验了限售股解禁给控股股东所带来的市场预期收益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同时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规模、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负相关,非流通股溢价倍数、公司负债率、股权转让比例、股权离散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正相关;流通股规模可能并不是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全流通条件下,国有股权转让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     

大股东侵占与外部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了解析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侵占与外部投资者监督的博弈过程,在分析外部投资者与大股东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双方的博弈关系.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成本,监督管理层的收益,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的罚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博弈结果.外部投资者和大股东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都显著影响到大股东的策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同时表明了大股东控制对公司治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公司治理机制与效率分析

公司治理问题的由来在于代理成本的存在，代理成本和公司治理是由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的。因股权融资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包括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以股权人的视角，在对股权融资的代理成本作出界定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与效率度量等方面，对股权人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效率进行分析。     

大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业绩

大量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多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 且大多显示"利益输送"等负面结论, 中国公司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事实上, 在中国, 大股东作为独立法人大多具有其自身经营与财务行为(如近期普遍流行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 这些行为将有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其影响机理及影响结果尚无定论. 结合大股东性质、融资约束等中国制度背景因素,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改善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1)与国有大股东相比,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等原因而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策略; (2)股权质押行为与大股东持股比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相对于国有大股东,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及质押融资更强的"对赌"意愿, 其质押行为与持股比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与国有大股东不同, 民营大股东在质押股权后因担心控制权转移风险, 从而有更强激励来改善公司经营及业绩. 这也表明, 单纯从股权质押融资这一视角, 大股东(尤其是民营大股东)的财务行为可能日趋理性, 其存在并非一味为了"利益掏空".     

协同效应、紧箍咒效应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基于后股权分置时代大股东资产注入行为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倾向于通过注入优质资产来提升上市公司的财富协同效应、盈利预期和股票价格,而在锁定期结束后,大股东将可能重新表现出隧道行为。探讨了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的协同效应、紧箍咒效应,以及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后股权分置时代,优质资产注入对大股东、中小股东和整个社会的财富产生积极的影响,注入资产的优质程度越高,上市公司在资本配置过程中产生的协同效应就越大。②由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限售股解禁后,大股东将会通过隧道行为侵害上市公司的财富,高质量的资产注入将为解禁后的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后股权分置时代大股东的资产注入行为本质上还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当限售股的锁定期结束后,套在大股东头上的"紧箍咒"消失,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重新出现。     

儒家如何影响股利政策?

公平是法制的基本原则.儒家是否与法律相似,会一视同仁地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对儒家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伦理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而且提高了中小股东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上述结果意味着儒家伦理会差别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但传承儒家传统文化不可能削弱法制的治理效果.本文为理解儒家伦理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儒家如何影响股利政策?

公平是法制的基本原则.儒家是否与法律相似，会一视同仁地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对儒家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伦理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而且提高了中小股东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上述结果意味着儒家伦理会差别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但传承儒家传统文化不可能削弱法制的治理效果.本文为理解儒家伦理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香港中资公司股权结构研究

在论述国内外学者关于股权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110家香港中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主要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得出香港中资公司的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司绩效与国有大股东股权比例之间呈现U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股独大并没有成为制约香港中资企业发展的因素,较适中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国有股比例、吸收具有一定比例的外资大股东这种股权结构模式有利于香港中资企业的发展.     

基于跨期投资视角的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研究

目前关于大股东侵占行为的研究不仅多集中于单期模式,而且对跨期侵占问题的研究也尚局限于单期范畴.基于跨期投资视角建立了一个两期侵占模型,来研究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结果表明:1)在两期模型中,控股股东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有所降低,而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则保持不变;2)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持股比例小于该临界值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小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当大于该临界值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大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3)控股股东非短视,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负相关;4)控股股东的两期最优侵占水平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力度负相关,当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增强时,其侵占水平降低.     

中国上市公司各种主体治理机制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实证研究

探索了目前各种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了反映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债权治理、经营者激励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组,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国有股比例与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层持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层报酬均为负相关,且这些相关性会影响单个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工具建立理论模型,对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行为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福利,增大公司风险;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自身福利产生双重效应——财富分配效应和资产减值效应,控股股东最优侵占比例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提高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现象反应的敏感性,增强曝光力度,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控股股东与媒体的合谋会使其更加大胆地通过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高自身福利.     

大股东控制下公司成长期权对投资时机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实物期权模型,研究了在大股东控制下,拥有成长期权的公司的投资时机决策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受控制权利益驱动的大股东会产生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延迟投资行为.(2)当公司拥有成长期权时,成长期权对大股东的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投资行为具有缓解作用,可以使大股东投资时机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更趋接近.(3)成长因子越大,大股东所持股份越多,成长期权对大股东延迟投资行为产生的缓解作用越强,大股东投资时机与公司价值最大化投资时机越接近,在此过程中公司价值上升.最后,对上述结论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和解释.     

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对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83家国内证券公司2007~2012年的非均衡面板数据,考察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证券公司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证券公司。最后,本文还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后股权分置时期大股东资产注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使大小股东之间利益趋于一致,股改后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成为大股东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运用经济学优化方法及折现现金流方法,通过求解大股东资产注入的最大化收益函数,分析了大股东资产注入的内在激励;运用2006~2007发生资产注入的200个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大股东资产注入的相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资产注入规模与公司资产负债比率负相关,与预期注入资产产生协同效应及公司资产规模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此外,资产注入规模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公司股票市盈率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从财务绩效指标(ROE、净利润和ROA)的描述性统计可见,大股东资产注入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业绩。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投资机会与股权结构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

用2001～2005年4927家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检验了公司投资机会和股权结构对财务政策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与其投资机会显著负相关,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公司对高级管理者的现金补偿与投资机会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同时,有证据表明,少数大股东联盟可以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来自并购中上市目标公司的证据

基于第二类代理理论中公司控制权的概念,本文首次从并购中上市目标公司的视角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控制权转移型并购为目标公司创造价值,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通过影响控制权收益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倒U型),并且这种影响受到股东制衡因素的制约。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PPP项目主体特征对隧道行为的影响——基于改进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

PPP项目中隧道行为频发,从各利益主体特征与隧道行为的关系出发,选取A股PPP概念板块中360家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一种可解决存在关键和潜在门限变量门限效应的二阶段改进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各门限变量下两权分离度对PPP利益主体隧道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基于政企合作度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分类下的一般门限变量均存在门限特征。具体而言,政企合作度越高的PPP项目主体,在较高的负债和股权制衡度以及较低的银行债务和股权集中度下,两权分离度越能降低隧道行为;企业性质规模越高的PPP项目主体,在较低的银行债务比率、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下,两权分离度越能降低隧道行为,而较低或很高的负债都将引发隧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