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律思想中的治国之道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依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法家人物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从早期的管仲、李悝、商鞅,直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提出以法治国的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对后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一、缘法而治的"法"的基本特征法家治国之"法"必须具有强制性。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中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     

孔子与韩非子德育思想的比较及其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孔子与韩非子分别是儒家与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德育思想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孔子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而韩非子的德育思想核心内容是法、术、势结合的理论,尤其强调法。他们各自主张的德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仍有借鉴的意义。     

韩非“法”治哲学探微

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建立在他＂凡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韩非的法治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法＂论。纵观《韩非子》,它的＂法＂、＂术＂确实与＂道＂、＂德＂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可以这样理解,人性论,＂道＂＂法＂之论,二者合一,才能使完整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成立。本文试图从《韩非子》中的＂道＂＂法＂之论出发探析韩非法治思想,以窥韩非法治哲学的根据。     

论郭沫若对韩非研究的失误

郭沫若对君主执“术”的控制对象－“潜御群臣”－－扩大为“驾驭臣民”，离开了韩非的本意；而韩非的“术”控理论稳定而成熟，旨在“法”“术”结合，整饬吏治。郭对《难势》的批判，将原作“抱法处势”的概念换作“任法用术”；该篇“复应之日”是韩非法治理论的精髓，主张“法”，“势”结合，论证法治胜于贤治，又不否定肾治，郭称其为“诡辨”，输于学理。郭据《定法》称韩非为“法术家”，但据《难势》韩非还主张“法”，“势”结合，他是主张“法”“术”“势”结合而以“法”为核心的法家。郭有时直接贬韩非为“术家”，“偏恶引起偏失”。韩非对“法”的研究有“纵失”和“横失”，玉有石璞，其来有自。对原作的发掘，尚须艰苦工夫。     

商鞅通识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分析

“商鞅法家论”为牵强附会之论,前人对他法家身份印象深刻主要源自于商鞅在秦国变法期间以法家思想构筑变法核心,以致妇孺皆识“商君之法”。事实上,商鞅不是一位仅通晓法家思想的专才,而是博通各家思想的通才,他是通识教育下的产物,也是通识思想的卓越践行者。因此,商鞅变法是商鞅糅合诸家思想精华部分（以法家学派思想为核心,其他学派思想为分翼）的变法图强运动,这是秦国变法效果优胜于六国变法的重要原因,更是通识思想在这一时代的合理运用。     

法治——中国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主导社会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最能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法治”思潮,逐渐成为这一历史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这表现在：“法治”思想成为各诸侯国革新运动的旗帜;“法治”思潮的主要先导和推动者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李斯、韩非等大都得以当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学派人士转而成为法家大师,有的颇具“法治”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法治”思潮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从“省刑寡罚”到“厚赏重罚”——法家刚性管理思想简论

先秦时期法家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始终抱持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强势,这一管理方法与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的刚性管理理论是相通的。春秋时期管仲的管理方法具有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倾向。战国早期的商鞅认为刑罚是管理的最重要手段,具有明显的刚性管理特征。战国晚期的韩非提倡"厚赏重罚",强调"正强化"和"负强化"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具有典型的刚性管理特征。经过管仲、商鞅和韩非等人建立的法家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学中的刚性管理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体系。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略论商鞅和韩非理性主义的战争观念

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本是“卫之诸庶孽子”,“少好刑名之学”。韩非(约公元前二九五—前二三三年)本是“韩之诸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①按照传统学术流派的划分,他们同属战国法家一派,都是思想大家。具体而论,商鞅活跃于战国中期而韩非生活在战国     

略论韩非子的消费思想

韩非子作为我国先秦时期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谈到法治问题时阐述了他的消费欲望观、消费道德观、消费与需求关系观、奢侈消费观，这些观点有对有错，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值得深入探讨。     

刘向使外戚上变事始末

[]?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文化舞台上,刘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精忠不渝,历事宣、元、成三朝,三度被废,三度复起,一生捍卫刘氏宗族,与宦党、外戚坚持斗争.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初元二年的使外戚上变事是决定刘向一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与宦官石显、外戚许、史围绕灾异展开交锋,最终经生集团落得大败.刘向的变事既体现了他捍卫宗族的忠心,也反映出早期刘向在政治斗争中的不成熟.而历西汉元帝朝,围绕刘向的这次上书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实际是经生集团与宦官、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的缩影.本文通过记述刘向使外戚上变事的始末,并分析刘向在变事写作上的得失,试图勾画出西汉元帝朝初年的政治格局与变动,以及揭示刘更生前期的奏议写作的政治背景.     

试论杨增新统治时期治理和阗的政策

杨增新上台伊始,在和阗地区即面临妥善处理“策勒村事件”和镇压当地哥老会两大问题.直至策勒村案件了结、和阗地区的哥老会基本销声匿迹,特别是乘镇压哥老会之机将军队驻扎到和阗,杨增新逐渐将势力渗入该地,并通过建立地方政权、整顿吏治、加强宗教管理、发展经济等措施开始了对和阗地区的治理.对和阗地区的治理,是杨增新治新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通过对其得失进行分析,可以加深对杨增新治新思想的认识.     

从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演变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

介绍了汉初诸帝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实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事件；说明了汉代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过程；总结了中国历代分封、削藩对地方政区制度的影响。     

秦汉方仙道的弥漫与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祥瑞灾异论

秦汉时期,方仙道炽热弥漫。董伸舒吸纳秦汉方仙道炙热背后所弥漫的祥瑞灾异说,将其与阴阳五行结合。借助祥瑞灾异论,董仲舒一方面为其大一统的“忠君”理论张目,一方面又力图贯彻儒家的“王道”主张。     

五行生胜与秦汉政治

在古代,五德说是从天道角度证明政权正僭的主要理论工具。战国末年的学者邹衍是此种理论学说的始作俑者,他以五行相胜为框架,创建了五德终始说,构造了一个从土德黄帝开始、至火德周朝结束的帝德谱。秦始皇接受邹衍学说,把本朝的属德确定为水,使邹衍版帝德谱完成了一轮循环。西汉高祖以汉为水德,并获得了张苍的论证。武帝太初改制,以汉为土德,使在文帝时代就已经酝酿的德制改革成为了事实。西汉末年,五德终始说为新五德终始说所取代。后者的创立者刘向以五行相生为框架,从木德包羲（伏羲）开始,推演出汉为火德。但其帝德谱未能证明作为＂尧后＂的汉与尧同德,这一缺陷后来为其子刘歆所弥补。刘歆通过所谓的《世经》,以在木德与火德之间安插＂闰统＂和让＂少昊金天氏＂继黄帝的办法,实现了尧汉同为火德。但其动机不是想维护刘汉的统治,而是想为新莽篡汉张本。在两汉之交,谶纬家们还通过＂感生＂安排,在五行相生的框架下创制了第三个帝德谱。这个帝德谱以＂玄圣＂孔子,取代了＂闰水＂秦朝。     

商鞅的普法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商鞅的普法思想是其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主张国家和政府要守信用,要有公信力;强调法律必须“明白易知”;加强制度建设——“为法置官吏”;法官问责制;奉行“重刑主义”。对今天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魏源辅政艺术研究

作为身处后台的幕僚，能否施展自己的治国韬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其辅政艺术，既使如魏源这样的旷世哲人也概莫能外。魏源人生的黄金时期，基本上是在幕府中度过的，他的主要思想大多成形、成熟于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理想也多是以参谋辅政的方式进行实践的。毕生追求“经世济用”的魏源，充分利用幕府这个难得的行政参谋平台，以择木而栖、与时而变、为国而谋、躬身而为的精妙辅政艺术，将改革开放思想融贯其中，使其“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除草弊政”的政治抱负在混浊的政治环境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施展。     

论“甬上四先生”的存养工夫

“甬上四先生”除杨简外,都表现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融汇主张。舒磷的存养工夫表现出“平实”的色彩,他不太注重通过自身的冥神苦想达到对“本心”的领悟和融通,而是更多地依靠自身的渐次努力淬炼道德品质。舒磷很少讲象山倡导的“易简功夫”,倒是有一些去欲存理的渐进工夫。沈焕的精神气质与思想风貌与舒磷比较接近,在尊崇德性自觉,发明本心之善的前提下,还是着眼于躬行实践的踏实工夫。杨简讲“绝四”工夫,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将重点放置在“毋意”上,让本心保持一种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明鉴”的状态。通过“毋意”的修养工夫便可维护本心之善,使“心”恢复到寂然不动和无尘无垢的本来状态。袁燮认识到“先立乎其大”是引领人们从事存养工夫的先决条件,“心”与事物相接时要做到“以道理观之”,道理准则的运行依赖本心的知觉功能,强调本心是人的先天固有的,也承认后天环境对人的铸造,在修养论上呈现出调和的色彩,注重精思与兢业的并进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