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元至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滇西地处西南边疆,自然地理环境独特,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王朝在该地较早地推行了土司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地理位置的特别、民族分布的现实、历史沉淀的作用使滇西土司制度形成了独具的特点.独具特色的滇西土司制度对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着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由于列强对西南边疆的贪觊,不断地向西南边疆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西南边疆问题被迫卷入了国际化因素,这也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庞杂,存在着政教合一、土司制度等政治制度,增加了西南边疆问题的复杂性。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社会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演变的表现,也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缩影。通过对西南边疆复杂社会政治生态的分析、总结,对于深刻认识近代西南乃至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与严重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形成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历程的理性认识。     

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人才策略

两汉时期我国历史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一.边吏作为汉王朝派往西南地区的最高管理人员,在协调汉王朝与西南边疆民族的关系、稳定边疆局势、传播内地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试从边吏对西南边疆治理所取得的实效,分析两汉王朝西南人才开发运用的合理性.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汉代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考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之后三百余年间,或因中央王朝为加强在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而通过的行政手段,或由于统一而自然发展的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往来联系,大量中原内地人口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     

中长时段视野下的边疆史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理论,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本文以边疆观念史与边疆治理史、边疆经营史与边疆开发史方面的问题为例,应用中长时段方法做新的审视,认为古代的治边观与边疆治策经历了动态发展的过程,元代的土官制度是前代羁縻之制的重大发展,并开创了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南北有别的时期;历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可分为秦汉至宋以及元至清两个差异较大的时期,不同时期经营边疆经济门类的重点亦相应改变。     

试论明王朝经营云南之策及影响

明朝统治云南,上承蒙元,下启清朝,是云南地区加快与内地同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初军事上征服云南,为云南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伴随而来的汉族移民奠定了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使得内地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迅速传播到西南边疆地区,尤其是儒学教育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边疆地区教育的发展。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土司地区的统治,明王朝在部分地区不断尝试改土归流,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清朝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借鉴。     

西南边疆艾滋病疫情发展与公共卫生管理创新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西南边疆一直是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近十年来,西南边疆艾滋病疫情发展蔓延显现出的公共卫生危机,必须予以高度警觉。从西南边疆艾滋病疫情发展的特殊实际出发,创新公共卫生社会管理、提高公共卫生管理水平,是化解边疆艾滋病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路径,亦是防控艾滋病的治本之策。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和谐问题

在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对少数民族国民教育和民族教育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和谐问题,以人为本,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成为民族教育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试论汛塘制度与清初云南经济的发展

清初在云南实行的汛塘制度,遍布于全省各地,深入到边疆山区。在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和山区控制的同时,汛塘兵丁与山区人民共同开发生产,促进了云南边疆和山区经济的发展,为云南农业、矿冶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汛塘制度的实施是清初云南边疆和山区开发的推动力量。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与以往相比,宋元明清诸王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特点。两宋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方略,在具体的边疆政策上,体现为明显的消极“守势政策”,然其传统夷狄观念甚为强烈。元朝尤其是前期秉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开疆拓土十分积极,同时,元朝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较为淡薄,但其民族政策开明与落后并存。明朝治边方略核心是“守在四夷”,其重点是防范北部边疆的蒙古势力,在南方地区,其策略则是守境安民,达到稳定的目的。清代前期的治边方略仍是“守中治边”,但对边疆地区持有积极态度,后期治边思想与方略的局限性逐步明显。     

试析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中国的封建王朝为处理与周边民族地区及海外各国的关系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明廷根据藏区土司朝贡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作为土司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朝贡制度,依次来强化藏区土司制度,以便有效治理我国广袤的藏区。文章对于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类型、贡道、贡期、朝贡者身份及朝贡人数、朝贡物品及赏赐等方面剖析,揭示明代藏区土司朝贡制度的内涵。     

明清云南地区治理思想与治策及其比较

历代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经营经历了由浅至深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明清时期云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这首先是明清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随之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如政治上加大内地化的力度，经济上积极开发，文化上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通过广泛设立各级学校使以儒学为核心的内地文化逐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从而把云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当然，明清对云南地区的经营并不是雷同化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显著的阶段性、继承性等特点。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明清时期漕船的趱运

明清时期,为保证漕粮船只按时抵达目的地,朝廷分别委派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对漕船进行催趱。明初,中央官员的委派并无定制,自万历六年开始以御史为专职催趱漕船的中央官员;清承明制,直至清末。催趱漕船的地方官员,明清两代略有不同。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国家命脉,视漕粮为＂天庾正供＂,朝廷设官派员,专司催趱之责,及由此而起。然而在催趱漕船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     

元清两朝在云南边疆地区的政治治策及其比较

元朝、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继承了中国历代治国方略成功经验的同时,都根据所处的时代特点,在云南地区制定并实施了顺应历史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但其政治经营活动在一些做法、手段上亦有较大差异。比较分析元清两朝在云南地区的行政建制、宗王制度与藩王制度、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等重大措施,反映出元清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认识程度,客观上体现出内地与边疆一体化进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