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近五年何其芳研究综述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于何其芳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近五年来,学界对何其芳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分析了何其芳的童年生活以及对他创作的影响因素,＂何其芳现象＂的以及他的前后期的创作研究,何其芳研究的科学发展。     

陆游“汉中诗词”爱国主义情感内涵的书写

南郑是诗人陆游践行人生理想之地。为此,他留下了三百余首诗歌、十首词来记录南郑那段令他魂牵梦绕的生活。这些＂汉中诗词＂闪现着诗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地位。     

里尔克诗歌中的“沉默”

诗歌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占尽了＂无声的语言＂的风光。里尔克以诗歌语言呼唤沉默。沉默由生活中的＂不语＂,化身为诗歌中的负面的、反逻辑的表达。本文试通过对里尔克诗歌的文本分析,探寻其诗歌中沉默的存在,以及由此表现出的,诗人对于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言不可言的反讽模式。沉默是被命名的前提,诗歌借由蕴含着言说之根的沉默,实现对无名的召唤和命名,既重拾了对语言的信任,也产生了神秘、朦胧等奇特的美学效果。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叶赛宁诗歌“通感”的艺术手法

钱钟书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通感"的概念,即"以感觉写感觉"。俄国象征派诗歌中大量运用了这一艺术手法。与象征派诗歌不同,叶赛宁以"诗人对世界的感觉"将其运用得出神入化,在其诗歌里,他塑造了一系列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知觉意象,通过这些意象的塑造,表现了年轻诗人对生活、对大自然真挚的热爱。     

忧郁的歌者·追问的诗人--《预言》疑问手法的解读

早期何其芳是一个不断追问的忧郁诗人，忧郁的内容随时间的发展而改变．在《预言》中，疑问手法的大量运用强化了诗歌的忧郁色彩，展现了诗人的思想变化，解读其疑问句，就可描绘出何其芳早期心路历程：爱情迷恋——人生困惑——人性思索．     

李白与多恩诗歌中“及时行乐”主体的比较

李白与多恩是中英两国盛世中的天才诗人,相同的时代背景与相似的人生经历对二人心灵上的冲击,使他们的诗歌在＂及时行乐＂这一主题上存在着诸多的可比之外。     

禅宗的“不立文字”与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中的“重意轻言”

禅宗标榜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维方式渗入到我国古代诗歌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使我国古典诗歌越来越强调＂意＂,使中国古典诗歌在诗歌理论、创作与欣赏方面都体现出一种＂重意轻言＂的艺术态势。     

从“水”到“太阳”海子长诗风格转变的原因及其启示

海子长诗的创作在核心意象上有一个从“水”到“太阳”的转变。背后是诗歌情调和诗歌境界的变化。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导致诗人旧我的灭亡，新我的重生。基于对生命的沉思，海子的长诗风格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他的诗学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现象对中国诗坛的启示值得关注。     

试论汪莘“诗源太虚说”

宋代理学家汪莘认为诗歌散见于太虚之间,需要诗人通过其才智才能够看到,最终表现为诗歌,并且通过诗歌可以起到＂观其时＂的效果。     

“比兴”走向“感兴修辞”的“内在理路”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比兴＂是一个富有包孕性和可阐释性的核心范畴,对其认识人们经历了由原初两种各不相同的诗体到诗歌表现手法和诗的特征等几个阶段,并进而发展为诗歌发生、创作、本体、接受和批评等各种＂比兴＂思想或观念。王一川提出的＂感兴修辞＂理论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文论＂比兴＂理论在其＂内在理路＂上的发展与当今后现代语境下个体化理解的创造性出场。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从“抒情”到“书写”——杨亚杰的诗歌

湖南女诗人杨亚杰20余年来一直默默坚守着诗歌圣坛，先后出版了诗集《赶路人》、《折扇》和《三只眼的歌》。她最近出版的《三只眼的歌》标示出她诗歌内容的深化和风格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独创性。其诗歌逐渐融入诗人生命的本真状态，成为一种朴素而带有诗性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从有意而为之的刻意“抒情”到自然而然的随意“书写”，从匆匆“赶路”的激情奔涌到俯仰宇宙的从容表达。     

从唐代送别诗看“诗言志”的意蕴

送别诗并非如传统观念认为的重在写离别相思或故人情谊,而往往是诗人＂彼时彼地＂心绪的直接反映,而这种心绪更多地与诗人的现实境遇和理想抱负息息相关,是真正的＂以诗言志＂。送别只是触发诗人内心真实情绪的一种媒介。     

浅论王维诗画之“禅意佛性”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被称为＂诗佛＂,他是十分精通佛理的诗人,是＂当代诗匠,又精佛理＂。特别是王维的山水诗造诣精湛,他的作品最受尊崇的艺术典范。古人说他的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也毫无夸张。另一方面,王维的画作,也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     

《病玫瑰》的象征手法及其它

本文运用象征主义的诗歌分析方法，赏析了美国诗人布莱克的《病玫瑰》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它给我们提供的在社会意义上的探索和美的享受。由此引申到有关人类生活状态问题上的一些探讨，这也是诗歌所提供给我们的联想空间。     

论七月诗派“人诗合一”的思想

七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该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诗学观点就是"人诗合一说".虽然中国自古就有"诗品即人品"的说法,但是七月诗派赋予了它更加深广的内涵,认为做人与做诗是一体的,二者互为印证.一个真正的人本身就是一首诗,即令他不曾写过一行诗句.诗人与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真诚地生活与勇猛地战斗是诗人的神圣职责.     

论《致他羞涩的情人》中的“陌生化”

安德鲁·马维尔是玄学派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在《致他羞涩的情人》结构上和语言上的"陌生化"手段,成功地为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中的一个概念,是通过不同的文学技巧将熟悉的文学事实变得陌生,唤醒读者去感受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马维尔在《致他羞涩的情人》中糅合古典派诗人的说理与浪漫派诗人的言情元素,大胆运用奇思妙喻,在诗歌的结构和语言上打破了传统爱情诗的桎梏,完美地呈现了诗歌主题,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新生代”诗人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新生代诗人的诗歌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朦胧诗的滋养,但更多的是反叛和背离,并进行反动性书写。"新生代"对"新诗潮"的反动性书写实际上标示了他们张扬个性、关注人的本质的一面。"新生代"诗歌在诗向个人回归的进程中有它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诗歌过于关注琐细的日常生活,导致了诗歌高远阔大意境的缺失,而诗歌回归日常生活本身也给诗歌染上了些许卑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