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知音》篇“见异”论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提出＂见异＂概念,用＂形器易征＂与＂文情难鉴＂作对比,引出识鉴＂文情＂问题。鉴照＂文情＂的三个条件：一、圆该,二、博观,三、见异。鉴照＂文情＂的标志——见异,其内涵包括同中之异、众见中之异者和某物或某事的特质等。＂见异＂是获取＂知音＂的理想状态。     

西汉音乐思想述评

西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仅就音乐思想方面作一扼要述评。在汉代诸学者中,以司马迁最为突出。他的《史记》不但开了我国记传体史学的先例,而且在音乐思想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如他在《乐书》中写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政)和;     

从《文心雕龙·知音》看刘勰对接受主体的重视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无论是论鉴赏还是论批评，他都十分关注接受主体，并非常重视接受主体──读者的关键作用。为了纠正不良的心理偏向，刘勰提出了接受主体必备的条件──“博观”，即“操千曲而后晓音，观千剑而后识器”。     

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刍议

《文心雕龙》中的《知音》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批评论著。作者刘勰认为知音难遇既有批评者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上,文学批评具有复杂性,缺乏客观标准。主观上,批评者往往存在"贵古贱今"、"祟己抑人"、"信伪迷真"和"知多偏好"等心理偏差。为了避免文学批评中的种种偏差,刘勰提出批评者应圆照而博观,具体应做到"六观"。如此,才能成为作者的知音。     

钱钟书论文学的虚拟性

钱钟书认为“史有诗心、文心”,这里的“诗心、文心”主要指涉的是文学的虚拟性。对此可以从其反复阐发的两个命题来理解：“诗可凿空”;“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对文学虚拟性的强调,凸显出钱钟书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二十世纪以来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反驳。     

“文情”略论

作文与情感的关系，《诗经》最早涉及。之后，汉代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有“情者，文之经”、“辞以情发”之说，而唐代柳冕提出的“文生于情”的观点最为著名。这些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情感与写作的关系，强调了情感对写作的重要意义。由于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因而文章中的情感与读者也就有了关系。这种关系，前人总结为“情生于文”。但“情生于文”却不易做到，是需要一定写作功底的，若注意“文情贵独”，掌握一些表达情感的技巧，则“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扩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庄子“物化”的审美观及其影响

“物化”是我国古代美学独特的范畴,最早发端于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包容关系并把它作为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基本上是先秦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如《达生》篇所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庚桑楚》篇郭象注:“灵台,心也。”,意谓人心中包含着天地自然,突出了“天”的自然含义。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必须通过“物     

谈“知声、知音与知乐”

知声、知音与知乐,虽然是三个近义词,却体现着音乐欣赏从外层“音响感知”到里层“感情体验”,再到“理性认识”完整的音乐欣赏的心理过程。并且充分地体现了欣赏者与作品主、客体相互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声”即音响,是感知的物质手段,是激发听者情感体验的信号,是听者从感性到理性心理     

从《文心雕龙·知音》篇看刘勰的文学创作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重点讨论的是如何正确鉴赏文学作品的问题。然而他对于文学鉴赏问题的论述,客观上也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与要求：文学作品俨然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创作必须蕴含创作主体的性情和心灵,作品在外部风貌上要达到“文”与“质”的统一,同时在作品内容上也要体现出“文”与“情”的统一和“文”与“心”的统一。     

刘勰对孟子“知人论世”观的传承

从《文心雕龙》这部巨著中，我们可以看见孟子的文学理论观“知人论世”对刘勰的影响。刘勰博览群书，杂观百家对各种文学体裁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分类研究。刘勰既通历史又晓人情，进而以窥文情。整个《文心雕龙》的创作就是一次“知人论世”观的批评实践。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公孙尼子与战国诗乐理论

《乐记》是七十子后学公孙尼子关于《诗》乐的论著。公孙尼子几乎完全忽略了诗乐的娱悦人心的审美价值，而全副精神所关注的是诗乐的道德意义。故而提出了“音与政通”“乐以象德”的《诗》乐理论，以《雅》《颂》之创制，旨在节制人情，导引人心，使社会秩序化、道德化，并对《风》《雅》《颂》的音乐形象与道德内涵作了描述。反映了战国儒家学派中兴起的以道德教化拯救颓世的思想潮流。同时《乐记》也披露了关于《诗经》音乐形态的信息与不同于《毛诗》的《诗经》传本信息。     

从《诗品序》看文学源泉说的继承和发展

从《诗品序》看文学源泉说的继承和发展韩美娟韩凌《诗品》是我国齐梁时代文艺批评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最著名的诗话。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说：“《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盖群言，而《诗品》深从文艺溯流...     

庄子的"言不尽意"在唐代言情诗中的反映

庄子认为：大道无形，大音稀声，故有“言不尽意”之说。本文通过对唐代言情诗的具体剖析，说明庄子这一观点对后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积极影响。     

略论《战国策》对汉大赋的影响

历来文学史家之论赋源,多溯及《诗经》、楚辞。班固在《两都赋序))中首先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氏以后,依《诗》立论者,代有其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承其说并加以发展,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后人也大多持这观点,认为《诗经》为赋的远源,楚辞为赋的近源。“《诗经》楚辞赋源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不很准确之弊。众所周知,代表汉赋最高成就的是以京殿苑猎为主要内容的汉散体大赋(以下简称汉大赋),并不是骚体赋(这种赋体主要是接受了《离骚》的影响)汉大赋的创作精神、文章结构、铺陈手法、句法组织等都与《诗经》、楚辞大相径庭。班固当时之所以模棱两可地说赋乃“古诗之流”,主要是因为汉代以经学为文学标准,认为《诗经》都是政治诗,并由赋的     

浅谈汉诗英译

(一) 汉诗兼有音(韵律、节奏)美、形(诗体格式)美、景(物象、事态)美、情(情思、意趣)美。汉诗英译如何处理原诗的音、形、景、情,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诗言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可见古人论诗、评诗,多重在志、思、情、义。因此,诗情,即诗的志、思、情、义,是一首诗的根本。汉诗英译,首先要准确传达原诗所表达、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也就是所谓诗情。否则,便要产生根本性的错误。     

《文心雕龙》的声律论及其对新诗形式问题的启示

《文心雕龙＆#183;声律》在我国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的自然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听”、“外听”、“和”、“韵”等范畴，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声律理论体系，体现了刘勰对心与声、音与韵两个层次的和谐的追求。在新诗百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两种相对的、较为片面的主张，在诗坛遭遇危机、新诗读者流失殆尽的今天，重新审视刘勰的声律理论，无疑会让我们对新诗形式问题有更为正确的认识。     

《孝经》：承接伟大的文化传统

《孝经》一书，正文仅1800余字，但地位极为特殊。有学者认为《孝经》之称为“经”尚在汉代立太学讲《五经》之前，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有“大本”、“总会”之称，可谓经中之经。“学”、“教”、“孝”三字形、音、义均有其相同的形态，即均与“爻”字相关，解为上行下效之“效”。父祖行，子孙效；圣人行，贤人效。凡我华夏子孙，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殿以《孝经》，其意欲以绍述三代文明为期许，以承接神州固有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则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刘勰人定林寺依僧佑原因新探

青年时期的刘勰曾入定林寺依僧祜十余年，原因何在，现众说纷纭。代表性观点有“家贫说”和“信佛说”，也有学者认为刘勰入寺是欲借僧祜的关系结识权贵以求仕进。但这些说法都遭人质疑。结合《文心雕龙》表现的思想和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刘勰入寺的主要目的，应是借寺庙良好的环境，积累才学以求仕进，并留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