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的尴尬—兼论清代学术主流的命名

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清代学术，其命名一般有“汉学”、“朴学”和“考据学”三种说法。比较而言，“考据学”的说法更合适一些。因为，“汉学”会引起歧义，而且因学者们对其所指范围的看法不同，往往会遗漏重要学者和学术成果；“朴学”之名又难于体现清代学术特性。所以，既能较好反映学者治学特点，又能对清代学术兼容并包的“考据学”之名似乎更准确一些。     

关于吴烺生平的一点注记

目的 考证清代学者吴烺(1719-1771?)的生平,分析他取得成就的原因及对清代学术的影响.方法 文献资料考证.结果 根据史料记载,修正了以前关于吴烺生平考证的疏漏,考察了吴烺学术思想的渊源.结论 吴烺的治学观点受到了当时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他的工作对推动清代经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钱穆对清代学者的比较研究

钱穆善于用比较的方法评论清代学者,而且运用得娴熟精妙。纵观清代学术史,钱穆最为推崇的是清初诸儒之学,他高度评价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其在清代学术中的开山地位。在对乾嘉学术的论述中,钱穆一改前人只重视乾嘉汉学的传统,而通过比较的方法,以较大笔墨对乾嘉宋学及乾嘉别派进行分析论述,并认为追求义理的宋学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在晚清学术研究中,钱穆反对烦琐的汉学考据,而颂扬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     

钱穆对清代学者的比较研究

钱穆善于用比较的方法评论清代学者，而且运用得娴熟精妙。纵观清代学术史，钱穆最为推崇的是清初诸儒之学，他高度评价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其在清代学术中的开山地位。在对乾嘉学术的论述中，钱穆一改前人只重视乾嘉汉学的传统，而通过比较的方法，以较大笔墨对乾嘉宋学及乾嘉别派进行分析论述，并认为追求义理的宋学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在晚清学术研究中，钱穆反对烦琐的汉学考据，而颂扬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史 ,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和学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 ;治学主张中西文化结合 ,并且对清代学者治学精神与方法进行总结概括。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论戴震的治诗方式及其成就

清代经学主要以考据学为特征,戴震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专家。戴震治诗主要通过博考百家,识断精审,从而取得同位同声通义、假借等开创性的音韵成就,启发引导了后人的研究。戴震的学术追求成为一代学术思潮,同时他的治学方式也影响了清代学术走向。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史,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和学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治学主张中西文化结合,并且对清代学者治学精神与方法进行总结概括.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朱彝尊诗歌新论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创作博取群籍，论诗以取材博者为尚。他资书为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经、史等学术入诗；二是用典用事广博而僻奥；三是选词用字讲求来历。朱彝尊倡导了浙诗派乃至整个清代宗宋诗派资书以为诗的风气。     

出土文献与清代《说文》研究

宋、清两代积累的丰富的出土文献成果,为清代《说文》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材料。而以王筠为首的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说文》研究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除基于他们扎实的＂小学＂功底和敢于利用民俗材料、敢于利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等学术创新因素外,亦与他们敢于将前人之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广泛运用于《说文》研究领域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代学术与赵翼的治学特点——赵翼文史新探之七

清代著名学者、诗人赵翼文史兼擅、博通古今，其治史，既不同于吴派之整辑排比、参互检讨，也不同于皖派的字斟句酌、讲求古义，而多以史为鉴，裨益于当今之治理。其为学，每每能体现出一种理性的自觉，更多关注的是有用于世、有益于人，选择了一务既做学问、又不使学问流于空虚无用的独特治学路径。其为文，所思考的也是以文字“补时阙”。即便考据之学，也少枯涩，而使之带有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大众化色彩。赵翼学风的涵养，与清代学术发展及地域文化关系密切，研讨其治学特点，可管窥清代学术内涵的一个侧面，亦有补于今世。     

王树民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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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王肃的古书作伪及其影响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当时和此后的稀缺文化资源。魏晋时期,王肃为了推翻郑学,开始制造伪经。《孔子家语》及《孔丛子》就是他的伪作,并且在学术界流行很长时间;两宋之际,吴棫首先对《古文尚书》辨疑,到清初,阎若璩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撰成《尚书古文疏证》,系统地考辨了《古文尚书》之伪。     

白族经学巨擘王崧思想新探

王崧是正史列传的白族学子,是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思想体现了当时白族文化精英受汉文化影响的情况。在完成《王崧诗文选注》过程中,在标点和注释王崧的《乐山集》、《说纬》等古文著作和散存在各种典籍中的王崧遗诗的基础上,产生了对王崧思想的一些认识和体会。认为王崧的哲学观、道德观、历史观都是服从于他的“启德教化”以“安民达治”的政治观的。     

论汉初经学对藩国文学的渗透

汉初经学以藩国为盛。为经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但有藩王、藩臣,还有布衣之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汉初轻视儒生,不重视《诗》、《书》;另外,某些藩国所在区域历史上就有浓厚的治经氛围。经学以文学为载体,文学也记录了经学发展的情况。汉初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赋、文上。     

论李绂的道统史观

李绂是清代心学的重要人物,他主要通过编纂学术史的方式,以《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来奠定他的道统史观。同时,他还在一些散论中对其道统论进行了重要补充,建立了一个上起唐虞,下至王阳明的甚至包括程朱的庞大而复杂的道统体系。他将整个儒学史视为一部心学史,对于陆王心学的道统论作了最后的总结。     

“统系”之变与宋初儒学的复兴

经历了唐末五代一百多年的世乱道丧之后,宋初学人以重修道统谱系为契机.掀开了儒学复兴的序幕.他们将萄卿、扬雄、王通及韩愈四人尊为"圣贤"而补人"统系"的做法,既出于儒学自身创新求变的学术探索,也意味着部分学者以儒道精神关照现实、救治"时弊"的文化自觉;此举不仅拉近了儒教与现实社会的距离,更拓展了宋初儒学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佛老猖獗和"师教"缺失等客观因素,为重修"统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庆历新政"以后,随着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新"统系"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传统儒学向"宋学"的推移和发展,荀、杨、王、韩等人的"圣贤"地位也受到质疑,而宋初新建"统系"的影响遂宣告结束.新"统系"学术生命的获得与消失,既有政治文化传承与变革的复杂背景,又体现着传统儒学向"宋学"演进的内在轨迹.     

胡瑗易学思想与中庸之道

胡瑗在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不仅首先自觉倡导"体用并重"的学风,并将之普及于社会,而且博通儒家五经,长于易学,继承了中唐以来的疑经惑古思潮,体现了宋学疑经、改经的学风。胡瑗在易学中表述了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主张,将儒家的仁、礼与中庸对应起来,表达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胡瑗易学思想与中庸之道

胡瑗在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不仅首先自觉倡导“体用并重”的学风，并将之普及于社会，而且博通儒家五经，长于易学，继承了中唐以来的疑经惑古思潮，体现了宋学疑经、改经的学风。胡瑗在易学中表述了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主张。将儒家的仁、礼与中庸对应起来，表达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洛阳太学的经学研究与传播

研究了洛阳太学的发展沿革、东汉太学对古代主流文化的代表儒家经典的传播争发展,着重研究了经学在太学传播的对象、方式、内容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