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苏维埃化与苏联物理学的兴衰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的苏维埃化促进了苏联物理学的快速发展,50—60年代苏联物理学一度处于繁荣时期。但是,在科学苏维埃化过程中,很多科学家遭受迫害,意识形态对科学严重打压,苏联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被人为隔离,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苏联科学的发展,为苏联物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论贝尔纳科学治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贝尔纳运用社会互动论的思想,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科学的运行模式,指出现代科学建制内存在三足鼎立、相互作用的科学共治主体,即:科学家、政府、群众。他特别强调在科学界与政府以契约方式管理科学事务的同时,群众作为科学活动的最终委托主体,其对科学的民主参与是科学健康发展和造福人类的根本保障。贝尔纳还从多个维度对国家宏观科学活动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探讨,其规划与自由有机结合、向人民开放、不拘形式的合作和内部民主等社会主义科学观,蕴涵了当代科学治理思想的萌芽,对中国科学发展与科学治理模式的探索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同时,贝尔纳科学治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需要克服和超越。     

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Bio—X Program

当代科学的迅速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学科交叉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增强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是国际科学界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一些国际著名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等，近年来都投巨资成立了跨越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科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集中物理学科、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不同学科专家的智慧，以促进以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学科交叉和渗透。在斯坦福大学，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倡导确定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Boi-X Program)”，并且为此建设了一座专门大楼（The Clark Center)。现将该计划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试论物理学在21世纪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

从物理学的现状及发展现状，物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与高新技术的关系、与高科技人才培养的关系四个方面论述了物理学在21世纪仍将是整个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带头学科，物理学在21世纪将继续辉煌，并可能更加辉煌。     

“反对世界主义”与苏联科学的厄运

20世纪40年代末期,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世界主义"的政治运动,科学界也未能幸免。意识形态对科学的粗暴干涉导致苏联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彻底毁灭、物理学也遭到冲击,一些科学家遭到无端指控和迫害,苏联的科学事业遭到重创,其教训值得借鉴。     

数学—物理学关系的哲学——当代物理学哲学研究的新趋势

数学—物理学关系的研究是个古老的话题,但其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一直独立于物理学哲学的研究方法。21世纪以来,由于物理学理论与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这一话题逐步内化于物理学哲学的论题之中。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数学与物理学关系讨论的朴素特征、20世纪数学与物理学关系研究的两种进路、21世纪内化于物理学哲学的数学-物理学关系的哲学,指出数学-物理学关系的哲学是当代物理学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朗之万在中国

1931年,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作为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来华,与中国学界进行了广泛交流。他亦受到我国物理学界的热烈欢迎。本文叙述朗之万在华科学活动,他与中国物理学家的学术交往,及其在中国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术界以一种开放态度积极融入世界科学发展潮流,朗之万对中国物理学走向世界起到了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文地理学批判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科学领域各个学科中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内容的批判运动。本篇文章在梳理科学批判整体浪潮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批判的背景、过程与特点的同时,指出了人文地理学批判的评价标准,也指明这场批判运动始于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在特殊的环境下逐渐向"左"的方向发展。     

科学没有终结

据《解放军报》 20世纪可谓科技发明创造的黄金世纪。然而,正当人类跨入新世纪之时,科学界竞有人唱起“科学终结论”,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困惑。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剑桥的科学家们就曾讨论过“理论物理学是否终结在望”问题。1996年,美国《科学美国人》的专栏作家约翰·霍根出版了题为《科学的终结》一书,对当代科学前沿几大领域有代表性的     

编后记

本刊1965年第三期提前和读者见面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六期发表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和编者按语,引起了我国科学界的热烈反应。许多科学工作者批判了阻碍本门科学发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如何在本门科学研究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意见。本刊本期刊载的由物理学、化学工作者写的四篇文章都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对如何在各门学科的研究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问题发表意见,本刊准备多登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贝尔纳与西方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公众理解科学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兴起的现代科普形式。但认真分析这种科普类型，不难发现其基本理论已先期存在于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蚋的著作里。本文分析贝尔纳在传统科普讲解科学向现代科普理解科学嬗变中的历史作用，指出他的科普思想有着明确的公众理解科学取向，他不愧是现代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奠基人。     

W.H.布拉格的科学观

W．H．布拉格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科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对他的科学思想在科学观的意叉下比较系统地做了一定的探索性的分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目的是试对W．H．布拉格并不广为人知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予以充分展示，同时相信W．H．布拉格的科学思想对我们今天热衷讨论的科学技术观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的物理学

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是中国和日本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历史时期。该文通过讨论物理学书籍的翻译与教科书的编译、教学与研究、统一名词及组织学会等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该时期两国传播和接受物理学知识的异同。     

黎曼的几何思想萌芽

在分析黎曼的几何思想和其他学科关系基础上，指出了其几何思想的三个来源：数学、物理和哲学。这其中，19世纪前半叶几何学对黎曼有着直接影响；物理研究也是黎曼的兴趣所在，尤其是他一度试图建立各种作用力的统一理论，促使黎曼用无穷小分析研究流形，并触发了黎曼对空间几何基础的讨论；哲学上，黎曼对空间认识论的思考从赫尔巴特那里得到了灵感，并且在流形概念上可能也借鉴了赫尔巴特的研究。最后指出：研究黎曼几何思想不能把各学科分开考虑，必须全面考虑其间关系。     

民国科技名词翻译史的创建及其意义——评温昌斌著《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

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科技的传入密不可分。19世纪下半叶,西方科技大规模传入中国,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科技的传入为中国科技与国际的接轨乃至走上近代化之路,奠定了基础。然而,当时的科技译名问题颇多且极不统一。温昌斌的《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系统梳理了民国科技名词的翻译史,总结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科技译名统一所做的工作,不仅可以为今天的科技译名统一工作提供借鉴,也丰富了翻译史的相关研究。文章简单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对其价值进行了评论。     

"后基础主义"时代数学哲学研究的若干趋势——从波普尔、拉卡托斯到P.欧内斯特

数学基础主义之后,批判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包括拟经验主义)成为某些数学哲学家热衷的选择。虽然对柏拉图主义和实在论有某种解构价值,但两者却混淆了数学与其他科学的本质区别。相比较而言,关于数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虽然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却陷入了某种形式的单一决定论的泥潭。     

从康德的科学哲学到规范场论--关于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

康德本人对自然科学的划分，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据。康德所寻求的自然科学中无可置辩的确定性、普遍必然性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越来越明显，而规范场论是最能体现“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     

当"焘大使"遭遇"福先生"——评吴以义《海客述奇》

吴以义的《海客述奇》,通过清末几位出洋人士在维多利亚英国的见闻,对19世纪后半叶东、西方两个性质不同的大帝国,及其承传的文化之间的碰撞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西方科技昌明的根本,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而“两个完全独立的文化在这种无公度的领域里的沟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充分肯定作者的立意、选材和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对书中的个别观点提出商榷并指出少量史实方面的舛误。     

20世纪对西方占星术的科学检验

20世纪,一些学者和科学家试图用已有的科学理论和哲学分析将西方占星术(astrology)①排除在科学之外,但真正让西方占星术目前仍没能走入主流科学里的,却是近30年来的几百个对占星术有效性的科学检验.今天从哲学上看,无论是证伪主义所表述的科学是理性的,还是历史主义所表述的科学是非理性的都一致地把占星术拒斥在科学之外.占星术之所以又会在大众中盛行起来,是缘于在20世纪初人们开始对科学万能发生质疑,同时对主要是涉及精神领域的占星术,至今仍没有能很好替代它的科学学科,正如化学、核物理学可以很好地替代炼金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