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爱弥儿》:感伤的哀歌诗

席勒将卢梭作为哀歌诗人的一位代表人物,哀歌诗人在自然与艺术、理想与现实对立的基础上,主要描绘自然和理想。以哀歌诗的角度解读卢梭的《爱弥儿》,有助于揭示其中自然与文明、公众教育与自然教育的对立。卢梭最初试图调和对立的两面,想要爱弥儿既保持自然人的天性,又成为一个公民,但这一设想最终破灭。     

以心统境 以境通心──汉魏六朝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观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口号：应睁开眼睛看自然，文学应举起镜子照自然。而汉魏六朝的人们则更多地认为，应以心去览知万物，文艺应寄灵心于万象之中。显然，文艺反映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比较一下汉魏六朝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艺术创作的认识，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汉魏六朝是社会最为动荡、离乱的时代，但艺术并没有太多去呈现这动乱的生活画面，而是把艺术当成心灵的寄托，进行了心灵的探寻。从《古诗十九首》对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咏叹到谢灵运借山水景物以抒心素，从绘画的传神写照到书法的扬神挥写，艺术创作的实际无不说…     

貌离神合 抵牾生趣──《围城》幽默笔法的成因之一

《围城》的语言挥洒自如，摇曳生姿，亦庄亦谐，情趣无限。在这行云流水一般的语句中，作者以其匠心独运的幽默笔法，调侃社会人生，挖掘人物灵魂，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三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生动画卷。仔细揣摩《围城》的幽默笔法，其形成的条件正如钱钟书先生自己所目惊德的话：“康德尝言，解颐趣话能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配偶”（《管锥编》卷1），也正如他在《谈艺录》中自己所言：“律体之有对仗，乃撮合语言，配成眷属。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围城》作为一部有别于诗词而同时又与…     

论李商隐《无题》诗与阮籍《咏怀诗》的沟通

李商隐的《无题》诗朦胧多义,深有寄寓,阮籍的《咏怀诗》"兴寄无端","难以情测",诗的风格都极为隐约曲折,主要原因是二人均以深隐的内心世界为表现对象,着重抒发的是并非明朗径直的、可以用概括性的语言明白解释的人生感受。李商隐对阮籍的接受与继承,不在表面的形貌,而在真正的精神,二人在"诗心"上得到了真正的沟通。至诚的性格、至真的性情、心灵世界的相似的矛盾冲突、相似的人生境遇和相似的社会环境为他们"诗心"相通的主要原因。     

林纾文学思想浅议

林纾无疑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晚年思想落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极力维护旧礼教、旧文学，视新思想如洪水猛兽，他曾作小说《荆生》、《妖梦》对这场运动大加恐吓辱骂，作《致蔡鹤卿书》反对白话文，因此，"五四"以来，有不少学人把他视为！B传统的代表，并从其古文、翻译中找出许多沈误，试图否定他。林纤晚年的某些行为，如为逊帝溥仪婚礼进献四镜屏以表忠，对颁赐的牌匾"伏地顿首，呜咽不止"。某些文章，如作《腐解》以示笃志卫道，旧思想是非常冥顽的，其过失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因此而全面否定其文章、思想显…     

古诗别解二题

“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一诗,抒写人生短暂,及时行乐之感,颓放中有超迈之意,忧思感慨中有感激人生的意气和热情。对于这首诗的解释,向来又多有错误,应予辩正。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一诗,写饮酒、读书之乐,在质朴平实的语言中,展现了大自然和田园生活鲜明而又饱满的形象,深切地表达了诗人回归田园,托身于自然之中的欣然自得之情。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诗学素养

从其朋辈的赞誉及《红楼梦》自身来看，曹雪芹具有深厚的诗学素养，这恰促成了他借小说以“传诗”的创作意识。具体而言，曹雪芹常常借小说人物之口来表达他的诗学见解，并通过他们的诗歌创作来践行其诗歌理论主张，可以说良好的诗学素养已成为曹雪芹小说创作的重要知识资源。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曹雪芹对《沧浪诗话》、《原诗》等诗歌理论著作及《唐诗品汇》、《后村千家诗》及《千家诗》等诗歌选本的深入研读与借鉴。同时，他对唐寅的诗作也不乏借鉴之处。     

“诗佛”解

王维称“诗佛”，在于他能以无所住心为随缘任运宁静淡泊之处世态度。在其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中，王维完成了其宗教体验向审美经验的转化，而实现这一转化的条件是深值冷眼式的寂照。后来诗人调理性情、静赏自然的诗学观念多与此有关。     

杨万里活法诗的泛生命化特征 及其易学思想渊源

杨万里的“诚斋体”又被称为“活法诗”，对于“活法诗”之“活”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有“灵活”、“活泼”、“活参”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杨万里的“活”具有“活的生命”的含义，即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泛生命化的特征，所谓泛生命化是诗人将自然界一切物体生命化，让自然万物鲜活起来。而这样的万物皆有生命的思想是与杨万里的“气本论”的哲学思想以及“万物有生”的观念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思想在杨万里的《诚斋易传》与《庸言》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寻求传统与现代审美的结合——谈梁启超对屈原、陶渊明、杜甫三大诗人的研究

梁启超对屈原、陶渊明、杜甫三大诗人的研究表现出他对美学与艺术的深层思考。《屈原研究》重点分析、揭示屈原的高尚人格与悲剧精神；《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主要着眼于陶潜真实自然的个性；《情圣杜甫》突出肯定杜诗爱民的炽热情感以及情感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它们表现出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新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浅论白居易的文学观

白居易继承了《诗经》、汉魏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着眼于诗歌的教化性、实用性和现实性,理论与创作实践有机结合,发扬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是从整体来看,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并不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尤其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后,他的大部分作品以闲逸隐居和感伤为主调,表现出消极的倾向,也体现了道家追求达观和超脱现实的虚无主义倾向。如果说白居易积极反映现实的作品以其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为基础的话,那么他漠视现实、超脱现实的文学作品则是以审美主义、艺术主义的文学观为基础的。本稿着眼于白居易参与现实和超脱现实的两种处世哲学,探讨他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和审美主义文学观。     

许地山早期作品中"生本不乐"的世界观

许地山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由于宗教和现实的原因,他作品中的人物全生活在一个痛苦的世界之中,被现实世界、精神世界、爱情生活中的痛苦包围着."生本不乐"是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巨大反差以及现实爱情与理想爱情的巨大反差造成的,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透视,是他对人生的终极体验.     

叩问生命——论许地山作品的人生主题

许地山作品的人生主题主要包括三个相互交叉渗透的方面,即对生命本质、生命目的和意义及人生归宿的追问与阐释.他接受宗教特别是佛教对生命本质悲剧性的理解,认为"生本不乐",又并不因此否定生活中残缺与美、苦与乐并存的另一面;他把"安乐"视为人生的目的,又赋予"安乐"独特的内涵,把"爱人如己"和"爱己如人"看成通向幸福的舟车;同时他还上下求索,为人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从"彼岸"到"世外桃源"一直寻到自身,这一切造就了许地山作品无人替代的思想价值.     

汉魏六朝"杂诗"的诗史意义——以《文选》"杂诗"为例

《文选》诗中的“杂诗”类，历来被认为内容庞杂而不受重视。文章首先对“杂诗”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界说．指出其“体”的性质，然后探究了此类诗歌在汉魏六朝的创作演进情况及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进而指出其诗史意义。     

春天的忧郁——读李商隐的春天诗

从李商隐的春天诗里,我们大致可以读到李商隐在仕途上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的人生过程。李商隐春天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大致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过程,而且在于它极其深刻、细致、具体地将与此人生过程相伴相生的心理变化历程表现了出来。其变化曲线就是：满腔热望——历经失望——走向绝望。其心理特征则为：忧虑——焦虑——消沉。“春天的忧郁”或许可以概括其春天诗所透射出的主要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李商隐的春天诗表现心灵的艺术手法十分高超,在唐诗人中鲜有其匹,其特征就是擅长借境抒情。故而李商隐是一位擅长借境抒情的忧郁的心灵诗人。     

“欣慨交心”──陶渊明诗歌情感的多重性

每读陶诗，在田园佳境，悠然旷远之中，总觉得一份浓厚的感伤。而那些抒写穷愁之作，却令人感到一份慷慨和沉著，洒脱和超然。历代论陶诗，大抵不出平谈自然与金刚怒目之二端，于解陶诗之深厚，甚感有憾焉。《文心雕龙·隐秀篇》：“隐以复意为工。”又回：“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皎然《诗式》卷一《重意诗例》：“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多重意”乃中国古代诗歌美学追求之极致。历代文论多归之于艺术上的一种品格。但在陶诗中它却是一种层积的情感内蕴。表现为诗中诗人情感特征的多重性。一个体生命的价值问题是魏晋太一个解不…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及教学改革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的一门基础专业课，它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综合性，为适应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我们应该结合这门课程的特点，对其教学目标、内容、方法、手段、考试制度进行系统的改革。     

融通与超越──论刘克庄诗

本文主要论述刘克庄诗歌的独创性。在思想上，他的诗贴近现实，能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敏感，在艺术上，他师法四灵，却又不拘一格，不断寻求超越。这些方面，在同时江湖诗人中，是最突出的。     

杜甫《杜鹃行》的拟人化书写及其寓意

杜诗擅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杜鹃行》即十分典型。关于《杜鹃行》一诗的意蕴,历来众说纷纭。必须通过对前人注解的认真爬梳,结合杜甫行迹、创作背景、历史事件,并细读文本,分析句法,才能揭示出此诗寓意。诗人受到鲍照的影响,将杜鹃拟人化处理,以委婉的笔触暗示肃宗不孝,对玄宗晚年境遇表示出同情与惋惜,同时对玄宗在安史叛军入京前的仓皇出逃、抛弃宗室子女的行为也表示出不满,在对杜鹃的吟咏中寓有深沉的寄托。此诗不仅是杜诗拟人化书写的典范之作,也进一步凸显出杜甫"诗史"的现实意义。     

王韬的小说思想

对人生的悲观看法是王韬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重要原因。为了摆脱现实人生的梦魇，王韬在小说中虚构理想的人生，以此得到心灵的慰藉。王韬为漂出人生苦海而抓住的“虚构”之舟，无意中却碰到了小说艺术最本质的特征。王韬从人生的角度彰显了虚构在小说中的作用，从艺术的角度总结了虚构的两种形式：“凭实构幻”和“凭虚构幻”。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王韬自觉地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穷愁著书”的传统，这也是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巨大动力。王韬对小说价值及地位的认识比前人大有提高，基于此，与古人“托诗以怨”的趋向传统不同的是，王韬“托小说以怨”。王韬还总结了小说的三大功能：寄情、娱乐和教育。对于小说的教育功能，王韬的观念比较陈旧，他提倡小说的教育内容应以堆护纲常名教为主，反对有损封建伦理的内容。作为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王韬并未赋予小说启蒙大众的重任，而仍把小说当作文人雅士排愁泻怨的工具。这些都体现了王韬小说思想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