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让合同中限制条款法律效力评析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是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特别是智力成果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的本质决定了该权利的行使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限制性,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亦认可这种垄断性或限制性;但与此同时,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条规定,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如何解决此类条款的冲突,如何评判技术转让合同中限制条款的效力,需要本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促进创新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保护国家利益原则等原则,依据合理的标尺予以公平合理的评判。     

关于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条款的法律规范问题

条款是技术合同的核心，没有条款也就无所谓技术合同。合同的条款直接反映着合同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同时也是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基本依据。《合同法》规定的条款是根据当事人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同的技术标的而确定不同性质的合同条款。     

对商标法上在先权利的概念及特征的探析

伴随着知识财产取代有形财产成为社会的重心,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现象日见彰显。在知识产权冲突中,与商标有关的权利冲突在知识产权冲突中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尤其是商标权与在先权利的冲突更是频繁发生。如何确认商标法上的在先权利,是合理平衡在后商标权人和在先权利人之间的利益等有关在先权利问题的先决条件。我国《商标法》第9条和第31条规定了商标注册不得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但对＂何谓在先权利＂却未有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借鉴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对商标法上的在先权利概念的规定,结合本国的商标法上的相关规定,探讨了如何界定商标法上的在先权利的概念。     

国际货物买卖中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义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2条规定了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义务。但是由于该条用语过于模糊,对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不能给出准确的界定,因而建议我国商家在订立合同时排除公约第42条的使用,选择其他法律或在合同中对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义务另外做出详细规定.     

美国《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知识产权条款评析

美国国会于2020年12月通过了《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其中第17部分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主要由流媒体传播重罪条款、《版权小额赔偿替代执行法案》以及《商标现代化法案》三部分组成。从条文内容可以看出,美国此次修法加大了侵权惩罚力度、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强化了商标使用义务、体现了利益平衡原则、回应了司法实践争议等。立足于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学习总结美国对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框架的革新经验,或能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备提供启示。     

中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解释与适用

中国《反垄断法》第55条乃协调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间冲突之外部体系的核心。第55条虽具除外条款之外观,但不应被解释为限制性法条;而应被解释为说明性法条,是关于不违反反垄断法之知识产权行使与违反反垄断法之知识产权行使的类型描述。第55条并无构成要件;处理个案的实体性问题时,不应直接适用第55条,而是应适用反垄断法的其他规定认定某知识产权行使的违法性。第55条明确了衡平两法的理念,并将此衡平任务授权给反垄断执行机构。     

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风险控制

国内高校与国际企业的科技合作日益增多.高校作为技术提供者,应当做好法律风险控制工作,严格遵守技术出口和向境内的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法定程序、作为技术出口方对其出口的知识产权承担权利担保义务、在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中避免出现“限制性商业条款”、防范仲裁裁决得不到承认与执行的法律风险等,以此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践行高校的社会责任.     

计算机软件许可合同中禁止逆向工程条款的法律研究

对软件进行逆向工程是推动软件业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许多软件著作权人通过软件许可合同限制逆向工程行为,因此引发了大量新颖的法律问题。针对我国计算机软件许可合同中大量出现的禁止逆向工程条款,在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应用知识产权法和合同法等基本法学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应当完善我国关于限制性条款和格式合同的具体规定来解决禁止逆向工程条款的合法性问题。     

加害给付：当代合同义务群扩张视阈下的立法思考

在当代合同义务群扩张的视阈下,把加害给付概念和履行利益、固有利益关联起来,提出典型加害给付和非典型加害给付的新界定。把非典型加害给付理解为广义的附随义务,就能把《合同法》中的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概念和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概念进行同类合并。其结果就是把《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先合同义务）、第60条（履行过程中债务人的附随义务,即狭义的附随义务）、第92条（后合同义务）归并到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规定＂之中。     

电影作品的属性研究——以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修改为背景

研究电影作品属性是对电影作品著作权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是妥善解决电影作品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的相关规定集中体现了我国对电影作品属性的定位,但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方面对原作品作者的权利保护不足;另一方面对电影作品作者构成的规定过于僵化。目前,各国对电影作品属性的立法主要存在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各有千秋,是我国选择自己的立法模式、同时完善《著作权法》第15条之不足的重要参考依据。我国应抓住《著作权法》再次修订讨论的契机,结合本国实践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电影作品的属性进行系统地规定,并对相关条款做出修改。     

TRIPS协议弹性条款与我国《专利法》修正

TRIPS协议为平衡WTO成员国的权利义务设定了若干弹性条款。TRIPS协议的弹性条款包括原则性和规则性两部分。我国正在进行的《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是充分利用TRIPS协议弹性条款的良好契机。这次修改应当在等同原则、创造性标准、外观设计授权例外、权利用尽和平行进口规定、科学实验例外、＂Bolar＂例外和强制许可这几个方面作出更为详尽的规定,并采取一切办法解决在利用TRIPS协议弹性条款上还存在的诸多困难,以维护我国国际贸易领域的利益。     

完善我国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思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的性质为一般反避税条款,本文对该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思考如何完善我国的一般反避税条款。     

论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

<正>不安抗辩权抗辩权是存在于债的履行当中的一种权利,债的履行在我国《民法通则》第84条第2款中是这样规定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也就是说从债权人方面看它是一种债权的实现,分为三类:债的完全正确的履行、不适当履行和不履行,那么当债务人存在不适当履行和不履行的情况,债权人就可能无法实现债权,其利益势必会受到损害,此时,债权人该如何救济?于是抗辩权便应运而生。广义的抗辩权是     

论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及其解决原则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已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其指的是一知识产权的行使对其他民事权利造成限制或损害的状态；我们在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时应以权利独立原则、尊重在先权原则、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的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尊重正当的法定程序原则等原则为指导。     

试论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它始于要约生效，终于合同生效，是对缔约信赖利益的保护。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适用于合同无效、被撤消、变更、解除，合同成立后生效前以及合同生效。《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仅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而未明确先合同义务，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浅谈监理对工程造价的控制

2002年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开始推行工程量清单式的计价模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也大量借鉴了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施工合同条件》范本的内容,对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中业主和承包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严格明确的规定。FIDIC条款中特别强调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工程师的作用,我国推行监理制度,实际上监理在现场履行的相当于FIDIC条款中工程师的部分职责,参照FIDIC条款中处理事情原则对监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意义重大。本文重点就监理在工程造价的审核控制中FIDIC条款的运用进行论述,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问题研究——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第1款切入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第1款自实施以来就广受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下制定该条款,但是由于该条款在字面语法以及立法价值上均存在诸多不足,因而需要对之进行调整。在今后的立法或者"准立法"中,可以在婚姻法领域通过引入赠与基础丧失制度,赋予婚后为子女购房出资的父母以赠与基础丧失的变更及解除权,与此同时,对这两项权利设置一定的限制,进而均衡保护出资父母的出资利益以及夫妻的共享利益。     

浅析保险人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和举证责任分配

告知是订立保险合同的必要程序,是《保险法》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规定的合同双方的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然而,什么样的"说明"构成保险法所要求的"说明",未说明的后果,保险人的询问采取哪种形式,投保人如实告知的形式,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看格式合同订立制度的完善

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格式合同的不公平条款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虽然规定禁止以格式合同侵害消费者权益,但无细则具体规定应如何操作。本文以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定为基础,批判地借鉴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并提供未来在修法上思索之方向。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之保护在先权利原则的探讨

本文从阐述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内涵、诱因入手,对如何理解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中的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做了论述,最后提出我国在适用“保护在先原则”时立法和司法上的建议。目的在于使人们注意到在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时如何做到既维护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又能尽量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