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具的使用方式——兼评伊德的人与工具四种关系思想

技术与工具的使用方式有关,工具使用方式关系到技术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伊德从工具与人的关系角度,将工具的使用方式分为四种,即具身关系、诠释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这种考察忽视了工具作为一种人与人交往手段的存在.本文从交互主体性视角,通过经验描述,将工具使用方式分为五种,分别是想像方式、趋向方式、被动方式、主动方式和转换方式,其中想像方式与被动方式相对,趋向方式与主动方式相对.只有在交互主体视角下,才能更好地考察工具的社会性存在,从而把握技术的性质.     

技术系统的意向性解释立场

技术系统在其进化过程中呈现一定的内在逻辑,依照丹尼特的理论,似乎技术系统本身具有心智和目的,但事实上是技术系统及其功能体现人类投射与之的主体意向。对系统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可以根据系统的不同类型及其复杂程度分别按照三种不同立场来操作:物理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但意向性解释立场是有潜在风险的,这种风险是使主体漠视和遗忘了对象简单功能背后的复杂性及与复杂性伴生的风险的认知。     

论意向性名称理论的实践推理意义

塞尔提出了名称的意向性解释,他反对将指称的获得归因于外部传递链条的因果命名理论,认为名称获得指称依赖于意向内容,以此发展了名称的描述理论。在意向性名称理论中,网络和背景具有关键作用,并且显示出较之语境分析方法更强的解释力。更需要注意的是,和名称相联系的意向内容不仅能帮助主体获得指称,而且能够扩展主体的意向网络和背景,实现自我纠错、更新和增长,有利于主体的进一步思想和行动,从而具有比获得指称更重要的实践推理意义。     

人工智能“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探源

人工智能设计是为了满足设计主体的目的而制造人工物的过程,设计是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设计体现设计者的意愿,设计关注设计的目的、行为以及人工物的功能。与其他技术人工物不同,智能机器具有自身推理能力与自动决策功能,为了更好地设计人工智能客体,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功能,必须对其理论基础追踪溯源,对其理论来源与理论前提进行充分挖掘,才能保证人工智能设计在设计之初把人类规范与道德嵌入到智能机器中,才能规范智能机器的发展。     

论心理意向的后现代重建

本文通过对意向性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性和理性审视，揭示出心理意向性问题在心智哲学后现代演变中发生了主题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心理主义转向”和“自然主义回归”的哲学背景促成了意向性研究对命题态度，心理表征能力的关注，意向性的自然化则将人类意向与实践语境关联起来，从而使后现代意向实在观念构建于坚实的语境基底上，展示了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在心理意向重建的关节点中所达致的本体论性，认识论性和方法论性的     

句法机怎样才能成为语义机？——本体论语义学及其启示

已有人工智能尽管在运算速度等方面大大超越于人类智能,但由于还缺乏意向性这一关键特征,以致于许多人否认它是真正的智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心灵哲学从不同方面作了大量探讨,建立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模型.本体论语义学就是其中之一.它独辟蹊径,研究了人类智能有意向性的内在条件和机理,发现本体论图式是人类接受、处理、生成意义的枢纽,并从工程技术角度对机器如何模拟人类这一概念结构和功能作了尝试性探讨,取得了一些富有意义的新成果.     

意向性和背景

本文意在考察意向性与背景的关系,澄清相关的误解.意向性是心理状态的属性,背景表现为一种非表征的能力.众多的心理状态组成网络,网络是背景的一部分.背景是意向性必不可少的条件.背景对意向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背景使表征成为可能;背景使意识成为可能;背景使自觉行动成为可能.有人认为背景是偶然的生物事实和社会事实.这是一个偏颇的看法,其实背景不限于此,它是一种心理能力.承认背景不会让我们陷入相对主义,因为背景赋予意向状态确实性,是我们一切判断和行动的基础.     

人工情感生成的哲学基础

为了达到自然交互状态,情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需求。通过分析情感生成的具身、认知和感知三个层级,探讨人工情感生成的哲学基础。在现象层,指出当前情感计算研究的认知预设仍然是功能层面的个体加工模式,因此无法摆脱对人类情感模拟的方法论和情感相似性的评价标准。将人工情感进行主体间性和外部构成性视角转换,可以在逻辑层面摆脱情感模拟和因果律的制约。在内生性层面,人工情感的生成依赖于人机之间的具身交融、本体感受和共感的基础。由此,人工情感研究进入到情感交互和情感共享的维度。     

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双向互动

以GPT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日益逼近人类智能，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代人工智能的进步不仅体现为算法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带动了智能技术产品的革命。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技术驱动的现实产品，GPT-5引发了人们对AGI的最大关注，强人工智能似乎正在走向科技发展的前沿。这一革命性变化让人类智能的性质和特征变成了引人瞩目的话题。当今人类对智能和意识的探究，体现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双向互动：以模拟的数字化过程再现人类智能，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出现的动因；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进步，都是对重新认识人类智能的一次挑战。从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到对人类意识的重建，这是人工智能技术需要走过的历程。     

从交互认知走向交互哲学——以加拉格尔关于现象学与涉身认知的探索为例

现象学是理解涉身认知交互本质以及建构相应交互哲学的重要进路。当代美国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通过建设性地解读和利用现象学为我们探索交互认知和建构交互哲学提供了重要启示。加拉格尔从方法上廓清了一种建设性现象学的存在,建构了一种基于现象学的整体涉身性理论框架,尝试通过整体涉身性框架对认知科学研究进行了科学解释,并且透过交互主体性互动理论展示了一种可能的交互哲学。他的探索既具价值又面临挑战。     

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

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经由三个阶段生成,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的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具身人工智能与现象学

具身AI（embodiedAI）（又称行为主义AI）的很多灵感源自现象学对经典AI的批判。现象学关于人类智能的洞见——非表征性、具身性、在世界中的存在,都转化为了具身AI的设计原则。具身AI的发展和成熟,不仅是对现象学哲学的实证,也是对现象学实践的重大发展。蒙在现象学脸上的神秘面纱,通过具身AI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揭示。因此,具身AI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学实践。尽管当前的具身AI,还不能完全体现现象学对人的理解并克服经典AI的难题,但不容质疑的是：具身AI进路使人类向着真正理解和模拟自然智能的目标更进了一步。     

从“无身”到“有身”:认知观的逻辑线索与检讨

本文主张具身认知思潮的演变其实是认知观的嬗变历程。认知观本身是有关身心关系的一种理解、诉求和主张。这种理解、诉求和主张表达了认知科学对身心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思路或尝试。遵循着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知的演变历程,可以窥见心智加工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嬗变,即从分离到契合,这反映出认知科学在人类自身心智的信息处理研究的拓展,从文化层面,也折射出认知观背后文化意识的缺失、研究立场的不定、还原论风险及研究路向的变数等问题。     

生态心理学概念为何会具有现象学特征

作为具身认知趋势的肇始,吉布森的直接知觉理论近年来受到认知科学的极大关注。该理论的基础是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它对当今人工智能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这样一个可以直接应用于人工智能的心理学理论,其中许多概念实际上却具有强调主观体验的现象学特征。文章通过对该理论中核心概念的分析,论证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理论与现象学的理论目标具有很强的理论一致性,即反对知觉研究的二元论进路,强调知觉与行动的耦合性,并且十分重视行动者与环境目标物的实际行动交互。     

VR眼镜的视觉交互分析

VR眼镜作为视觉知觉的"义肢仪器",其重要功能在于对真实世界的遮蔽、虚拟世界的带出,VR眼镜的佩戴是人的"穿戴"空间行为,其技术意向性使原有的伊德式的具身关系图示复杂多元化,VR眼镜的具身保持原有的"放大/缩小"结构同时更加具有"领域占据"和"沉积"的特征。虚拟现实系统的高度沉浸感不依赖图像画面的表征性逼真,而是依赖于对双目视差的高度仿真以及与其相关的身体知觉能力的增强,虚拟世界的沉浸应该遵循一种以情感激发为导向的、身体动觉感知与虚拟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沉浸式技术进路。     

信任人工智能何以可能?

信任是脆弱的委托人面对风险，与受托人达成共同期望的过程。值得信任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有能力被信任。但现有人工智能信任说明皆存在困难：由于目前的人工智能仅是一个工具，外表伦理的信任路径面临责任逃脱；理性、情感与规范信任路径无法承担人工智能作为受托人的期望；责任网络化路径试图通过集体责任逃避人工智能信任问题。人工智能信任有待从非工具性、非依赖性的理性社会规范意义上，满足意向、能力、善意、心理积极、预期期望接受、脆弱性风险等需要，从信任语境的规范理解以及信任过程的无监督出发，寻求信任关系的建构。     

虚拟实践中的信任理性

所谓虚拟实践,是指人们运用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在赛博空间和电脑网络空间中有目的地进行能动地改造和探索虚拟客体的一切客观活动.作为人类在信息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实践形式,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机-人的关系.虽然,人-机-人的关系最终仍然可以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确切地说,还原后的交往关系已演变为虚拟人与虚拟人之间的关系.虚拟交往关系的演化必将引发与交往实践始终相伴生的信任关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委托方--受托方的信任关系演变为委托方(符号虚拟主体)--受托方(符号虚拟主体)之间的信任.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的同时满足,才会产生信任行为,进而使交往主体采取进一步行动.然而,隐匿了姓名、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背景特征的交往却导致主体对客体的虚拟行为是否存在着真实性、正当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质疑,是否相信"虚拟人"的行为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将信任给予虚拟的客体?     

覆盖律解释与意向性解释

在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型中，意向性解释诉诸人的信念、期望等目的性因素；覆盖律解释旨在寻找规律。本文通过辨析这两种不同主张的根源，试图说明意向性解释与覆盖律解释的不同源于对社会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以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为平台使得覆盖律解释的努力失败，弥合意向性解释和覆盖律解释的分歧的可能性来自于突破逻辑经验主义的局限，重新看待社会科学的本质。     

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分析

人工物的意向有"被指"和"能指"两种状态。前者涉及人工物的意向源及其变现问题,即人工物是人类意向的凝结物,其意向主要源于设计者和使用者,是设计者和使用者使其由虚在走向实在,由非存在走向存在。人工物的"被指"状态决定人工物的意向具有外生性。而现代人工智能的介入,使人工物的意向具有了内生性。但内生意向以外生意向作为基础。后者涉及人工物的意向功能问题,即当人工物被变现以后,它也必然会以上手状态而指向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从而进一步实现人改造自我、他我以及世界的目的。     

技术具身的澄明境界

技术具身是人的技术性存在的最好表达,它规定了人本性。技术具身显现了技术对于人和自然的更广泛的本质依赖和超越;通过技术具身,人与世界统一于技术向世界显现;技术具身显现了它对伦理的要求,技术由此达到了一种澄明的境界。因此,技术具身成为了技术必须具有伦理维度的原因,从而为技术在生活世界的存在找到始源性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