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由"意识形态"问题所展示的文学理论姿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再考辩的必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意识形态"概念在我国文论语境中的意义迁延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意识形态辨析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的二重性--简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超审美意识形态性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笔谈（七篇）——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是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它不仅涉及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而且涉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自从唯物史观学说传人中国以来，文学理论界多次重大的理论论争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和展开的。时至今日，该不该用某种“意识形态”的全称来界定文学的本质，仍是有严重分歧和争议的话题。     

新时期"审美文论"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

以审美特征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观点的审美文论,是新时期国内学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审美文论的确立与逐步深化,使文学研究由外部转向内部,由“工具论”转向“审美论”,由“他律论”转向“自律论”。文学重新回归自身。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先秦舞蹈的审美“风格”类型

先秦舞蹈就其历史阶段性的主早旨趣来界定，可以划分为三种审美“风格”类型：娱神风格、乐治风格和娱人风格。它们大致可以在逻辑和历史上分别对应先秦社会的三个时段——原始三代、西用和春秋战国。     

审美制度——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审美制度概念的提出和研究是在审美人类学美学学科这个新的生长点上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重新表达禁忌 (意识形态 )的产物 ,其表达机制及效果需要一个内在的结构模式加以保障 ,并且具有强大的群体性认同功能。对审美制度的研究是现实提出的要求 ,是努力回答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必要的和有力的理论尝试和现实探索     

行为还是艺术:文化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作为现代艺术的一个分支，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传播开来。可是各地相继表演的“行为艺术”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就在于和传统艺术的比较中如何对其界定。行为艺术有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历史背案，因此其与传统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不小的区别。而对中国的行为艺术来说，由于社会环境及历史条件与西方不同，又不可进行简单类比，必须结合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在现代都市中，尽管行为艺术有颠覆性和反传统的固有特征，但最终仍然不能脱离艺术审美的某些本质，这也正是判断行为艺术的重要依据。     

略论文学与意识形态之关系——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谈起

文学与意识形态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当文学作为主体去审美掌握客体世界时,它在本质上是不欢迎意识形态的入侵,但由于文学主客体整体构成中的意识形态成分的渗入,文学在内容上又可能出现某些意识形态成分,有时意识形态因素还很充分;当文学以客体的姿态与世界的需要主体发生关系时,文学将以自身为中介转化为功能性存在,在尊重自身美学品格的前提下,对世界的需要给予一定的满足,从而表现出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当外在主体的要求无视文学本性,将其视为实现某种实用观念的工具的时候,这时的文学就有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危险。     

对文学本质界定方式的一种反思

反思文学本质界定方式,应该注意到文学与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关系,应该从文学特点和意识形态范畴本身进行考察.文学不是某种经过限定的意识形态,但充满了意识形态性,这是生活影响和文学理论规约的结果.在界定文学本质的时候,应保持对文学理论意识形态内涵的自觉,避免将文学理论对文学的价值诉求转化为文学的本质定义.     

文学审美价值的生成——条件、过程与形态

文学活动之所以能够生成审美价值,是因为文学活动本身提供了审美活动发生的三个条件,或者说文学活动可以满足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的三项原则——感性的原则,形式的原则,非利害（或距离）的原则。文学的审美价值形态主要有文学的美、文学的丑、文学的崇高、文学的悲剧性、文学的喜剧性等。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看,文学的审美价值属于＂感性的认识＂,文学的非审美价值属于理性认识,它们在文学活动中既可能相互分离,又可能相互伴生、甚至水乳交融。     

文学“艺象形态”性的心理发生学研究

针对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或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文学是"艺象形态"论,还可以通过文艺心理学、审美心理学与儿童心理学进行更进一步的证明,这说明将文学定位于"艺象形态"上具有充足的理由与依据。     

论电影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与艺术形式的构成论意义

电影本体论讨论一方面从本质论视角提出电影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观点;另一方面从形式主义视角提出电影性的艺术形式本体论观点,分别从两个端点阐发电影性质或本质的本体论意义,但各执一端,众说纷纭.因此,需要清理和辨析各自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该在属性论和构成论视角中,在电影内容与形式统一、审美意识形态性与艺术形式性统一的基础上,把握电影本体论及其电影性本质所在.     

从文学活动视角谈《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审美意义

文学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高级的精神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从文学活动的审美这一视角,剖析作者创作活动、读者阅读活动中的再创造、研究者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发掘,力求通过特殊的审美观照进一步理解文学的本质意义.     

实践美学再评价

实践美学从实践本体出发研究审美发生、审美本质等问题,克服了主客观论美学的某些局限,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实践美学混淆了哲学本体与美学本体的区别,说不清实践到审美之间的发展行程,实践创造不出“美本身”和全部审美对象。“实践自由”说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美学理论模式,无法说明审美的本质。实践美学缺失“形而下美学理论品格”和“形而下美学理论形态”,并不是功能齐全和形态完整的美学理论。     

从生成语境看“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理限度

“审美意识形态论”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后，便逐步成为阐释文学本质特性的主流话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这一理论被再一次强调，甚至被一些学者推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对该理论的质疑遂成为文艺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然而，由于对“意识形态”范畴的阐释与接受的多元特征，使得论争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而以非对即错的否定性判断方式展开的质疑论争，似乎也很难获得一个圆满的答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