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社的科技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努力推进科技史研究。除《科学》杂志开设"历史传记"、"二十年来之科学"、"三十年来之中国科学"等专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名人传》、《中国科学二十年》外,中国科学社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等图书,促成了一批科技史家的成长。这些研究成果大多由各学科专家所撰,具有"内史"属性,当然也不乏"外史"探讨,不同时代的成果还反映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现实,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资料宝库,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整理与利用。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中国科学社

社会资本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可以提供一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在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且能为个人或组织带来收益。中国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科学社团,通过与会员、其它组织、政府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中国科学社在近代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本理论及中国科学社的成功实践对当今中国科技社团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扬国粹:中国科学社与早期中国数学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自从1915年成立,一贯支持中国数学史研究.虽然第一任社长任鸿隽对中国知识遗产怀有轻视态度,但是比他年轻的社员对中国数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桥梁专家茅以升起了尤其关键的作用,先后介绍李俨、钱宝琮到《科学》杂志去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科学》在1915到1939年间发表的中国数学史文章,占了全国这方面的论文的将近20％.科学社之所以跟数学史研究者关系如此密切,可能有以下原因:1)数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在世界上被建立,成为一种模范,也创造了中国对国际学术贡献的机会.2)1890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形象.3)中国传统数学属于“安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跟当时的中医相比.     

发扬国粹:中国科学社与早期中国数学史研究（英文）

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自从1915年成立,一贯支持中国数学史研究。虽然第一任社长任鸿隽对中国知识遗产怀有轻视态度,但是比他年轻的社员对中国数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桥梁专家茅以升起了尤其关键的作用,先后介绍李俨、钱宝琮到《科学》杂志去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科学》在1915到1939年间发表的中国数学史文章,占了全国这方面的论文的将近20%。科学社之所以跟数学史研究者关系如此密切,可能有以下原因:1)数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在世界上被建立,成为一种模范,也创造了中国对国际学术贡献的机会。2)1890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形象。3)中国传统数学属于"安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跟当时的中医相比。     

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体用问题的早期探索——以郑贞文与中华学艺社的科学文化实践为例

郑贞文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以其在日本丰富的留学经历开创了我国近代科学团体科学文化的先河,并吸收了日本科学文化本土化过程的经验教训,以中华学艺社及其刊物为阵地,致力于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局面。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中国科学社研究概述

中国科学社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目前研究还很薄弱，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空白，尚无法揭示中国科学社的全貌。另外，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将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简单定论为“唯科学主义”有失公允。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代际冲突与认知差异——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信函疏证

新发现的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往来信函六通,聚焦于《科学》停刊、中国科学社改组两个问题。信函内容不仅解决了末期中国科学社的一些谜团,更反映了国家科学政策探索时期科学家之间的复杂面相:《科学》停刊的矛盾背后是民国时期科学家代际冲突在新形势的新表现;任鸿隽、竺可桢对《科学》停刊特别是中国科学社改组的不同意见是他们在新政权的不同社会角色对国家科学政策认知差异的体现。代际冲突中年轻一代的胜利与竺可桢对新政策的更准确认知,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方向;中国科学社又苟延残喘八九年的历史事实,显现了当时全面统一政策下,社会需要民间力量也提供了民间力量生存的缝隙。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中国创业学"学科体系探讨

创业教育已是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之一。确定创业型人才培育目标，建立“创业学”学科体系已成为一个应对新的经济形势的世界性课题。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巨大的就业压力，迫切需要创建“中国创业学”学科体系以指导创业教育与实践。本文从创业教育、创业学、创业学学科体系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开始，按照逻辑性、协调性与完备性的体系化建构原则，提出包含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创业实践这三大板块，十门课程的“中国创业学”学科体系。     

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案例研究——1660-1940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

英国皇家学会是迄今为止历史最为悠久而又从未间断的科学组织,通过对其会员总数、专业分布以及会员成份三百多年发展历程的实证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科学组织如何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革完善自身结构,具有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回溯、反思与观照

科学教育思想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以来,我国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科学本质观、科学教育价值观以及科学教育方法论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思考和论述。基于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反思与回顾,当下的科学教育要关注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凸显科学的实验特征和探究本性,体现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实践性,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品质。     

自然约束下的现代科技与社会关系模型探究

以往的STS研究多着眼于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从根本上揭示和解决能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的问题,只有把自然纳入到STS学科之中,让自然成为STS中的已构成成分,才能更好地审视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自然和社会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构模型的方式把自然纳入到STS的学科体系之中,分三个部分揭示了自然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约束作用,并提出把自然因素纳入到STS的体系之中,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的探索,意味着STS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重构。     

基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高等院校科技实力分析

当前,国家科学技术奖是衡量一个单位或个人学术水平高低和社会贡献大小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因此各高等院校非常重视科技奖励工作。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的数量不同,单纯用获奖数量并不能合理反映高等院校科技实力的相对变化情况。为此,本文提出"院校率"的概念,专门用于定量表征高等院校的科技实力。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高等院校在国家三大奖的获奖能力上有明显提高;在我国,一流大学几乎都具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能力;在理论基础和应用基础领域内,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