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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学杂志>副主编张雨林教授等,曾就老年学的若干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多次撰文[1-4],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言辞恳切,不仅在理论上很有深度,于现实也颇有必要.笔者是老年学研究领域中的晚辈,学识粗浅,但从老年学的学术发展角度考虑,愿针对部分老年学术语的规范化问题提出管见,兼向张雨林教授等请教. 相似文献
2.
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1.问题的提出近10年来,《中国老年学杂志》副主编张雨林教授等学者4次撰文[1～4],就ageing一词的汉译问题提出异议,认为“ageing可译为‘老化’、‘年老’、‘增龄’、‘衰老’或‘老年’”[2],但不应译为“老龄”和“老龄化”[3]。理由是：其一,“‘老龄’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硬造’之词”,至今未得到以《辞海》等辞书为代表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认可[3];其二,由于“老龄”等同于“老年”,如将ageing译为“老龄”或“老龄化”,会导致“老年”等于“老龄化”的误解,容易造成逻辑混乱[4]。因此,张雨林等教授提出,ageing译为“老龄”属“误译”[1,3],“‘老龄’一词应废止”[3～4]。由于现代老年学的许多名词术语主要来自于英语,在汉译过程中,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技发展的基础性配套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5]。老年学术语的规范化讨论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很有裨益。因此,笔者愿就“老龄”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管见,兼向张雨林等教授请教。“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老龄”一词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它是否符合汉语科技术语的定名原则,三是它是否可能废止。说到“老龄”,恐怕首先要弄清“龄”字是如何以及何时造出来的。“年”与“龄”字是否同义等问题。2.“龄”字的形成年代、语义及其与“年”字的比较由于现代汉语中常以“年龄”并称,很多人便以为“年”与“龄”这两个汉字的语义完全相同,这是一种误解。2.1 “龄”字的形成年代与语义“龄”字大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比“年”字的出现至少晚了1200多年——据古籍记载,起码在西周(前1046～前771)时就有了“年”字。按,据北宋·徐铉《说文新附》和南宋·娄机《汉隶字原》等两部文字学书考证,甲骨文中只有“令”字,直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前后的《鲁峻碑》拓文中,才见到“令”旁加“齿”的“龄”字,于是推断：“龄”字为汉人所造[6]。龄的本义从齿,读“令”音：“龄……从齿,令声”[7]。齿是开始的意思,也指代年龄——据说年幼的马匹一年长出一颗牙齿,故以齿计算其年岁(《谷梁传·僖公二年》),进而指代人的年纪,如某人自谦虚度年华,就说自己是“徒增马齿”。古人还认为齿是长寿的象征,称老年人齿落更生是“寿征”(《尔雅·释诂》)。齿还有重视之义,如从周朝开始,朝廷赠手杖给70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尚齿”,所赠手杖称为“齿杖”(《周礼·秋官》)。以礼待人称为“齿遇”(《世说新语·贤媛》),等等。在“龄”字出现之前,纪年单位中已经有了岁、祀、年、载等字：“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但上述汉字中的纪年概念都是其引申义,如岁指岁星即木星,祀指祭祀,年指谷物丰收——“年”的本义从“禾”,读音从“千”[7]。千禾,就是大丰收：“年,谷孰(熟)也”[7],甲骨文中的“年”字就像一个沉重的麦穗低着头(见表1)。载通才字,指草木初生。只有“龄”字的本义即指年龄：“龄,年龄也”(《玉篇·齿部》)。龄字的出现,在文字学上,使汉字中岁数的表示方法从“普通名词”进化到“专有名词”;在文化学上,是儒家孝文化张扬的结果,尤其是与西汉武帝(前156～前87)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尊老敬老为时尚的社会风气有关。龄字的引申义为年限或(已经过的)年数[6],如工龄、教龄,党龄、团龄、婚龄、育龄等。现代生物学上,以龄为单位划分某些动植物生长期中的阶段,如“幼龄”、“青龄”、“老龄”、“成龄”等就是在这个语义概念上的外延。2.2 “龄”与“年”字的比较2.2.1 “龄”与“年”字的通用性“龄”与“年”字仅仅在岁数或寿命这个语义上是相通的。古代文献中以“龄”代“年”或“年”、“龄”混用的例子很常见,以医学文献为例,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同一卷书中以“延年”、“延龄”并列(《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养老大例第三),清代宫廷秘方“龟龄集”、“延年丸”、“保命延龄丸”等,其中的“年”与“龄”字,语义均相通。“年龄”一词与“肥胖”词组类似,实际上都是由同义语组词而成。2.2.2 “龄”与“年”字的差异性从汉语语言学角度看,年”与“龄”字除本义不同外,在引申义和语感上都有差异。如前所述,“年”的本义指谷物丰收,“年”的时间概念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循环而逐步认识的,它反映出古代农耕社会的生活习俗。“年”字的引申义较多,除了作为时间单位如平年、闰年、天文学上的恒星年、回归年、年点、交点年等,还可当年节、命运、帝王年号、姓氏讲,另外,科举时代同年考中者也可互称年兄、年弟。作为“岁数、年纪”讲,只是年的引申义之一[8～9]。“年”还有一个读音为ning(去声),是侫的假借字,即巧言善辩之意。现代汉语中已很少这种用法了。相比较而言,“龄”字仅“年龄”一个含义,非常单纯。从语感上讲,“年”字除有丰硕、庄重感外,在民俗学上还有“鬼魅”之意,“过年”的原始意义实际上是避鬼邪[10]。而“龄”字中表意部分的“齿”字,则给人一种生命鲜活变化的动态感觉。古代常见用齿发的情况来表示人类年龄的变化,如《黄帝内经》中以“齿(乳牙)更发长”来形容儿童期(八岁),以“真牙(智齿)生而长极”代表“二八”的青壮年期,用“发堕齿槁”表示“五八”中年已至,而“齿发去”则说明进入“八八”六十四岁以后的老年期了(《素问·上古天真论》)。为了便于理解与对照,下将“年”与“龄”字出现的年代、本义和引申义列表如下(见表1)：由表1可知,除岁数这个含义外,两字的其他语义都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听着别扭,不像汉语了,如“过年”不能说成“过龄”,“工龄”不宜讲成“工年”,等等。3. 讨论3.1 “老龄”一词的产生与使用语言从来就处于变动不居中,语言文字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古代文献中确无“老龄”一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龄字形成较晚,笔画较多,不易书写,宋代以前印刷术不发达,故文献中连“老年”一词都少见,多以“老人”代称;二是龄从齿义,齿字本身就有长寿的含义。如古语有“齿危发秀”即鹤发童颜说,危,指高,齿危即高龄,类似的说法还有“寿享遐龄”等。诚如张雨林等教授所言,“老龄”一词作为术语,最早是由衰老生物学引入学术界的[2]。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老龄”一词的外延扩大,由动植物生命周期指称人口结构的增龄性变化。“老龄”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恰好反映出老年学由研究个体老化逐渐过渡到群体老化、由自然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史实或历程。198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中文作为官方语言,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中国自维也纳会议后出版的会议文件到成立老龄问题委员会以及1995年国务院成立中国老龄协会,都一直沿用“老龄”一词,至此以后,“老龄”一词已被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东汉后期带“齿”字偏旁的“龄”字的创造以及现代汉语中“老龄”一词的普及使用,都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应当视为一种进步。3.2 “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老龄”一词究竟是否应该废止,当以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衡量。这些原则包括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习惯性、民族性(中文特性)、国际性和学术性等八个方面[5,11]。科技术语定名的各种要求中,科学性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所谓“科学性”,即定名时应按科学概念的内涵来定出规范的名词,使其“名符其义”[5]。ageing一词的原义是年龄或“岁”,可作为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也可作为名词使用。ageing一词作为名词是日历年龄的变动或增龄,其外延有“使衰老”、“使老化”、“使成熟”、“使变陈旧”和“衰老”等意[12]。“老龄”一词恰恰保持了“年龄”、“增龄”、和“日历年龄”等含义,而“老年”一词则显示不出这种变化的语感。所谓“单义性”,是指科技名词应是单一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只对应一个概念,即“一词一义”或“一义一词”[5]。而“老年”一词,在古代汉语中除指老迈之年即老年人(old age)外,也解释为“多年以前”(a long time ago),如俗语“老年间”[6]。可见,“老年”一词不是单义词。而“龄”和“老龄”的字义相对单一,只有年龄和增龄的含义。术语的定名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以便于国际间学术交流。如前所述,80年代起,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日本则一直采用音译和汉译两种,汉译为“高龄者”[13]或“高龄化”[14]。汉语“老龄”一词的广泛使用,无疑是受到不同文明间交流日益加深、加快的影响。由此可见,笔者认为,“老龄”一词似乎没有被废止的理由。3.3 “老龄”一词是否可能被废止？新词的使用非人力所能强迫。笔者通过google在因特网上检索了一下,“老龄”出现185000条,“老龄化”出现144000条,虽稍逊于“老年”的出现频率(207000条),也足可说明“老龄”一词的普及程度及其鲜活生命力。近几年来,“老龄”一词也日益为我国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所接受和认可。据笔者的不完全检索,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由出版过《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过《辞源》的商务印书馆以及在语言文字出版业享有信誉的语文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由学术机构或知名语言学家主编(编著)的6部辞典中,都“名正言顺”地同时收录了“老龄”和“老年”系列词条。如表2所示。尤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辞典》,1997年5月、2002年8月和11月先后共计出版了3个版本。这3个版本都收录了“老龄”和“老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双语本中,不仅收录了“老龄”一词,还与英语ageing对应翻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随着新学科、新概念的层出不穷,新名词也会不断涌现。但语言如同流水,也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老龄”一词经过多年应用,目前已经“登堂入室”,普及成汉语的常用语汇,难以人力阻止。3.4 ageing译文的商榷张雨林等教授认为,ageing是从动词age派生而来,是动态词,因此不应译成纯粹的静态名词“老年”或“老龄”[3～4]。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中国老年学学会前会长、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的观点,即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在生物学界,可译为“老化”;在老年学研究领域,“老龄化”比“老化”更达意和准确[15]。邬沧萍教授在著作中从5个方面论证了ageing译为“老龄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但对为何“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这点,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认为,除了“老年”一词没有体现出ageing的动名词特点外,还在于“老年”一词的多义性,不符合汉语科技术语定名原则中的单义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将ageing译为“老龄化”更贴切,比“老年”更达意、更准确。老龄化即人口老龄化,系是指总体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对增高的一种趋势[16]。“老年”的概念则体现不出这种趋势或态势,相比较而言,“老龄”比“老年”更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民族性。另外,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原则规定,对“一词多义”的名词,在特殊情况下可保留一个同义词[5]。鉴于“龄”字的语感特点及其概念内涵,将ageing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并不违背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上述原则,同时,也兼顾到了“习惯性(即约定俗成)”的定名原则。(本文经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审阅,并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特此致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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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定煤炭科技术语过程中,对腐植煤(humic coal,humulite,humulith)、腐植腐泥煤(humicsapropelic coal)、腐泥腐植煤(sapropelichumic coal)、腐植组(humunite)、腐植酸(humic acid)等术语中应该用“腐植”还是“腐殖”、或两者是否可以各有所指的问题颇费了一番考虑。相同的问题还有腐植质(humus)、腐植土(humus soil,humus)等,事关其它学科,三十余年来在科技界很不一致,故愿将此问题加以论述,以共同讨论。“腐植”最早何时开始使用？已说不清。可参考的是至迟在本世纪初期的日本文献中即使用了“腐植质”等一系列用汉字表示的名词,并且沿用至今日,从未改变。1948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就有humus：腐植土、物化土、肥土的词条。1956年科学出版社和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有关腐植质研究的译著中,其正文和书名中都用的是“腐植”。据老科技工作者回忆,5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献中一系列的术语使用的都是“腐植”。“腐殖”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后期,见到较早的有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林学院编订的《德汉林业名词》,其中humus为腐殖质;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订的《英汉林业词汇》中humic acid为腐殖酸,humus为腐殖质。60年代以来用“腐殖”代替“腐植”者日益普遍,一批双语词典[7-11]先后采用了“腐殖”,以后一批影响较大的工具书[1－6、12]完全采用了“腐殖”。其中辞海[5]将1979年版的“腐植”改为1989年版的“腐殖”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如此等等,使得今天“腐殖”的使用逐渐占了多数。然而,即使经过近四十年的选择,仍未能完全统一,说明存在不同看法。70年代出版过一大批腐植酸类肥料的书[14-16],80年代科学出版社出过《腐植酸化学文摘》[17]。1994年的《农业文摘(土壤与化肥)》中可查到多篇有关腐植酸的文章,并有名为《腐植酸》的杂志。《化工词典》[18]中一概用“腐植”,只是在腐植酸和腐植质之后分别注明：即“腐殖酸”和即“腐殖质”。在煤炭界一直使用“腐植”(如腐植煤、腐植腐泥煤、腐泥腐植煤、腐植组、腐植酸等词[19－21]至今仍无改变。在一些科普文章和著作中,也常有“腐植”的用法。如199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11版上即可见到腐植酸一词的出现。有的工具书把“腐植”和“腐殖”各用在不同术语中,主要是“腐植酸”和“腐殖质”[13,22];而有的工具书[23]将“腐植×”和“腐殖×”并列为二个词条,成为不同事物,可见“植”与“殖”虽仅部首之别,却带来某些混乱。台湾的文献一贯采用“腐植”[24－27]。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可能是受大陆的影响,个别出版社的书采用了“腐殖”[38－42]。然而,同一出版社的书也有采用“腐植”[37]的。至于有的工具书也采用“腐殖”[43]则是由于该书采用了大陆的译文,不足为准。以上说明台湾目前仍以使用“腐植”为主。将“腐植”改为“腐殖”明显的原因在于：腐植质形成的来源不仅有植物,而且还有动物,这在国际权威的工具书[45－47]中说得很清楚。然而同样也是权威的工具书[48-49]中则说得较为灵活,是用有机物质(organic matter)代替植物(plants)和动物(animals)。更有一些工具书[28,34,50－51]只说腐植质来源于植物。结合有关专著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腐植质(或腐植酸)最主要的来源是植物,或者多数腐植质的来源只是植物。这就是当初定名为“腐植×”的原因,如今看来,虽在某些情况下有欠全面,然而远非错误。煤炭(包括泥炭)是古代高等植物遗体堆积、腐败、分解、并经成煤作用后形成的。在煤中可以找到植物的形态,在煤化程度低的煤中甚至可以看到植物的结构。至于其中是否有动物(如昆虫)遗体混于其中,这里无需细究,因为即使有,也微不足道。至于由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遗体形成的煤,已称为腐泥煤(sapropelic coal)。可见称humic coal为腐植煤很恰当,完全合乎定名的科学性原则。并且腐植煤、腐泥煤、残植煤等名词相互对应,合乎定名的系统性原则。腐植煤沿用了腐植质、腐植土、腐植酸的命名,合乎定名的习惯性(约定俗成)原则。反之,如称腐殖煤,则不能表明煤的来源,使人不知所云。此外,“腐殖”与“腐泥”、“残植”等不相对应,缺乏系统性。因此我们认为以采用“腐植”为好。然而,这关系到由拉丁文humus(泥土)派生出的一系列词(见前)的译名问题。我们认为,同一外文不宜有两种译法。“腐殖”虽避免了“腐植”的片面性,却语义含糊,不合乎中文构词习惯,不能表达概念的本质或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本身会引申出与这里要表达的相差甚远的含义,带来新的片面性。综合各种字典有关内容,殖字可有两种读音[3－4]：zhí和shì,约6种含义,其中和“腐殖”有关的只有3种：1.骨殖(音gǔ shì古匙),意为尸骨。因而“腐殖”自然会使人理解为“腐烂的尸骨”。“腐殖质”则为：由腐烂动物尸骨产生的物质。这比之“腐植质”具有更大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殖,脂膏久,殖也”。意为脂膏放久而腐败。可见殖与腐的内涵近似,而外延更窄,专指脂肪的腐败。腐殖连用也会带来新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殖字的这一含义在汉语中早已废弃不用。以致大如《辞海》《辞源》这样的工具书都不加收录。在现代汉语中有“腐败”、“腐烂”、“腐朽”等词组,而没有“腐殖”的用法。3.作繁殖、孳生解。腐殖的意思是因细菌繁殖而腐败。如果这样的话,首先,按汉语习惯及逻辑关系,因在前,果在后,应为“殖腐”而非“腐殖”。其次,有机物的腐败必为细菌繁殖所致,已曰腐,再言殖,似乎有蛇足之嫌。再者,一个术语很难、也没有必要表达事物的“生成原因或条件”这样复杂问题,因为它们不是该概念区别于类似概念的本质或特征。如果要表达的话,则温度、湿度,有氧、无氧等因素同样重要。从术语的构词原则和习惯来说,“腐殖”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前面2、3中,殖字是动词,所以腐也只能理解为动词,因为腐没有副词的词性[44],不能用来形容后面的殖字,构成像易拉罐、缓冲器、偏振光、多用表等副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在汉语里,动词词组＋名词式的术语很多,如：腐蚀剂、沉积物、扫描器、操纵阀等。其中的腐蚀、沉积、扫描、操纵都是可独立使用的动词词组。即使像收放机、截装机、弛张筛等这样的动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其收、放、截、装、弛、张一定是后面主体的功能或动作。而“腐殖”既不构成独立的动词词组,殖也不是后面的主体(质或酸)的动作,而是一个没提到的主体——细菌的动作,这种构词方式很使人费解。至于“腐植×”这类术语属于形容词＋名词＋名词式的结构,语义明确,合乎习惯,类似的术语很多,如：黑钙土、臭氧层、丹顶鹤、热力学等。由上所述,“腐殖”与“腐植”的优劣已很清楚。至于“腐植”的片面性问题,并不足为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某些术语不够完善的情况会不断出现,如果要求术语完全科学、确切,将不胜其改,反而会造成混乱。有如蛋白质,原以发现于鸡蛋清中命名,后发现这种物质普遍存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体中,但并未因此改名,致以后有“植物蛋白”这一看似荒谬的说法。人们已习以为常,并不深究植物何以会有蛋？再如胡萝卜素和柠檬酸,实际在很多瓜果蔬菜中都存在。如果求绝对正确,都要改名才成。在审定术语时,应该首先考虑科学性,这是对的。习惯性虽然往往和科学性相矛盾,却也是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原则,这是语言规律所决定的。难在掌握恰当的“度”。我们认为,对新出现的、有争议的、使用混乱的、未定型的或影响面较小的术语应首先考虑科学性;而对历史久远的、影响面较大或已通行的术语,要首先考虑习惯性原则。特别是当替代词并不优于原词时更应如此。基于上述原因,地质学和煤炭科技的名词审定已决定将“腐殖煤”等一系列术语中的“腐殖”恢复为“腐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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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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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汉文“机械运动”一词相对应的“mechanica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有“机械的、力学的”等含义;另外在历史上“mechanical motion”也非单指滑轮、杠杆一类简单机械的运动,天体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再则“机械”一词有“呆板、不灵活”等贬义,比喻“拘泥于固定的方式,没有变化,不辩证的”。总之“机械运动”一词,名不符其义,有人主张改称“力学运动”。“机械运动”非改称不可吗？(二)mechanical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mechan,具有“机械、力学”等两个含义。语言学认为,一个词在某种语言中刚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单义的。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衍生新义而成为多义词。如汉语的“口”转而指人;法语的“burean”(毛布)转而指铺毛布的“办公桌”,进而指有办公桌的“办公室”,然后又指办公机构“厅”、“局”。mechan一词的第二个含义是后来衍生的。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物质运动的诸形式中,首先被人类认识的是物体的最普遍的、最简单的、最明显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为了生存和发展生产,人类制作了各种简单机械,并在使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在人类历史的晚些时候才认识到力学现象,形成力学概念,建立了力学。只是到了这个的历史时期mechan一词才有“力学”这层含义。事实还说明,与此同时人类还认识到了热运动、电磁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以及思维运动等。分类并深入研究物质运动形式的问题摆在科学工作者面前。要分类,动物的行走、天体运行等应归哪一类运动形式呢？因为这些运动本质上同简单机械的运动没两样,归到简单机械的运动之列,是理所当然的。把这一类运动通称“机械运动”,也是合情合理的。是的,“机械”一词在一定语境中,确有“不灵活、呆板的”,过分“拘泥于形式,不辩证”等贬义。那么这个问题怎样看待呢？不是这一词本身,也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正是由于“机械运动”概念的本质特征才是人们在别的语言文字领域内使用其贬义的唯一原因。试想,不理解“机械运动”所代表的确切含义的人,能准确使用贬义的“机械”一词吗？退一步说,果真“力学运动”替代了“机械运动”,那么“某人的工作方法很机械”这样一句话,是按原来句子表达呢,还是改说为“某人的工作方法很力学”呢？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估计,一旦改称“力学运动”,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力学”一词也会有某种贬义,承担起今天“机械”一词所起的“任务”。贬义词,能否用来命名中性概念呢？语言学认为,多义词虽然有好几个词义(当然包括其贬义),但在言语实践中一般不会混淆。因为言语的具体环境使其中的一个义项显示出来,排除其它的义项。言语环境包括上下文,还包括交际的场合、条件等等。从术语学理论看,同音异义词不会造成歧义。因为全部术语都分别归属于个自的特定语义群当中。因而在具体语境中能够明确地辨明组成术语名称的概念;在逻辑学中,术语处在某一领域内部的一个概念的层级结构之中。正是上述种种原因,在术语学中必须避免让语言形式比它所代表的概念更具有优越性。我们不能从法语的术语Clonique(阵挛的)的词形推断出它是Clone(无性繁殖系)的派生词。同样,“机械运动”是贬义的“机械”的派生词,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几十年来的事实说明,无论在文科、理科的各种书籍中,还是讲课或交谈中,中性的“机械”跟贬义的“机械”很少产生混淆。(三)术语学理论还认为,从语言学方面的标准来衡量,对术语的词源研究是有必要的(新概念的命名尤其如此),但不可过分追究。当词源标准运用到从普通语言中引出的语义关系上时反而有害。因为很可能把术语所要表达的概念与毫不相干的联想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广泛使用了多年、已普及了的术语,更无必要“过分追究”。在我们内蒙古,文革期间有一个极深刻的教训。在那个动辄“上纲上线”的年代里,严密追究蒙古文中的“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三个名词的词源。有人硬说第一个名词有“和平共处”、“不讲阶级斗争”之义;第二个名词有“中立国家、中间国家”之义;第三个名词有资产阶级宣扬的“共和”之义。结论是蒙文名称非改不可。由于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全国人大上提出提案后政府部门做出决议,停止使用所谓新名词,恢复使用原先的蒙文名词。这一教训,很值得术语学工作者吸取。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怎能用在政治思想方面造成歧义的词来命名非常重要的三大概念呢？事实上,担忧是多余的。人们心里不仅没有歧义感,“名不符其义”感,恰恰相反,倍感贴切亲近。(四)我们是围绕术语标准化问题来讨论“机械运动”这个术语。术语标准化的首要的指导方针应遵循名称(能指)和概念(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单义性——术语学原理。标准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因术语的歧义而导致信息损失,促进科技交流。标准化还必须考虑社会语言学中的诸因素,如固定用法,使用地点,使用者需要等;必须考虑心理语言学中的诸因素,如美学、动机、谈话者的习惯,个人抑制作用、对改革的自然抵制等。另外术语标准化必须具有稳定性,一般仅涉及新词。无论从哪一方面审查,非改称“机械运动”不可的理由都不充分。众所周知,“机械运动”一词不仅在力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范围内稳定的使用了几十年,人们难以理解“力学”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这类定义没有什么意义。正因为如此,《化学是研究化学运动的科学》之类的定义,在教科书、工具书上已消失。再有,使用“力学运动”一词之后,初中物理教材的编写和教学中将出现新的麻烦。现行初中教材一开始就会介绍“力学运动”。而“力学”确切概念可能在高中教材中才出现。并且“物体位置的变化”这一概念,比较具体、简单、狭义;可是“力学”所反映的,是属于“高级”的、很抽象的、复杂的、涉及面广的概念。如果现行教材的安排比较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的话,没有“力学”的概念的条件,先讲“力学运动”概念,的确是个问题。(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知道有些科学概念的最初定名很不理想,乃至谬误。如“电动势”一词,英文称“e1ectromotive force”俄文称“Электродвижущ－ая сила”其中force、сила都指力。论内涵外延,电动势和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多年的教学实践(蒙古文中的“电动势”是上述外文的意译)说明,上述定名对初学者很不利,他们往往把“电动势”理解为一种“力”,因而形成错误概念。对此,教师费很多口舌作解释。电流方向的规定(虽不属于名词术语范畴),也是历史性错误。那么,习用已久而表达不准或错误的这一类名词和规定要不要改呢？看来,世界范围内主张不改的占多数。换句话说,“约定俗成”这一条原则是不能废除的。科学名词的审定,从总体上说必须贯彻名符其实、词符其义,清楚表达出科学概念这个总原则。但从局部来说,习用很久很广,约定程度很高而又有争议的名词的审定过程中,还得考虑“约定俗成”这个辅助性原则。运用后一原则的目的在于使审定的名词易于推行,避免造成新的不统一,有利于名词审定工作总体目标的完成。《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之13条中指出：“已经通用的名词,即使不是最理想的,也不要轻易改动、以免增加不统一”。我们认为“机械运动”,并非最不理想的名词,从“约定俗成”原则考虑更没有必要改动。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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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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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是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或者限定科学技术概念的语言符号。科技术语在进行科学研究、科技教育、学术交流和新闻出版等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如何正确表达和使用科技术语,如何使科技术语规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科技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不但需要重视科学概念的准确性,表达的简明性,而且还需要仔细考虑和充分发挥汉语的特点。汉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每个汉字都同时有其形、声、义,同西方国家的文字或其他拼音文字很不相同。例如,各种鱼类名称的汉字带有鱼字旁;各类树木名称的汉字带有木字旁。汉字的这一特点还可以解决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科技术语的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这里主要谈谈关于sonar的译名问题。sonar是英文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的缩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关于“sonar”条的译名和解释主要是：“声呐是指利用声的回波探测水下目标的各种技术……”。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英语字典)关于“sonar”的说明是：“利用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声波或超声波探测水下物体(如潜艇或深水水雷)的存在和位置的一种仪器”。从历史上看,几种主要的物理学名词出版物中,早期没有sonar词条,50年代以后的物理学名词出版物中有“声拿”、“声纳”、“水声测位仪”和“声呐”等译名,分别列于下面的表中。为了进行比较和讨论,表中也列出相关的“电纳”和“导纳”的译名。表中引用的资料有：《物理学语汇》([清]学部审定科,1908),《物理学名词汇》(萨本栋审订,1932),《物理学名词》(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重订,1956),《英汉物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75,1985)、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1988)。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988年由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名为“声呐”。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声呐”的定名是根据其科学内涵和科学概念及汉语特点来确定的。为什么要将以前sonar的译名“声纳”重新定名为“声呐”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将sonar译名为“声纳”前,早已把acoustic susceptance译名为“声纳”了。这个“声纳”是表示声波在传播中的导声能力量度的声导纳的一个分量,正像“电纳”是表示电流在电路中传输时的导电能力量度的(电)导纳的一个分量一样。这种声学量和电学量的互相对应关系可以从下表中清楚地看出来。因此如果把sonar定名为“声纳”,就会造成“声纳”作为一个科技术语表示两种科学内涵或两种科学概念的情况。第二个原因是将sonar定名为“声呐”同汉语的意义是符合的,正像将acoustic susceptance译名为“声纳”,将电学上的susceptance译名为“电纳”符合汉语的意义一样。根据1997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纳”有接受的意义,可以表达接受声波通过和接受电流通过的意义;“呐”有呐喊和大声喊叫的意义,可以用来表达声学现象。这样对“声呐”的定名就既表现和发挥了汉语的声义兼顾的特点,又避免了一词两义的缺点,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同时还比把sonar译名为“水声测位仪”更为精练,正像“雷达”比“无线电波测位仪”或“无线电波测距仪”更为精练,也像“激光”比“受激(发)发射光放大”更为精练一样,从而得到广泛的接受和应用。总之,从“声呐”(sonar)命名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科技术语的定名,既要充分了解其科学概念和科学内涵,又要仔细考虑其汉语的特点和相关科技术语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到定名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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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L(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一词目前有两种中文译名:“技术成熟度”与“技术就绪度”。文章从该术语的提出机构、国际上使用该术语的重要机构对其含义的解释、两种中文译名含义的差别以及国内的使用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TRL的中文译名应统一为“技术成熟度”的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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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科技术语,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术语本身有误,就会让使用者感到困惑,继而造成使用上的混乱。“抽薹”误作“抽苔”便是其中一例。文章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修改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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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科技术语,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术语本身有误,就会让使用者感到困惑,继而造成使用上的混乱。“抽薹”误作“抽苔”便是其中一例。文章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修改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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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与“登录”的普通话读音完全一样,均为“d叆ng l敶”,而在意义上相差甚远,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术语(这一点从它们的英语名称上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两者不得混用。下面试加以分析,意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欢迎大方之家批评指正。“登陆”是军事术语,一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全本)》收入正式条目。另外,《汉英军事技术大词典》(中国军事教育学会编,学苑出版社,2004年)也收入有:“登陆,beach assault,land(ing)”(第243页)。与“登陆”相对应的是“抗登陆,antilanding operation”(第838页)或“反登陆,counter landing”(第371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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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范科技术语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科技书刊、报纸及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规范表达科技术语的严格要求,并把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始终作为检验、评价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来抓。遗憾的是,目前科技出版物中仍然存在着使用科技术语混乱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科技书刊中,而且也存在于常用工具书中(如各种文种对照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在长期从事地理期刊编辑工作中,笔者发现很多作品存在着科学技术概念不清,特别是术语表达不准确和定义模糊等现象,因而淡化了文章中术语定义和概念的解释。这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作者的原意,而且影响文章的科学性、可读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本文通过列举实例,分析科技出版物中存在的术语混乱现象,给出了“潟湖”一词的科学定义,探讨“潟湖”一词及其一系列派生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正确翻法和规范表达。1.“潟湖”的定义在海岸带,有一种地貌,汉语称“潟湖”,英语称“Lagoon”,俄语称“ЛΑГУНΑ”,维吾尔语称“Koltuk kol”。它是指在海岸与长条状滨外沙嘴、沙坝或珊瑚礁之间的封闭或半封闭的浅水区域,常有一条或多条潮汐通道与外海相通,而滨外沙坝是波浪在沿岸浅水区堆积成的、与海岸大体平行的长条形砾石堆积体。在热带海岸中的环状珊瑚礁内也能形成潟湖。有些沿岸潟湖本来与外海相通,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也可能被封闭在海岸之内,有的在高潮时通过潮汐通道可与海水相同：如,台湾省的高雄港即为典型的海成潟湖,河北昌黎县七里海也属此类,有的则与海水不通。还有古代潟湖长期与大海隔离和较长岁月的沉积作用,使原有咸水因地表淡水的注入,逐渐淡化而成淡水湖,称“残留湖”,如浙江杭州西湖。天津北大港和南大港都是由贝壳堤所封闭的潟湖。地质时期的潟湖常是盐类矿床、煤炭、石油、天然气、铝土矿等重要资源的产地。在《维吾尔语详解辞典》里给“潟湖”一词下了如下定义：Koltuk kol——词根Koltuk一指解剖学专有名词“腋”,二转指湾,原指腋(胳肢窝)在地理学扩大涵义转指湾,如海湾、河湾、山脚湾等等。有时指在大海、河流向陆地凹进去的部分,甚至河谷、山谷、悬崖和水域等的腋状部分,比如海湾、河湾、山麓的右腋、左腋等。潟湖——是地理专有名词：指浅海区、河流入海口由沙子堆积堵塞而形成的湖。涨潮时这种湖会与大海连接起来[1]。2.“潟湖”在各出版物中的错误使用实例“潟湖”一词长期以来,首先在汉文出版物中被不正确的使用。例如,汉文《地理学词典》[2]中被正确写作为“潟湖”,而在英译汉《地理学辞典》[3]中被错误写做为“泻湖”。其次在维吾尔文出版物中表达不同,例如,《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4]里这一术语被写为“舄湖”,“Laguna”。阿布都卡德尔.尤努斯等合编的《汉维自然地理词典》[5]被译做“泻湖”,“Dengiz Korpisi”。《汉英俄维石油技术词典》[6]被译做“Akar kol”(汉语译为流动湖),“Koltuk kol”(汉语译为腋湖)。艾尼瓦尔·加帕尔等编的《汉维词典》[7]被写做“Laguna”,“泻湖”。买买提艾力等编的《汉英维科技大词典》[8]被译做“Kol”(译为湖泊),“Akma kol(译为游移湖)“舄湖”,“潟湖相”译为“Koltuk Kol Fatsiyasi”。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英语中早已被规范表达为一种方式的,后来在汉语中也被规范化表达为一种方式的这一术语,维吾尔文出版物中却有多种表达方式,甚至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民族语言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编纂的《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也直接将根词“潟湖”音译表达为“Laguna”,而派生词“潟湖相”意译表达为“Koltuk Kol Fatsiysi”。3.比较分析我们首先看一下汉语中的“潟”和“泻”字中哪一个是正确、规范表达的词根形式。第一,这是因为此二字的字形相近,而且“泻”字的繁体“瀉”和“潟”更为相近。“潟”字与繁体“瀉”字,形虽近而意实不同。在《汉维新华字典》[9]和《现代汉语词典》[10]中,“潟”注解为“潟”同“舄”,“咸水浸渍的土地”,既然是“浸渍”,应该是不流动或流动不畅;而“瀉”则是“液体很快地流下;如：一泻千里”。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其次,针对不同出版物中的不同用法,规范名究竟怎样定,地理学名词委员会曾于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将错就错,理由是“泻”字好认好写。但经反复讨论后,委员们认为应该首先尊重科学性的原则,不能迁就错误,而且“泻湖”一词易引起概念理解错误。最后委员会确定采用正确的写法,称作“潟湖”,并于1988年正式公布作为规范名。接着,1989年出版的《海洋科学名词》[11]和1993年出版的《地质学名词》[12]也一致作了这样的确定。至此,这个由形近字引起的名词混乱得到了纠正。但是,即便如此,后来还是有一些专业性的文章在继续错误地使用“泻湖”这个错词。甚至《中国海洋报》2002年9月20日头版头条的新闻《实现海洋卫星系列化发展》文章中,还在使用“泻湖”这个词。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在维吾尔语中是怎样规范表达“潟湖”一词的。语言学家们就现代维吾尔语新词新语的构词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就新词构词法达成共识,认为采用附加成分、造词、借词、挖掘母语词汇、简称等方式为维吾尔语构词法的最佳方式[13]。科技术语用维吾尔语表达时可以用母语来表达的应尽量用母语表达,无法用母语表达的,则借用兄弟民族语言来表达。如果无法借用兄弟民族语言,那么就借用国际通用语言,以音译为指导原则[14]。可以看出,在强调的上述观点与方法中,基本确定了科技术语维吾尔语翻译规范表达应遵循的具体原则,特别明确了造词和借词应占主导的地位。然而,现在动辄借用外语,未能发挥维吾尔语在充分利用母语词汇资源构词方面的优越性,维吾尔语的潜在优势未得到充分挖掘。在完全有可能用母语的构词方式表达的情况下,将“潟湖”一词轻易地借用外语直接音译为“Laguna”[4,5,8]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借用外来语,特别是直接借用科技术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维吾尔语词汇成分,但不利于维吾尔语词汇以自身内在的规律健康发展。我们并不以此为理由而排斥借用外来语的做法。借用外来语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发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尤其是科技术语直接以音译方式借用外来语在每个语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科技术语的借用一定要遵循“立足母语”、“音义统一”、“便于推广”的原则。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专门使用的词语。科技术语是指在科技领域中专门使用的词语。这种词语把单一性和准确性作为自身的一种重要特点。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术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规范表达：一种是利用维吾尔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手段,还有一种是通过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来形成,科技术语也不例外。所以在维吾尔语表达“潟湖”一词时,对它在地理专业中的原有涵义、基本概念、特征,并对维吾尔语的构词规律与借词原则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潟湖”一词以构词方式为手段、以学科内涵为依据翻译表达是很有必要。科技术语以单一性、科学性、系统性为自身的主要特点,“潟湖”一词在地理科学里,确切的说在地貌学里是表示地表形态时专门使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在汉语《现代地理学辞典》[15]与其他解说性工具书[2,3],对这一术语像本文前半部分里所说的一样下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维吾尔语详解辞典》[1]也下了类似的定义和注解。根据“潟湖”这一术语的专业定义和内涵,称它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是比较合理的、正确的。首先,对应其自身的专业化概念。其次,恰当得体、准确、通俗易懂。再次,完全表达和反映该术语在地貌学中的科学概念、定义及其基本特点。如果我们按《汉英维科技大辞典》[8]所表示将“潟湖”一词称“Kol”(湖泊),“Akma kol”(游移湖),“潟湖相”称“Koltuk kol fatsiyisi”用两种规范化形式表示的话,那么就会将“湖”这一总概念与“潟湖”、“残留湖”等专有名词概念混为一谈,淡化或完全消失“潟湖”一词在地貌学中的原本概念。更重要的是包括“潟湖”一词科学概念系统、逻辑关系与构词能力等在内的整体性会受到影响。将“潟湖”一词译为“Koltuk kol”,那么可以为一些派生词留下系统表达的余地或可能性。正确表达“潟湖”“Koltuk kol”这一根词之后,就可以借用附加词,根据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果关系与之组成一系列的派生词,如：在维吾尔语里可将两个固定词互相在从属关系的基础上合并,并在语言与语义结构方面构成完整的词汇实体。这种构词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根词+根词。如：公路Taxyol(Tax+yol);款冬花Tengga yopurmak(tengga+yopurmak);乌龟Taxpaka(Tax+paka);盐湖Tuzkol(Tuz+kol);潟湖Koltukkol(koltuk+kol)。第二种：根词+根词+附加成分。如：水库Su ambiri(Su+ambar+i);糖水Xiker suyi(Xiker+su+yi);世界地图Dunya heritisi(Dunya+herita+si);潟湖Kolyuk koli(Koltuk+kol+i)。按照上述构词法,将“潟湖”翻译表达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都是正确的。但是,科技术语只能在专业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概念及原本内涵基础上来表达,一个概念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只能有表示单一内容的一种称谓。根据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潟湖”(koltuk kol)这一术语在前半部分使用的修饰语“koltuk”(腋、腋状的)形象地表达了湖(kol)的成因和地理条件。将“潟湖”译为“Koltuk kol”是规范化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地理学术语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成果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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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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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一科技术语 ,做好术语规范化 ,全国名词委正在进行大量的科技新名词审定工作 ,其中多媒体所涉及的“光盘”(“光碟”)与“磁盘”的统一命名成为了信息科学中争论的焦点之一 ,我们也就这一问题谈谈看法。光载体称为光盘 ,而磁载体称为磁盘 ,用“光”和“磁”来区分两种不同的载体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两个词的意义和概念 ,无须再进行简化。而将光的载体称为“碟” ,将磁的载体称为“盘”是不妥的 ,理由如下 :1 目前 ,我国的科学技术文献 ,都以光盘作为正式的光载体命名 ,就一些计算机类的文献和教科书而言 ,几乎没有一本书将ＣＤ 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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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物学快速发展,相关文献浩如烟海,新生术语层出不穷。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拓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主要是中英文)对照研究也越发显得重要。“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不仅成为生物学术语产生的旺盛源泉,而且也对生物学术语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信”“达”“雅”的中外文术语互译,对于生物学学术交流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生物学术语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外文对照研究亟需加强。一方面,在科学研究或学术交流实践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形式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通译或应用,给术语的正确理解或使用造成了困难,也影响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例如,国内一些研究生聆听美国教授的《数量遗传学》学术报告,在听到关于covariance的算法时,不少学生感到疑惑,以为从未接触过这个术语。后来得知,这一术语在国内大学本科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生物统计学》中均有介绍,只不过称之为“协方差”而已。事实上,在中外文生物学术语应用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类似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释义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术语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一些过去翻译比较混乱的名词,例如motif和consensus sequence,都得到了较好的翻译或定名[1-2],然而,迄今仍有一些分子生物学外文术语未能很好地互译。譬如,微生物学术语prion通常译作“朊病毒”,但也有学者建议将其译为“感染性蛋白质”“感染蛋白”“感染朊”“染朊子”“蛋白侵染子”“毒蛋白”“朊”“普朊”“普利昂”或“普力安”等。又如,生物化学术语molecular chaperone通常被译作“分子伴侣”,但是也有学者认为,molecular chaperone只是辅助蛋白质的折叠、组装,并不参与蛋白质的功能执行,犹如将新娘送入洞房后即离开的伴娘一样,并不参与最终过程,因此主张将molecular chaperone译作“分子伴娘”[3]。再如,有学者认为,exon和intron分别译为“外元”和“内元”要比译为“外显子”和“内含子”妥帖,主要原因是exon并非都“显”(编码氨基酸),intron也并非都“含而不显”[4]。再如生物工程术语extractive fermentation通常是指与产物分离相耦合的发酵技术,即在发酵过程中或特定发酵阶段在线(原位)提取产物的发酵技术,有学者将其译作“萃取发酵”,也有学者将其译作“发酵-分离耦合过程”,还有学者将其译作“耦合发酵”。笔者认为,“萃取发酵”易使人误解为单纯采用萃取技术分离产物的发酵技术(事实上,extractive fermentation既可能采用溶剂萃取技术分离产物,也可能采用CO2超临界萃取技术、膜技术或离子交换技术等分离产物);“发酵-分离耦合过程”未能凸显extractive fermentation属于发酵技术的本质,并且略显冗繁;“耦合发酵”则未能准确表现extractive一词的含义。因此,笔者以为,将extractive fermentation译作“提取式发酵”似乎更为妥当。此外,ortholog、paralog、gene ontology、bootstrap等,也尚缺乏公认或统一的中文对照术语。由此可见,外文生物学术语的中文对照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其三,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中文生物学术语也迫切需要加强外文对照研究。譬如,有的辞书将“牙车(床)”译为dental bed,易使人误解为“牙科使用的床”,而译为dental alveoli或alveoli dentales(牙槽)更妥当一些。[5]又如,将“真牙”译为wisdom tooth要比dermal tooth更为贴切。[6]中医药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关系到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应当予以重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后应当继续加强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首先,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牵头,以《中国科技术语》等刊物及其网站为交流平台,广大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推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对于拿不准或者有争议的术语,可借助上述媒体,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公开征求中外文对照译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一旦确定之后,应当积极在国内乃至世界华语圈中公布、协调和推广。其次,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互译研究中,应当集思广益、文理并举、多学科合作,既要发挥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的主力军作用,又要重视汉语、外语、化学等专业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再次,应当鼓励在适当场合推广使用中外文对照的生物学术语。这样不仅有利于避免类似“协方差”尴尬状况的出现,推进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繁荣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民族语言健康、传承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7-8]。最后,鉴于高校在生物学术语研究、传播与应用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加强高校生物学教学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并将其列为重要教学目标之一。从教材选编到作业练习,从课堂教学到科研实践(实习),都应当关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适当设计了一些中外文术语互译的题目,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推崇。也有一些高校开始在本科教育中实施双语教学甚至全面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关于全面使用外文教材的利弊得失,笔者无权置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有利于科技发展与学术交流,忽视中文术语或外文术语研究都不利于中国生物学的发展与进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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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是事物(包括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语言符号,在各种现代民族语言中都有专名与通名之分。专名是专用名称的简称。不应把专名误解为专业名称或专业名词,也不应把专名完全理解为专有名词[注1]。通名是普通名称的简称。专名与通名的拉丁文术语分别为nomen priprium(意为“各自名称”)[注2]和nomen appellativum(意为“类别名称”)[注3]。专名只是单独事物的名称,不是他(它)们所属类别的名称。专名的命名,着眼点在于专名特有者的单独性、个体性、特指性或可鉴别性,不着眼于专名特有者的类别性(种属性)。由专名标记的事物总是独一无二的。与专名对应的通名[注4]既是某个单独事物的名称,同时又是他(它)们所属类别的名称。也可以说,通名是同类事物中不同分子的共用名称。通名命名的着眼点只在于事物的类别性。任何分类等级的事物类别名称都是通名。例如,生物的分类等级为界、门、纲、目、科、属和种。这些分类等级的事物类别名称都是通名。世界上的事物在各种现代语言中通常都有通名,但不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专名。在逻辑学中,普通概念[注5]的名称属于通名,单独概念[注6]的名称一般说来都是专名。专名与通名的不同,可以通过以下例子予以说明。例如,“湖”和“海”是自然地理名称,指的是不同类别的自然地理实体。它们是类别名称,当然属于通名。“咸水湖”、“淡水湖”;“公海”、“领海”也是类别名称,是“湖”和“海”的下位类别名称,因而也是通名。但是,“兴凯湖”、“贝加尔湖”、“太湖”;“黄海”、“红海”、“地中海”等单独水域的名称则是专名(自然地理专名)。又如,“革命”这个概念名称是类别名称,是通名。但是,“法国大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土耳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名称所标记的都是在特定地方和特定时间发生的革命。它们都是特指的,所以属于专名。根据专名与通名的定义,不难判断,“巴黎公社”[注7]是专名,但“人民公社”[注8]却是通名。同样,也不难判断,“行星”、“卫星”、“彗星”、“流星”是通名,但“金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则是专名。应该指出,民族名称及属于某民族的人的名称(如汉族、满族、俄罗斯人和突厥人)、家族名称(家姓)、氏族名称(包括古罗马人的氏族姓)以及某国或某居民点(城、镇、村等)的居民名称(如中国人、北京市人、汉堡人、芬奇村人)等虽然其命名着眼点不在于人的个体性,而在于人的群体性,但它们却是专名。这是把人的群体视作人的个体的结果。还应提到,若干独一无二的事物的名称习惯上,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通名,只是在正式场合(如在用作百科全书条头的情况下)才被视为专名,如“太阳”、“月亮”等。在不同语言中,划分专名与通名的标准虽然基本相同,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周日(星期一、星期二……)和月份(一月、二月……)的名称在英语中属于专名(首字母大写),但在俄语和法语中却属于通名(首字母小写),在德语中也属于通名[注9]。用拉丁字母文字或西里尔字母文字书写的专名一律大写。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规定,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专名也予以大写[注10]。各种语言中的专名,其形式通常是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词的词组[注11]。专名就其结构而言,分为含有通名的专名和不含通名的专名。标记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的专名在不同语言中,其结构有时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德语专名Oder是不含通名的专名,其汉译名“奥得河”则是含有通名的专名。通名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在语言产生初期,没有专名与通名之分。当时,只有专名,没有通名。通名是随着人对事物或概念的认识深化,是在事物或概念分类基础上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不断出现,因而必然也不断地产生用于标记新事物、新概念的名称。在这些名称中,既有专名,又有通名。通名与专名相互转化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些通名转化为(或用于)专名。也有些专名转化为(或用于)通名。前者的例子如英语通名great peasant revolt(农民大暴动)转化为英语专名Great peasant Revolt(特指14世纪英格兰农民大暴动)。后者的情况更为常见。例如,英语通名diesel(柴油机)是由柴油机发明者Diesel(狄塞尔,德语家族姓)这个专名转化来的汉语专名“秦桧”也可用作通名。该专名用作通名时,指的是“像秦桧那样坏的坏人”。由于专名与通名可以相互转化,一些专名与通名的界限往往不明显。为了判断某个名称是否属于专名,有时不得不依据这个名称所处的上下文。在任何语言的专名体系中,人名和地名都是数量最大的最重要的两类专名。因此,狭义的专名指的就是人名和地名,尤指人名。专名按其标记的事物或概念很难予以分类,但仍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1)有生命的或被认为是有生命的特指个体名(或群体名),其中包括个人名[注12]、家姓连同个人名、鬼神名和动物的名字,还包括民族名、部族名、某国或某居民点的居民名、家姓、氏族姓等;(2)广义的地名,如历史地名、传说中的地名、洲名、国名、居民点名、江河湖海名、山名、山脉名、山峰名、森林名、草原名、耕地名、城市中的街道、广场名以及一切有位置意义的建筑物名等;(3)特指的书刊报章名,如文艺作品名(小说名、诗歌名、戏剧名、电影名、曲艺名、绘画名或雕塑名)、音乐作品名、政治或军事著作名等。法律名、法案名、计划名、条约名、协定名或决议名可以列入这类专名之中;(4)特指的组织(机构)名,如工厂名、学校名,工会名、学会名、基金会名、公司名、医院名、电台名、报社名、通讯社名、图片社名和各种国际组织(机构)名等;(5)历史事件名,如战争名、战役名、起义名、革命名、案件名等;(6)其它专名,如特指的物名(飞机名、船舶名、火车名[注13]等)、语言名、奖金名、学派名、画派名、宗教名、节日名、时代名等。专名还可以按其所属语种予以分类,即可分为拉丁语专名、汉语专名、英语专名、德语专名等。“术语”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得很晚,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该词很可能是从日语中借用来的(日语中的汉字形式为“术语”)。术语究竟是什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在“术语”这个词中含有词素“术”字,术语又经常使用于科技领域,有人望文生义地把“术语”误解为“技术用语”。不少人把“术语”解释为“学术用语”,这种解释虽然有所依据(常见于日本工具书之中),但未能准确表达出“术语”一词的概念。引人注目的是,在包括百科全书在内的各种中文和外文工具书中,“术语”的定义常有不同,甚至相差甚远。这种情况说明;人们对“术语”一词所表示的概念在认识上很不一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海》中,“术语”的定义是,“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见《辞海》缩印本第1248页。词语的定义应该是对词语表示的概念的严格描述。笔者认为,《辞海》中关于“术语”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术语”不仅仅用于学科之中,术语的意义也不都是规定的,当然更谈不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假如每一术语的意义都有严格规定,也就无须提出“术语标准化”这个棘手问题了。此外,把“术语”只说成是“用语”,现在看来也未必妥当。应该指出,不少词语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某些词语的定义也应该随之予以改变。现将有关“术语”定义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1.术语与名称在我国有关文献中,术语连同专名曾被统称为“名”。清代翻译家严复在谈到翻译问题时指出,“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说的就是“术语或专名的译名定名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生物学中,物种名称无疑属于术语。在医学中,疾病名称也是术语。然而,术语与名称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不能够说,任何名称都是术语,以产品名称为例,有些产品名称,如“针”、“线”、“毛巾”等日用产品名称不属于术语,而有些产品名称,如“发动机”、“雷达”、“火箭”等产品名称显然属于术语。凡是专名,即专用名称,如人的名字、姓氏、地名、特指的组织(机构)名、特指的书刊报章名以及独一无二的物名等都不属于术语。少数专名却可以用作术语。例如,“安培”在指对电磁学作出贡献的法国物理学家这个特定人时,即“安培”用作姓氏的情况下,不是术语,而是专名;“安培”用作电流强度单位名称时则是术语。这时,“安培”亦称“安”,国际符号为A。同样,“焦耳”用作姓氏时是专名,用作功和能量的单位名称时则是术语。专名与术语的交叉情况并不多见。通名,即普通名称与术语的交叉情况却十分常见,可以说,凡是用于专业知识领域的通名都可以被视为术语。2.术语与概念术语是概念名称,尤指普通概念。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既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对于概念名称的术语来说,既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也不存在科学与否的问题,只存在合适与否的问题。术语应该准确地反映概念。未能准确反映概念的术语通常要在术语标准化过程中予以调整。但是,确属众所采纳的惯用术语,尽管不理想,也不要轻易改动,以免造成新的混乱。“术语”一词也常指由术语表示的概念本身。例如,在“术语的定名”这个词组中,“术语”显然指的就是“概念”。在“术语标准化”这个词组中,“术语”有双重含义,既指“概念名称”,又指“概念本身”。通常所说的“术语体系”实际上是指“概念体系”。“术语”也表示概念与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如甲概念与乙概念之间的“相等”或“相似”关系,甲概念“大于”或“小于”乙概念的关系等。表示概念间相互关系的词语也是术语。这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3.术语与语言符号术语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作为语言单位的词或词组(可统称为词语)。术语中的词,绝大多数是名词,也可以是其它词类的词,如动词“扩散”、“裂变”、“辐射”等。术语在特定领域中应该是单义的(术语的意义与其所处的上下文无关),并且不应该有褒贬的修辞色彩。各种语言中术语的形成都要遵循各种语言的构词规律和词组的构成规律。术语有长有短、长术语往往是字面意义明确,但不利于交流,而短术语的字面意义通常不明确,但便于用来交流。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也是如此。例如“爱滋病”(尚未标准化,另一种书写形式为“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后者是由十一个汉字组成的词组,其字面意义明确,但不便于用来交流,尤其不便用于口语。术语不仅仅是词语,还包括表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其它语言符号或标志,其中有数理逻辑符号、物理学符号、化学符号或化学分子式、计量单位名称的符号、某种代号以及图示或交通标志等。但是,专名的符号、代号或标志,如国名的代号、国徽、团徽、书徽、国旗、党旗、市标(城市标志)等却不是术语。符号通常是概念的附加说明,在某种专业领域中却经常用来表示概念,在化学领域中就是如此。采用符号作为术语不仅能够解决大量的术语与有限的语言资源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矛盾,而且也是术语的简化手段之一。在欧美国家的术语学理论中,人们早已普遍把表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符号、图示、标志视作术语。4.术语与知识术语是知识单位。术语与非术语[注14]之间的最重要的界限就在于,术语只用于专业知识领域。术语形成的重要途经之一是共同语言中词语的术语化(借用外来术语是术语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在特定领域中形成的术语,有些又逐渐用于共同语言之中。正因为如此,术语与非术语的交叉是常见的语言现象。因为术语是知识单位,所以术语虽然也用于口语,但主要用于书面语。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术语可谓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术语无法比拟的。为使术语不造成歧义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主要涉及的是科学技术领域。这并不意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术语不存在术语标准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术语协调工作尤为困难。如果在“术语”的定义中只提“术语用于学科之中”,这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诸如在体育、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等知识门类或在纺织、交通、运输等行业之中都存在着各自的术语,而上述的知识门类或行业都不能称为学科。关于术语使用领域的可取提法应是“专业领域”。专业领域的概念较宽,既包括学科,又包括行业,还包括其它知识门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术语”一词的概括性定义为,“术语是用于专业领域的表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并应严格区分不同概念的词语、其它语言符号或标志。术语也常指由术语表示的概念本身”。注释：[注1]专业名称是专业语言中的名称,其形式为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词的词组。专业名词是形式为名词的专业名称。专有名词与专用名称不是完全等同的术语,但二者往往互为可替换术语。从严格意义上讲,专用名称只是在其形式为名词的情况下,才与专有名词互为可替换术语。[注2]专名的英语术语为proper name,法语术语为nom propre,德语术语为Eigen name,俄语术语为имя собственное这些术语在其所属语言中的意思都是“各自名称”。[注3]通名的英语术语为common name,法语术语为nom commun。它们的意思是“共用名称”。通名的德语术语为Gattungsname,意为“类别名称”,俄语术语为имя обмее,意为“共用名称”或“普通名称”。[注4]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中,通名被解释为“别名的对称”(见《辞海》缩印本第1055页)。这种解释很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应该把通用名称(≠普通名称)解释为专名(即非通用名称)的对称。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通名与专名是互为对应的术语。[注5]普通概念是反映某类对象的概念,其外延是由几个或几种事物构成的一个类。[注6]单独概念是反映特定的某个对象的概念,其外延是唯一的。单独概念的名称一般是专名,但也有属于通名的,如“亚洲美元”、“铀235”等。[注7]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注8]人民公社是我国1958年建立的政社合一组织,曾是我国基层行政区划单位的通名。[注9]在德语中,普通名词与专有名词的首字母都大写。[注10]见《文字改革》杂志1984年第5期。[注11]形成为词组的专名,其书写规则在使用拉丁(罗马)字母文字或西里尔字母文字的不同语言中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英语专名Morning Star(《晨星报》)的俄译名为Чтренняя звезда、前者是两个词的首字母都大写、后者只是第一个词的首字母大写。[注12]属于个人名的还有作家的笔名、艺人的艺名。此外还有别名、小名、呢称和绰号等。[注13]这里指的是标记单独个体的名称,如“伊丽沙白公主”号(客机)、“密苏里”号(战舰)或“毛泽东”号(机车)等。但飞机的型号名却是通名,如“快帆”型(客机)、“波音747”型(客机)等。[注14]非术语是共同语言(指语言集团中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不是用于专门目的的书面语言)中的词或词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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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6日,第五届“中国术语学建设暨术语规范化”研讨会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召开。来自杭州师范大学的冯志伟教授、黑龙江大学的戴昭铭教授等40多位专家学者,就术语学基础理论、术语规范化、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术语翻译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刘青在会议总结中鼓励大家潜心研究术语学,并希望大家多交流、多协作,共同推进中国术语学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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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的符号学诠释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一种约定性符号[1] ,术语规范化实质上是一个建立规范的文字符号模型并使其成为全社会定约的过程。基于上述认识 ,我们可以借鉴符号学、语言学、编辑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来研究术语学问题。本文即是从科技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一视角出发 ,应用符号学的若干基本原理 ,提出和探讨术语符号的一些基本性质及构成特性问题。 一、符号和术语符号在人类发展过程中 ,由于生产劳动的社会性 ,人们需要经常交流思想、密切协作 ,而这种交往与合作 ,要求人们能够明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