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广告女性形象的符号学阐释

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女权运动,电视广告中性别角色定型并没有减弱,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仍被定位为:家庭主妇、男性的陪衬、被观赏的对象等形象。此种现象的产生可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阐释:电视广告中的女性符号在其符号意指过程中,在内涵义的层面上赋予了女性刻板形象。符号编码者和译码者对此种形象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电视广告:在塑造中刻板女性形象

当前,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国电视广告中已经出现独立、自信、美丽的现代职业女性形象。但由于受到性别心理差异和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女性形象的物化倾向和性别歧视倾向仍然严重存在,强烈的性别角色差异形成了电视广告中女性的刻板印象。     

网络直播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异化

网络媒介为女性主体性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与契机。由于新媒体与受众的促动,女主播形象经受着他者的建构。与此同时,基于身份认同与主体性表达,女性主播也进行着自身形象的自我建构。而在娱乐化时代多元流动的网络空间场域中,图像资本和视觉消费的共谋在直播场域中不断制造和生产出一种亚文化,促使女性形象的建构从“主体虚构”向“符号异化”的转变,使得女性身体在规训中不断被物化和符号化。以直播为主要形式的主播形象的建构与异化的背后,传达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现实空间和网络场域的变异,亟待学界深入反思和探讨。     

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与周女性观的关系

学界存在着一个神话,认为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悲苦＂女性形象,如祖母以及杭州花牌楼的诸妇女,激发与促进了其＂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的生成。这个神话不仅在周作人自己那里被一再言说,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先生等也延续了周作人的这种误识。实际上,所谓的＂悲苦＂更多的是强加给那些女性形象的标签。悲苦女性形象对周作人的影响,在周少时并未显现,它主要是周在后期回忆中的＂重构＂。并非这些悲苦女性形象促发了周＂哀妇人＂女性观的形成,而是在其已成型的女性观的视阈中,她们经过扭曲和过滤而呈现为特定的符号表征。     

“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五论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性格复杂：其中有“光明的天使”、“美丽的太阳”：也有试图解除“女性的柔弱”的女强人；有惩恶扬善，以爱化恨，化丑为美，化祸为福的爱的使者；也有被情欲、权欲模糊了眼睛而乱伦、而发疯的人性扭曲、人格分裂者。然而，无论哪一类型的女性，无一例外部是“弱者”。这也许就是莎士比亚对女性的基本认识。     

试论“五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本文首先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认为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女人异化史。接着具体分析了一些“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仰视中的女性形象；二是俯视中的女性形象。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男性为本位，故在根本上难以还女性以历史真相。     

理想与现实共存——浅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

海明威一直被公认是塑造“硬汉”形象的巨匠,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许多“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的英雄。但是任何作家的作品中不可能只出现男性,而忽略女性形象的塑造。海明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塑造,可将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分为两类：即“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和“男性化”的现实女性。海明威作品中女性的塑造不是中心,但却对男性中心形象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浅谈《聊斋志异》中理想女性的形象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女子，如：封建叛逆者形象、复仇女神形象、执着追求者形象、爱情忠贞者形象，蒲松龄借笔下女性们的血肉之躯，热情讴歌了人性的真、善、美。虽然这些女子是现实加幻想的产物，但从她们身上体现了作者对理想的抒发与追求。     

坡芽歌书的生活文化解读

富宁坡芽歌书是壮族文化的一枝奇葩，歌书的81个符号形象以当地生产、生活中的实物为主要描绘素材，每个符号形象既是独立成章的单体山歌，又一气呵成、联为一体，被学界称为“壮族爱情三部曲”。坡芽歌书虽为情歌，却涵盖了诸多的壮族文化元素，生动反映了当地壮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及稻作文化。     

别样风景: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电视广告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形象是如何的塑造出来,而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则能分析出大众传媒在塑造女性时的性别歧视和隐含的男性欲望和男权话语机制。     

托妮·莫里森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张力美

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将母亲善与恶这一形象发挥到了极至，并以清新、细腻的语言，娴熟的叙事手法，揭示善与恶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揭开了黑人记忆深处无法言说的历史。母亲成为了历史的符号，母亲形象具有了极高的审美价值。     

女性身份的广告话语建构

话语是一种符号形式,是各种符号构成的有意义的、情景化的、建构性的社会活动.身份是一种符号潜势,其本质是施为性.女性身份在广告话语中的建构过程,体现了当代社会以男性思维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掌握对话语符号资源的控制权,这种权力的不平等造就了广告中被典型化、物质化和商业化了的女性身份.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诗三百>中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由于解读者所站立场不同、所选视角不同及身份和地位等的不同而使得<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将<诗经>中出现的各种女性形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形并加以分析,有利于不同读者对<诗经 >相关篇章的理解.     

“他者”悲剧:《最后的决斗》中女性形象的别样呈现

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在影片《最后的决斗》中,通过别样的叙事手法、角色呈现、主题展示,完善其女性形象的塑造技巧。影片巧妙地运用三幕式架构的叙述视角,借助“罗生门”式的非线性复调叙事,将故事从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展开对比,暗示出最后“决斗”的虚伪。同时,采用隐喻和象征等手段,诠释男性视角下女性形象是如何被符号化定义的;从“他者”的依附、“他者”的失语与“他者”的反抗三个方面,揭示出女性“他者”命运的悲剧主题。这些技巧,为华语电影女性形象立体化与多元化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孙犁小说的女性形象及其审美追求

孙犁是解放区学中最擅长描写女性的艺术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同期作家塑造的女性相比，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以青年女性为主；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具有艺术形式的诗意美。这种特殊的女性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与作的家庭出身、个性气质、情感经历和审美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化英雄与性别叙事——对李连杰电影《霍元甲》的一种女性主义解读

《霍元甲》的经典形象是民族意识和男性话语的历史产物。2007年由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对这一文化经典的重新演绎,虽然已经意识到以往完全被忽视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符号,然而在突出呈现文化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仍然落入父权主义和男权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深入解读影片中的性别形象内涵,从而揭示出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被传统父权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批评空间。     

沈凤喜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的女主人公沈凤喜作为生存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其一生前后时期分别扮演了任人玩弄的物品性天使形象和惨遭弃置后被禁闭的疯女人形象，而这正是作为两性性别对峙中两个男性樊家树与刘德柱对作为女性沈凤喜这种角色的转换与确认。剖解沈凤喜形象可帮助我们解构存在于小说中的男权主义化中心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     

浅析“中国形象”的“他者”身份对于中国文化自审的影响——以华人旅行文学为例

"中国形象"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物,是一整套内含话语机制的隐喻符号系统。这个形象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这个他者形象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在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的张力中不断转变的过程,构成了"时而乌托邦,时而黄祸地狱"的隐喻系统。本文就这一过程,对"中国形象"在文化形象变迁过程中如何进行"他者"身份的变化进行阐述。     

试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女性形象

郭沫若的历史剧塑了许多动人心旌的女性形象，本文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既异彩纷呈，又被高度心灵化了，既具有女性特征，又富有英雄气质，既有作者的影子，又贯注着时代精神，她们一会我们表现着历史，一方面又为我们照示着未来，显示出美的深永魅力。     

浅析“中国形象＂的“他者＂身份对于中国文化自审的影响——以华人旅行文学为例

“中国形象”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物,是一整套内含话语机制的隐喻符号系统。这个形象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这个他者形象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在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的张力中不断转变的过程,构成了“时而乌托邦,时而黄祸地狱”的隐喻系统。本文就这一过程,对“中国形象”在文化形象变迁过程中如何进行“他者”身份的变化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