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当今“纯文学”

“纯文学”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颇多的争议，这些争议既包含有纯文学本体上的论争，也涉及到与纯文学相关的文化、哲学、美学、语言学、历史甚至宗教、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异议。本文把纯文学具化为“内环境”和“外环境”两部分，并试图从美学(狭义上而言)、语言学、哲学、历史(广义上而言)和社会等五个范畴入手来粗略地考察其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态势。     

老子“反”之道平议

“反”是《老子》一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道”之“反”，具有“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循环往复”三种含义。老子的“反”之道的表达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不为为，以不争争，以不先先……这种“反”之道，为人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生存之道。由此看来，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恰恰揭示了他的生命哲学、生存哲学的特质：谦下、守弱的“无为”与居上、刚强的“无不为”合二为一。这既表现了老子哲学所包含的大智慧，又反映了老子哲学所隐含的权术和阴谋。     

“范畴”与“概念”之辩：一个认知问题的探讨

作为认知研究的工具,西方经典哲学中的“范畴”和“概念”体现了哲学家们探索世界、语言、心智的视角和方法,相对容易把握;现代认知科学中的“范畴”和“概念”既反映了学者们的各自取向,也掺杂着研究中的思维混乱,情况非常复杂。从认知本身的多个维度,在同一平面内对“范畴”和“概念”进行考察是个新的思路,也呈现出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     

荀子“性恶”再探析

“性恶”是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以往学界大都从“恶”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荀子之“性恶”,本文则另辟蹊径,从“性”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荀子之“性恶”,通过对“‘性’训作什么？”、“‘性’指什么？”以及“‘性’怎么样？”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揭示出荀子“性恶”的实质乃是性“离朴”而恶和性“纵欲”而恶,同时更指出了荀子的“性恶”并不是纯粹的“恶”,而是“性恶”中本具自觉向善的倾向和向善的能力,也就是说,荀子的“性恶”是一种积极的“恶”而不是一种消极的“恶”,正是基于此,所以荀子才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     

班主任工作应讲究“严”、“细”、“实”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班级管理工作合辙上轨、行之有效呢？经过多年实践，我个人的肤浅体会是遵循教育规律，恪尽职守，在对学生全面关爱的基础上，。做到“严”、“细”、“实”。     

也谈哲学的“无用之用”

“哲学无用”论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此观点既有所见也有所蔽。文章通过对其所见与所蔽的梳理和分析,批驳了“哲学无用”论的浅见与近视,阐明哲学的“无用”乃是一种大用;哲学作为对人生有系统的思想的思想,给人以“安身立命”之道,为美好的幸福的人生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智慧．对待哲学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试论素描中的“知”与“行”

文章通过对素描涵义的解释,并引用古代哲学的“知”与“行’崃阐述素描中的“认识’和“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さえ”、“まで”、“でも”的异同

在日语课课堂教学中出现的一些相近意义的副助词 ,例如“さえ”、“でも”、“まで”在实际运用时 ,无论从其接续法 ,还是所含有的用法、意义 ,如果不经过详细的对比 ,往往会混淆使用。因此 ,对这三个词的用法、意义、接续法的异同做了较详尽的解释     

论“法治”建设中的“德治”与“人治”、“礼治”的关系

“以德治国”的提出 ,引发了人们对“法治”建设中的“德治”与历史上的“人治”、“礼治”关系的思考。本文将从当今“德治”与古代“礼治”二者的区别来阐释“以德治国”并非是提倡“人治” ,而是“法治”建设中一项富有弹性 ,但又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治国政策     

“读”、“说”、“写”、“听”、“评”——高考英语书面表达教学建议

文章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读”、“说”、“写”、“听”、“评”的高考英语书面表达教学建议,旨在提高写作教学的效率,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从而使高考英语书面表达题不再成为学生的难题。     

“白骨精”“、北大荒”、“蛋白质”流行新语三则的探析

“白骨精”、“北夫荒”、“蛋白质”是在当前网络化、信息化高度发达背景下，利用缩略法创造的新词。从词语修辞的角度来看，起初的引号表示特定的含义。但随着使用频率的增高，逐渐为受众所接受和理解时，表示特定意义的引号就逐渐失去了标志功能，它们的意义就会逐渐固化为一个新的义项。这在词汇学上称为“词义异变”。当然，这些流行新语也需要语言的使用者进行必要的规范。     

表示转折的语气副词“偏”、“偏偏”和“却”

从对例句的分析出发，讨论现代汉语表示转折的语气副词“偏”、“偏偏”、“却”用法的不同。重点考察它们之间能不能换用的语义基础和具体条件，以及它们之间连用的一些情况。     

“形气神”与“形影神”——论庄子与陶渊明的主体观

陶渊明的思想与庄子哲学都具有“无家可归”的类同性,且陶渊明引用《庄子》甚多,从而使得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有了可能。庄子主体观的实质是在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加持了其独特的气化观的结果,主体的最终境界呈现为世界意志的“与道为一”之境;陶渊明主体观的内容则是“形影神”,是以庄子哲学的气化论为理论基础,加上自己的认识和对时代的回应而成就的观念,最终境界与庄子的认识如出一辙。从概念使用和结构义理上看,二者之间存在着细密的联系,陶渊明的主体观念是对庄子哲学的某种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澄清陶渊明《形影神》的诗旨内涵。     

洞口方言的介词“帮1”、“等1”、“跟1”、“替1”和“捉1”

洞口方言的介词“帮1”、“等1”、“跟1”、“替1”和“捉1”的语法功能是构成给予句式“N1XN2VN3”和“N1V1N3XN2V2P”,它们的句法特征和语言地位决定了五个介词不占竞争优势而处于消亡阶段。五个介词语义、语法功能的产生有三种模式：“替1”、“帮1”和“跟1”源于句式的重新分析;“等1”的虚化历程为“等待”→“容让”、“听任”→“给予”;“捉1”源于“把1”的词义渗透。     

“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

“文革”期间，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作者根据有关原始资料，从政治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情况，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性质厦方法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所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诡辩，将爱因斯坦的一般言论加以政治歪曲，以哲学标准评价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认识．     

在“离散”中寻求“认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被编辑生产出来的“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更可以看出编辑的特点,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 从“新时期文学30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60年”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 “新时期文学30年”或者说“当代文学60年”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30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     

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哲学分析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如何致富、农村如何稳定、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观及辩证法的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天”说

“天”的观念对于中国上自君王下及黎民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古人对“天”的阐述,力图以全新的科学哲学概念对现代“天”的本质属性作新的概括,开拓对于“天”及“天人合一”社会结构探索的展望。     

“辛”、“ ”考释

“辛”，“ ”二字声近形似，意义相通，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分为两部。但历来各家争说纷纭，或谓“辛”，“ ”当为一字，或谓两字。关于二字的本义，各家又从甲骨文、金文等字形上加以分析，各有说法。本文从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认为“辛”、“ ”甲骨文字形一致，古音相近，意义相通，本为一字，假借而为十干之辛。“辛”、“ ”为会意字。二字的本义当为“罪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干亦声。”干之本义为盾，引申为“犯也。”犯上即罪也，“辛”、“ ”为会意字。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