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是杜贵晨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提出的理论概念 ,“三复情节”在《红楼梦》中有多方面新鲜别致的运用 ,不仅发展了传统“三复情节”的叙事技巧 ,更增强了《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红楼梦》“三复情节”的研究进一步说明 ,“三复情节”是“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当代理论     

从《无声戏》看李渔悖谬性的叙事策略及其效果

李渔在《无声戏》中采取了悖谬性的叙事策略,使《无声戏》产生了“新”、“奇”的叙事效果,达到了新人耳目的叙事目的。其主要原因是李渔通过观念理性化、感情道德化、训谕明示化、叙事娱乐化和情节悖谬化的巧妙融合,显著地增强了人们对故事的信任感;同时,悖谬性叙事策略也有力地降低了故事的可理解性;其它叙事因素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李渔在《无声戏》中采取的悖谬性叙事策略是他文学创新思想的一次有益的实践。     

试论《史记》的自杀叙事

《史记》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自杀叙事艺术成熟的标志.《史记》中的自杀叙事呈现出类型丰富的特征,并有着重要的艺术表现功能: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强化情节;增强作品的悲剧性.《史记》的自杀叙事艺术既有先秦文学的基础,又与司马迁的生命观、美学观息息相关.     

冯梦龙《三言》中僧尼题材的"轮回"模式及"情色"

本文分析了冯梦龙《三言》中僧尼题材叙事的“轮回”模式。可以发现“轮回”模式推动了故事的情节，丰富了情节，并且这种模式构成了叙事的权威。这种叙事模式也造成了它和故事情节断裂和分离。     

论《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性特点

以文学的视角审视《史记》的历史叙事,分析了《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品格,概括了《史记》历史叙事五个方面的文学性特点:故事性、虚饰性、抒情性、多层面性、通俗性。认为叙事是记述性作品写作必不可少的手法,但不同的作品其叙事又有着不同的品格,历史著作是历史品格的叙事,文学作品是文学品格的叙事。     

《史记》"互见法"再探

阐述《史记》“互见法”的涵义,论述和分析人们对“互见法”的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从形式上和内容上提出并分析“互见法”新的归类法和新的名称：形式上有显性互见、隐性互见两大类;内容上有互补互见、详略互见、名实互见和虚实互见四大类,从而拓新了《史记》“互见法”的研究。     

《史记》中的"刁斗"与"刀斗"辨析

《史记》的不同版本中存在着“刁斗”与“刀斗”的两种写法。究其原因为所依据的底本不同;其根本原因为“刀”与“刁”是古今字、通假字。提出在同一《史记》的文本中,无论使用“刁斗”还是“刀斗”均可,但混用是不科学的、不妥的。     

"新笔记小说"的情节结构透视

“新笔记小说”的情节结构特征是结构松散,无定式,即使用了散点透视的方法,削弱以往情节模式中因果性因素;行文以情趣为根据,削弱以往情节模式中戏剧性因素。这种情节结构具有明显的主观化叙事倾向,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意向思维特点,它对当时的小说审美观念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从《谢小娥传》看唐传奇的求实性

本文通过分析《谢小娥传》主人公及情节的真实性、作者的真实性来探讨有关唐传奇的求实性问题 ,并得出三条结论 :一 ,因为传奇承六朝志怪及史传文学而来 ,所以具有一定的“实录”精神 ;二 ,唐传奇的求实性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三 ,唐士子有以传奇为行卷的风气 ,以见其“史才” ,所以具有史的“实录”精神。     

从《史记》中的矛盾性看司马迁的真性情

自《史记》问世以来,就以“实录”著称,“不虚美,不隐恶”俨然已成其代名词。为了使历史的真相不被轻易掩埋,司马迁在写法上格外做了一些研究,采用了很多看似矛盾的写法,如宁编史,亦要申正;借迷信,以表憎恶;露破绽,以揭隐情;“口是心非”,以彰性情;引议论,以呜不平;筛选材料,以抒己见等,彰显了这位史学大家的真性情。     

《史记》创作观的文化意蕴探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分别是司马迁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学观,文学观是主体,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两翼,它们是翱翔在文学自由王国的精灵.“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使《史记》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品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使《史记》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则赋予《史记》艺术性、审美性,三者异质同构,共同建构起《史记》文化意蕴的高楼大厦,使《史记》光芒四射、魅力无穷.     

多义的魅力--《白象似的群山》叙述技巧分析

作为海明威短篇小说经典的《白象似的群山》情节虽然简单,却充分体现了作者“冰山”文风的特点,在简单的情节之下蕴涵了丰富的意义空间。但评论界对这篇小说的理解普遍带有道德主义的倾向,认为它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本文从小说的叙事方式、人物的叙事话语以及叙事视角等叙述技巧出发,挖掘了小说文本所创造的多义空间,对以往批评界对小说的纯道德评价进行了反驳。     

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

自从《汉书》问世以后,人们便将它与《史记》并称,以之作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代表。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汉书》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史记》。旧史家曾将之奉为“命代奇作”、“史家冠冕”,争相钻仰,奔走班固之不暇。”(《通志·总序》)而论,《汉书》的学术成就,确也不在《史记》之下。然而,建国以来,对《史记》的研究甚为热烈,对《汉书》的研究却异常萧条,这对《汉书》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扬马抑班,同旧时代的扬班抑马,同样是学术研究中不应有的片面倾向。本文试对《汉书》的学术成就略作探讨,以期引起进一研究。     

殊途同归的叙事——《倾城之恋》与《不谈爱情》中的世俗认同

《倾城之恋》和《不谈爱情》的叙事风格不同 ,但它们的叙事又是殊途同归的。从叙事结构主干来看 ,两则故事的核心部分几乎一致 ;而它们所传示出的“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都是对世俗生活的认同。“贵族才女”张爱玲与有“小市民作家”之称的池莉都“参悟了‘庸俗’”     

试论《左传》中的"君子曰"

《左传》“君子曰”史评形式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自成一格,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继承创新,以“太史公曰”取而代之,成为历代正史所效仿的典范。唐传奇作者评论和宋元话本、拟话本小说之“以诗入话”、“以诗结论”均为“君子曰”史评形式的发展,到《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可谓发展到一个极致。     

论刘震云小说情节和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

叙述学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或许就是应该注重文本本身与其内涵之间的关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在情节和语言上都存在“重复”的特征：颠来倒去地复制克隆“一地鸡毛”的乡间小事；不断出现许多“一腔废话”式的不推动情节发展的絮絮叨叨的语词、句式。笔者认为这些“弯弯绕”的语言对于小说主题的表达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中国人的孤独、现实的荒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也是刘氏对传统叙事手法的一种挑战。     

谈《史记·酷吏列传》隐含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以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对西汉时期的酷吏进行了“实录”。通过对这些酷吏群体遭遇的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客观冷静记录间,折射出的是抑制与愤激,不满与同情,这透出了司马迁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价值的怀疑与困惑,是不自觉的悲剧意识的显现。这种悲剧意识是隐性的,但却是崇高的,闪烁着人性和独立精神的光芒。     

论《聊斋志异》叙事时间刻度的人文化

叙事的功能之一就是把故事时间兑现为文本时间。对文本时间刻度的把握是作者传达故事也是读者获取信息的一个显在媒介。在中国浓郁的“崇史”文化背景下,《聊斋志异》人文化的叙事时间刻度首先自觉地实现了对史家“补正史之缺”、“实录”之小说观的突破,使文言小说在小说文体上真正走向成熟。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具有人格魅力、传奇色彩，《史记》还进一步揭示李广性格上的优缺点，以及不对侯的原因。这是司马迁在坚持“实录”的基础上注入主观感情所致。     

试论"齐晋鞍之战"--兼及《左传》的战争描写

《左传》中 ,战争描写是最成功的篇章 ,集中体现了《左传》各方面的文学成就 ,通过“鞍之战”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的战争思想贯穿其中 ;以言叙事 ,分析性语言通过人物之口嵌入叙事性语言之中 ,使其叙事、记言交汇融合 ;在人物刻画上以细节刻画人物 ,表现人物性格 ,并且体现出“守礼”的时代特色 ,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光辉的人物形象 ,其艺术成就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