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文心雕龙·诠赋》管窥

《诠赋》篇是刘勰《心雕龙》体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本拟对刘勰追溯赋体发展史的一系列见解进行评价与阐释；对其将赋体分为“鸿裁”与“小制”两类的合理性与不足处进行揭示。通过解读，认为刘勰的赋体观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诠赋》篇的不和谐性，但刘勰对待具体的赋体作品能坚持艺术尺度已难能可贵。     

简论汉魏六朝赋论

赋在文学诸体裁中的地位如何?历代学者对此看法不一;赋究竟以何特质而标逸诸体之中?论者更有争议。回顾一下赋的沉浮升降,对于理清古代赋论的发展脉络,回答以上问题是很有裨益的。从现存史料看,荀子最早以赋名篇。但荀子的《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和《佹诗》)是他自己定的篇名,抑或后人所加,目前学界尚有争论。就现在所见,真正完备的赋应该说到西汉才有(“秦颇有杂赋”,然今无一存焉,故无从知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浅析《昭明文选》几篇作品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从哲学、政治的角度去欣赏与领略《昭明选》中的几篇作品，可以看出郭璞的“游仙诗”所涵盖与表现出的老庄哲学思想；屈原《楚辞》“招魂”篇折射出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想误区；贾谊的“鹏鸟赋”所蕴含的朴索辩证法思想与唯物史观。     

《远游》疑出于汉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不知何所指,后人纷纷推测,很难作出结论。《史记》屈贾列传》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传中又引《怀沙》。看来在司马迁的时候,确认这些作品是屈原写的(大概包括《九章》全部)。《楚辞》所收其他各篇,就很难置信了。而《远游》一篇尤其可疑,很可能是汉人的作品。篇中所言冲举不死之说,出于秦以后方术之士“悲时俗阨迫之,愿轻举而远游”,和《离骚》的宁死不忍去其国的意思是迥不相侔的,     

试论江淹诗赋的"爱奇尚异"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是一篇独特的五言诗专论，《别赋》与《恨赋》，亦为抒情小赋中的“创格”。江淹在藻饰方面比前人愈加追求新奇。佛经中多姿多彩的神幻素材，为江淹的作品也平添一份奇异。     

《昭明文选》与骚

《昭明文选》作为一部按文体选录各类文字佳作的总集,不论从文体分类角度还是选录作录、作品方面,都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文选》于“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是有其科学性和开创意义的;《文选》把“骚”居于“赋”与“诗”之后是与《文选》的性质及作者编纂目的相关的;从《文选》所录“骚”类作家、作品情况可以看出萧统既重“文”又重“质”的文学观。     

论《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与罗漫《<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一文商榷

罗漫先生在《云梦学刊》1995年1期发表《<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一文，提出《远游》是屈原的“绝命词”，这是屈学界至今为止提出有关屈原“绝命词”的第8种学说了。我姑且不谈前面7种中是否有“绝命词”，只想考证一下《远游》是不是屈原的作品，如果真的是屈原的作品，那么，这篇游仙赋是屈原的绝命词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假如《远游》根本不是屈原作品，那么，说《远游》是屈原的绝命词就不能成立。（一）《远游》是公认的游仙辞赋，作者在作《远游》之前居住在自己的故居，他是从故居起程游历“四荒”、“六漠”的。《远游》主人公的…     

《昭明文选》与骚

《昭明选》作为一部按体选录各类字佳作的总集，不论从体分类角度还是选录作录、作品方面，都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选》于“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是有其科学性和开创意义的；《选》把“骚”居于“赋”与“诗”之后是与《选》的性质及作编纂目的相关的；从《选》所录“骚”类作家、作品情况可以看出萧统既重“”又重“质”的学观。     

说《卷耳》主人公非采卷耳者

说诗经《卷耳》篇主人公即采卷耳者,最有影响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在《卷耳》首章四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下朱熹曰:“赋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引见《诗集传·卷耳》,重点号是笔者所加,下同)朱熹对“赋”有特定的解释,他在《葛蕈》首六句下第一次出现所谓“赋”下释“赋”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直言”,就不是“曲言”,亦不是“隐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文选·赋》“物色”类选赋蠡测——《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六

《文选·赋》＂物色＂类选录了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等四篇作品。萧统是从先梁赋的＂整体＂中选出此四赋的。四赋入选《文选·赋》＂物色＂类的原因大致有三：内容上,意蕴丰厚,生命情怀强烈;形式上,文采斐然,结构巧妙;评价上,均得到先梁士人的好评。探讨《文选·赋》＂物色＂类选文原因,有助于推进...     

李白辞赋篇目及分类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录李白“古赋”八篇。就“古赋”原义而论，似应排除骈赋、诗体赋那种讲究语言骈俪整齐及用韵规饬的赋作。就所录李白八篇赋作句式来看，是否全为古赋之体尚待商榷。此外，李白赋今虽仅存八篇，然就其《大鹏赋序》等所示信息，其所作赋体当远非此数。兹略就李白赋篇之分体归类及篇目等略加辨析，以期雅正。     

《文选·神女赋》文本辨正

《文选·神女赋》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影响深远。但这样一篇重要作品,对它的评价却分歧很大,考其原因,除批评家本人的立场观点不同而外,赋文本身的讹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神女赋》的文本进行辩正。     

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从祝尧赋论谈起

祝尧所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不仅仅是比兴,更确切地说专指自喻——被祝尧奉为咏物赋之典范的作品皆为自喻赋,祝尧在张华《鹪鹩赋》题解中亦明确地指出所咏之物与“我”的比喻关系。祝尧推举自喻赋有三方面原因：比喻赋“以情为本”而较一般咏物赋更富情韵,取喻“切至”,“体物”多有“不粘不脱”之妙。     

略论《诗经》中的几个问题

一 诗的数量问题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有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而小雅中的笙诗六篇,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周室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始尊为《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