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寅的佛道出世人格

唐寅经过科场考案的打击之后,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再思考.与历史上许多文人一样,经过挫折之后,他曾借助佛道的理论来安慰自己.一些资料显示,他确曾在罹祸后,归心佛乘.从他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佛道思想的存在.他诗文中的佛道思想凸显出他的佛道出世人格.     

论朱敦儒词的"清气"

朱敦儒词以"世外人语"闻名,呈现出一股"清气"。具体来说,这种"清气"主要包括了清逸、清闲、清畅三重内涵。在艺术技巧上,朱敦儒词人物设定、意象选择、描景绘境的方式都别有用心,有效促进了"清气"的形成。朱敦儒与魏晋风度都有尚"清"的取向,究其原因,则与动乱时局、佛道影响以及士人传统审美理念密切相关。     

入世与出世--论林语堂人生观的矛盾

从踯躅于“十字街头”到冷静超远看待人生,“一团矛盾”的林语堂的人生态度从“入世”向“出世”转化,这是儒、道、佛三家哲学对林语堂人生观的影响。林语堂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文人的性格误区。     

古代哲学宗教与"镜"意象

在古代文学中"镜"意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意象,其内涵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古代哲学宗教, 主要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儒家文化、道家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丰富了"镜"意象的内 涵。     

李翱人性论思想的理论特质(下)——“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的人性论”

李翱对于佛教的态度,既不同于韩愈简单反佛、道,也不同于柳宗元等人只指明反佛、道的方向。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开辟了第三条途径: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李翱在理论上坚持儒家本位,同时大胆借用佛、道的某些方法,吸收佛、道的某些内容,较好地解决了儒佛之间的冲突。     

《太平广记》定数类编撰研究初探

《太平广记》定数类15卷得以编撰是迎合了《太平广记》编辑的编撰思想、定位和宋初奉佛尊道文化的环境。经编撰者思想和背景、宋初奉佛尊道的文化和定数类引用书籍考证,15卷定数类录用迎合了宋初奉佛尊道风气和《太平广记》编辑的编撰定位和思想。     

淮南三王佛道思想之比较

“淮南三王”王艮、王栋、王襞三人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但在佛道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认识。王艮以正宗儒学家自居，但也承认佛道有佛道的作用，所以他虽然对佛道不感兴趣，但也不排斥佛道。王栋强调经世济用，他认为儒学主于经世，而佛道清虚寂静，不能为社会所用，所以他讨厌佛道，排斥佛道。王襞与他们截然不同，他高度认识佛道的功能，并钟情于佛道，成为泰州学派中少有的佛道热心人。     

李翱人性论思想的理论特质（下）——“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的人性论”

李翱对于佛教的态度，既不同于韩愈简单反佛、道，也不同于柳宗元等人只指明反佛、道的方向。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开辟了第三条途径：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李翱在理论上坚持儒家本位，同时大胆借用佛、道的某些方法，吸收佛、道的某些内容，较好地解决了儒佛之间的冲突。     

王阳明心性学说中的佛道思想钩沉

王阳明一生出入佛道,在"三教合一"的顶峰时代,从陆九渊"心"义出发,潜引佛道理论,融合佛道思想,正所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由此构筑了"此心即理"、"致良知"的心性学说.     

初盛唐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朝从建立起就实行崇道政策,为整个朝代的宗教政策立下了基调,而武则天当政时期实行的却是崇佛政策,这使得初、盛唐时期的宗教政策呈现出崇道--崇佛--崇道的变化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唐朝初、盛时期宗教政策变化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封建皇帝对"君权神授"思想的运用。     

三声通协与词曲之辨

三声通协即平上去三声通押（含入派三声）是北曲的基本特征,也是词曲分别的关键。现存元散曲曲牌绝大部分用韵是三声通协,仅有的非三声通协数调多本为词调。而现存宋词中三声通押之调历来被视为词者多可以曲牌视之,或近于曲体。三声通协不始于古体诗,《康熙词谱》谈及宋词三声通协往往援引古例、古韵是不恰当的。今存三声通协者最早见于唐五代以民间词为主的敦煌曲子词,此正为后世曲体之源。不过,唐五代传统文人词创作罕用三声通协,依然十分严格地遵守平声押平声、上去声押上去声、入声押入声的用韵传统,这也是宋代包括后代词人所遵循的用韵传统。三声通协用韵宋代文人创作渐显渐多,应看做是受曲体用韵的影响,其形式有大曲、只曲,现存大曲歌词皆属曲体,只曲也多为曲体或近于曲体。从宋人曲体的创作环境来看,宋代产生曲韵之书并不奇怪。     

宁波与道教文化

宗教文化在宁波地区渊源流长，既有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又有曾经非常兴盛的道教文化。四明山脉的洞天福地吸引了众多的道教徒遁迹山林、兴宫筑观，聚居修炼，其中就有葛洪、徐可复等著名道士，唐宋对道教的扶持也使得宁波地区道观林立，这些都是宁波发扬道教文化的宝贵基础。但发掘道教文化不能仅仅局限在道教界．而应该关注道教的广泛影响力，如道教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许多浙东学派的学者实际上与道家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波文化素养的养成，因此宁波在建设现代都市的进程中需要重视对道教文化的弘扬。     

宋人旷达的处世态度及其对词风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在宋代呈现出合流的新特征,使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他们能对人生采取一种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表现在对世态炎凉、仕途升降看得很透,尤其是面对官场失意往往能出之以乐观和超旷。宋人的旷达建立在对人生处境冷静反观的基础上,其内涵包括对无奈的突破、对痛苦的超越以及寻求心灵的自适。旷达的处世态度是宋人普遍的选择。这种态度反映在词作上,产生了不少清旷之作,苏轼词是其中的典型。但是由于个性的差别,对旷达内化的层次不同,他们的词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从唐宋七夕诗文看乞巧在陇南的流传

乞巧最早属于北方风俗,且和远古秦先民密切相关。丰富的唐宋七夕诗文,为我们考察乞巧在陇南的流传提供了全新视角。和六朝七夕诗文相比,唐宋诗文反映陇南（陇右）乞巧的面不够大,但唐人从六朝的代意模式中走出来,展示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诗文的思想情感在士气激扬的唐代,显露了诗人对乞巧民俗的关注;而宋人沉著于坚持,将唐代七夕诗描述陇右（陇南）乞巧的理念和事件踵事增华,对今天陇南乞巧民俗流传影响最为直接。在宋金对峙时期陇南（陇右）成为前线和要地,民俗活跃起来,乞巧随之也发扬光大,以足够的规模和独到的品质,终于在今陇南西和、礼县保留了下来,堪称是个奇迹。     

唐宋湖南僧道移民考论

唐宋时期,有部分僧、道宗教移民迁来湖湘之地,这部分宗教移民以僧人为主,南方之闽浙和北方之陕晋,都是主要迁出地,而湖南之衡山与潭州诸山是主要迁入地。在迁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中后期与北宋时期,迁徙原因主要与佛道之学传授有关。他们的到来对湖南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黄河流域典型旅游景观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初探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自然和人文景观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各有侧重。先秦时期,在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方面主要奉行的是儒道朴素的顺其自然、天人合一、注重保护的理念。秦汉时期,对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体现在封禅设施的建设、苑囿的建设等方面,那时还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此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在开发的过程中都被打上了佛教文化的烙印,例如泰山石刻、石窟类旅游文化景观等;另外,在开发方面,其管理制度逐步健全。明清时期,由于对黄河流域的过度开垦,黄土景观逐渐呈现。     

集会与地域：唐宋湖州雅集风尚与地域文化

在对唐代大历浙西联唱的地域影响考察中,湖州雅集的郡守宾客唱和风尚是不容忽略的。其上承晋宋以来的郡守宾客唱和遗风,下启赵宋的郡牧文豪集会风气,截然不同于明清以地域文化精英为雅集主体的文会流风。以郡守宾客为集会主体,历代郡守修造、雅集的亭堂楼台为集会场所,以宴游饯别和人文旨趣为集会主题和格调,充分展现了唐宋湖州雅集风尚的主要特征。唐宋湖州雅集风尚对其地的文化品格建构颇有贡献,同时对明清湖州的文会兴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咸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维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草堂诗余》在清初的接受与批评

《草堂诗余》是一部“重北宋、轻南宋”,独尚绮艳婉丽词风的一部词选,在流传中享有盛名,尤其在明代流传甚广,对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初承袭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之影响,且为反拨明末淫靡词风,《草堂诗余》在清初一时被重新接受.但由于《草堂诗余》取径狭隘,以绮艳婉丽为词风本色,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晚明淫哇之风,但最终无法避免流入淫靡,且受当时社会情况、清廷文化政策之影响,《草堂诗余》受到了批判,乃至最终摒弃     

唐宋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学校教育

唐宋时期是我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科举制的演变、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宋代理学的产生等,而这些变化对唐宋时期学校的兴废,宋代学田制的产生,理学思想对书院兴盛的作用等产生广泛影响。所以,唐朝学校教育发展到宋朝,在学校教育的管理上、官学教育的内容上、蒙学教材的编写上、书院制度的发展上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