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当代史诗性乡村革命历史小说的"色彩"变换——论《红旗谱》、《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阐释新中国形成的“历史规律”的任务,而《红旗谱》讲述乡村革命历史故事,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纷争融进国共斗争的历史格局中,加以史诗的笔法,成为“红色经典”。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则将历史加以“故事新编”,《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仍以史诗讲述乡村革命历史,但以新的叙事技巧,解构了自《红旗谱》建立起来的“红色神话”,显示了民间的历史眼光和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现代性视野下的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研究——评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

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一家”之说,悠久的史官文化与多样的民间奇闻逸事,都为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写作资源。即以当代历史小说而言,自1976年姚雪垠《李自成》的前两卷问世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出诸如《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作品,再到以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青年作家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异军突起,中国当代长篇历史题材小说一直都保持着稳健的写作或发展态势,并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     

视角独特的人性探索

一个瑶族少年，生活在那不为人知的崇山峻岭的深处，那段动荡的历史会在他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呢?那段历史，曾经被传统革命历史小说歌颂过，被伤痕文学控诉过，被反思小说鞭挞过，还被新历史小说嘲讽过，但在一部儿童视角的小说中，它会是怎样的呢?任冰先生的长篇小说《少年梦》讲述了一个孩子眼中独特的历史图景，以及这位边地少年在特殊历史时期中艰难地进行人性探索的故事。     

《补天》与鲁迅的神话重建

鲁迅将以《补天》为代表的非现实题材小说,称为“历史的小说”,而并非“历史小说”,这是大有深意的。小说以人性为标的,演绎、重建了中国古代神话,并赋予了现代的意味。文学渊源、原初母性、创造性失败等论题,在小说中得到了形象性的阐发。     

小说&#183;历史&#183;真实——李洱《花腔》与小说文体

李洱小说《花腔》由正本、副本交织而成的“花腔体”，是为了呈现历史叙述与小说叙述的“同构”性。以“仿史”的形式展示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形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历史或否认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是向被书写的历史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观念提出质疑和挑战，并以此与传统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保持距离。     

《红高粱》:莫言军事文学华丽转身的标志

莫言在他一生创作的军事文学中,《红高粱》可谓是他的巅峰之作。《红高粱》标志着莫言军事文学的华丽转变,具体表现为:独特的切入视角、不同的表现风格以及深刻的美学开掘等三个方面。回顾他所有军事文学,《红高粱》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边地少年的人性探索——读任冰先生的长篇小说《少年梦》

一个瑶族少年，生活在那不为人知的崇山峻岭的深处，那段动荡的历史会在他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呢?那段历史，曾经被传统革命历史小说歌颂过，被伤痕文学控诉过，被反思小说鞭挞过，还被新历史小说嘲讽过，但在一部可称之为儿童文学的小说     

双水分流 各尽其妙——《大地》与《生死疲劳》之比较

中国作家莫言和美籍作家赛珍珠同为以描写中国题材见长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在题材、人物、主题、形式等方面双水分流，各尽其妙。两位作家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面都做了可贵的探索。     

历史·现实·讽喻——论《故事新编》的题材处理

<正> 《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中争论最多的作品之一。有人根据作品穿插的现实生活题材所包含的讽喻性,就认定它是“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的杂文”;也有人依据历史小说概念来评定,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能算作历史小说,只能是“一般的短篇创作小说”;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作品中“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是这部作品客观上确实存在的缺点”;有人虽然承认作品中穿插的抨击现实的细节是鲁迅小说的“独创”,但又认为这是鲁迅“取战斗之一利,而存艺术之一弊”。围绕《故事新编》研究中的主要分歧,是它的题材处理。到底如何理解鲁迅在其创作中处理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深刻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第一个对《故事新编》予以正确评论的是茅盾。他认为《故事新编》是五四以来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     

不言而言：《红高粱家族》中的莫言形象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一文认为,莫言在叙述中以自我感觉代替人物说话,作品缺乏思想。郭玉斌、孟祥中等予以了反驳。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作者形象是文学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作品形象中包含作者对全民语和艺术现实的态度。通过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的作者形象,发现小说通过鲜活的民间语言,不同叙述语层的交织和多样的评价视角,将余占鳌这样一个本属于历史边缘的人推向历史中心,成功塑造了“我奶奶”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批判了不肖子孙“我”的“种”的退化,凸显了作者对历史及当下的深刻思考。概言之,莫言小说的思想隐藏在其独特的作者形象中。     

《红高梁》：莫言军事文学华丽转身的标志

莫言在他一生创作的军事文学中，《红高粱》可谓是他的巅峰之作。《红高粱》标志着莫言军事文学的华丽转变，具体表现为：独特的切入视角、不同的表现风格以及深刻的美学开掘等三个方面。回顾他所有军事文学，《红高粱》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近代期刊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从《新小说》等杂志看现代传媒对中国小说观念的影响关系

十九世纪末,现代传播媒介的发达,为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最佳载体。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通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新小说》颠覆了历史上鄙视小说的陈腐观念,由它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很快在文坛上发生影响,并迅速生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小说革新运动。     

《李自成》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嬗变

《李自成》的巨大成功与社会效应,促成了历史现实主义规范的确立,并对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及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当代历史小说创作逐渐叛离这一规范,并且规范自身也在发生蜕变。历史现实主义规范被确立、承传、叛离及其发生蜕变的命运轨迹既是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折射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祛伪与存真——莫言历史小说的解构策略

莫言的小说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历史观",实践了一种解构的叙事策略.在他的小说中,时间与空间非线性式按部就班的发展模式,演化了虚构故事的背景;以往所彰显出来的王者视野与庄重风格也解构成了民间视角与轻佻叙事;近乎"神化"的英雄被拉下神坛,转而由流淌着自然人性的草莽、土匪等人取代.通过以上解构策略,莫言的历史小说实现了历史的祛伪目的,形成了新时期以来历史存真的新认识.     

暴力、荒诞与历史显隐——论新时期(1986-2001)小说中的刑罚书写

小说中的刑罚书写绕不开中国新时期刑法的转变与影响.余华、王小波和莫言等作家都在小说中透过刑罚书写呈现暴力,并侧重表现精神的刑罚.对这一现象进行探析,如果将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作为现实背景,那么法律的缺失与文学的填补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莫言发表于2001年的《檀香刑》则以历史小说的形态解构历史,书写重刑的惨烈与人性的幽微.从余华到莫言,文学上趋于频繁的刑罚书写与法律上呈现的"重刑"趋势形成同构与补充关系.从刑罚的几个关键词暴力、荒诞、历史文化入手,能对这一关系有更加深入清晰的认识.     

论莫言小说《蛙》中的“蛙”意象

从远古神话到到当代小说,从考古、民俗到文学想象,“蛙”意象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富有变化的过程。文章结合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对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蛙”意象进行深度分析,追溯到“蛙”原型中的“蛙女神”,将其与小说中突出的人物“姑姑”进行对比,揭示这一原型意象的运用对小说文化蕴涵的提升作用。     

一个重温旧情的悲剧爱情故事——莫言《沈园》解读

莫言的小说多以农村为背景,他那些获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大都以农村题材为主。九十年代末期,莫言开始城市题材短篇小说创作,把笔触伸向城市,探寻城市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虽然莫言的城市题材小说没有取得农村题材小说那样的辉煌成就,但他以《沈园》为代表的城市题材小说创作的尝试,显示了他拓展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之外版图的努力,也是他始终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表现。虽然莫言对于城市题材不如农村题材熟悉,但极具创造力的他采用寓言化等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城市题材小说同样深沉,含蓄,耐人寻味。《沈园》就是他寓言化城市小说创作的尝试,采取迂回手法而不是直白的表达思想,达到言在此意在彼的效果。     

试论新历史小说对传统革命话语的解构

新历史小说对革命宏大话语的消解是立足于解构历史总体性基础上的。它对传统革命话语的解构表现在小说中的革命主体的置换,文本对宏大革命话语意义的消解和对历史循环论及历史偶然性的强调,其在革命叙事的视角设置与传统的革命叙事不同等方面,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信实如史写作方式,而且置换了革命的主体与母题。革命本身所蕴含的阶级性、人民性、历史动力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消解。     

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全面、深刻、生动地塑造妇女形象的,当推唐代传奇小说。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街谈巷议”、“残丛小语”的古小说发展到唐代体格一新,它不但改变了六朝志怪小说的荒涎不经,且“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成了有意识的小说文学创作,成了我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唐传奇中以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大。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