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建立在"客观真实说"基础上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国民事司法活动的发展。文章在对两大法系民事证明标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我国司法国情与当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现状,提出可通过《民事证据法》的立法形式,达到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加以完善之目的。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传统的三大诉讼同一的“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与当今学术界积极倡导的“高度盖然性”民事诉讼最低证明标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以及本质上的统一性。民事诉讼应有自己的证明标准,其证明标准内部应有层次之分。在“自由证明”与“法定证明”相结合的模式下,合理地对“盖然性”进行程度量化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体现。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化研究

中国民事诉讼已经将高度盖然性确定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此前提下,按照案件的性质划分不同的标准,这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不同种类案件的内在要求,还是公正高效解决纠纷的需要和域外立法经验的借鉴,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按照案件的性质分为极高的盖然性、很高的盖然性和较高的盖然性,在解决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化问题的时候,应当注意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问题、法院的负担问题以及提高法官的素质问题、心证公开问题。     

从彭宇案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诉讼证明标准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之基准．是案件审理和判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通给对彭宇个案审理的分析,深入讨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对国内外诉讼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进行初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在建立证明标准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进行外化的制约,只有在一种良性的运行机制下才能保障证明标准的有效实施。     

浅论公证的证明标准

公证的证明标准问题是解决证据材料需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出具公证书的重要问题。本文介绍了客观真实标准、法律真实标准以及高度盖然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确定公证证明标准时,应将公证活动划分为对过去事实的公证和对见证事实的公证。对过去事实的认定,采法律真实的标准;而对那些由公证员参与或见证的事实,采法律真实的标准。     

论事实推定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兼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不是民事诉讼所独有,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证据确凿不应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唯一证明标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为行政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运用提供了发展空间,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不明时同样可以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在现代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已不是传统诉讼中的“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非常繁杂交错的状态。这就要求在民事诉讼中不仅要对各种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更需对其存在状态作出细致的证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证明责任是整个民事诉讼的核心,那么证明责任的分配便是核心中的核心。本文重点阐述证明责任及分配的相关问题。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衡量证据事实的最下限的标准，我国在未来出台的民事证据法或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设置相关的程序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应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应对高度盖然性标准从低到高的程度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探究该证明标准从低到高的程度用法律语言如何表述，特别是法官对证明事实不同程度的心证在民事判决书中的表述方式，对不同性质的民事案件的适用角度分析其层次性，以清晰的系统理论去指导司法实践。     

论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与证明标准

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查明事实行为，是自向证明活动，具有客观真实的实体性倾向。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是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证明行政处罚事实依据的证明程度，是行政机关的证明事实行为，是他向证明活动，具有法律真实的程序性倾向。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相互影响，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具有多元性。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据制度素来被理论界比作民事诉讼制度的脊梁,而证明责任又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的有关法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文章从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区别,证明责任的分担及证明标准三个问题上,提出了对证明责任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以期对我国的证据法的制定提供参考。     

对公证的证据学思考

公证是国家授权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依法定程序对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事件和文书进行居中证明、监督，并赋予其特定法律效力的活动，公证的效力通常包括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和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三个方面。公证文书之所以比其他普通文书具有较高的效力，就在于公证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如果缺少调查取证，就会削弱公证的证据效力。实际中，存在着公证文书与一般书证的区别、公证事实与法律推定事实的区别、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推翻公证证明的规定与举证责任倒置的区别的情况。公证立法过程中应明确公证处的调查取证权及调查取证程序，以增强立法的保障与规范性。     

析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三层涵义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包括不可分割的三层涵义，即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主张的责任和败诉的风险责任。举证责任的三层涵义在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都有表现，它贯穿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成为民事诉讼证据的核心。     

公序良俗之判断标准探析

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综合标准,主要包括价值判断标准、内容判断标准、程序判断标准和技术判断标准四个方面。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在实践中却是复杂而又混乱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讧”的规则,因此造成了对于很多案件法官并不知道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情形出现。针对这种现象,应该通过案例来分析我国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从立法上、司法解释上以及一些体制上进行举证责任分配的完善。     

论民事检察中的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和实务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种不规范造成了实践中权利的缺失或滥用,正确认识和规制调查取证权,对保障民事检察的有效、公正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适用之现实困境与应对机制研究

目前,民事诉讼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法官在遇到证据不够充分、事实难以认定时更愿意直接适用证据规则,而不愿尝试适用自由心证制度。然而,多数现代国家认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最好的证据制度,即法官应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排除外界干扰,基于自身内心的理性和良心对案件进行事实认定,将追求客观真实作为其终极目标,只有在追求客观真实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才退而求其次选择法律真实,适用证据规则。     

从行政法与民法的关系及特点看民法典立法技术的完善

公法对私法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法来实现。立法者应该通过在民法典中设置一个“接口”的方式来实现行政法(公法)对民法(私法)的干预。该“接口”由两条路径和两种话语组成。两条路径是：在民法典总则部分，通过设置“原则”性的规定作出一个表明两者关系的宣告。在分则部分选择“民事行为”作为具体的规制管道；两种话语是：“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困境及超越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这一规定在司法运作过程中已经消解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实际上已经限制了刑事被害人的诉权，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应及早通过立法修改，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并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相对较长的审理期限。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中“起诉条件”的探讨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官操作难、当事人起诉难等现象。当前，我国强调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首先就是要建立理性的法律制度，并在诉权理论指引下重构我国民诉中关于起诉条件的具体规定。同时，应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相应的对策，解决基于这一规定可能产生的问题。     

民事诉讼地域管辖中的法律规避

尽管我国民诉法对民事诉讼地域管辖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地域管辖中的法律规避问题仍存在种种情形 ,主要有 :一方当事人或者受理法院通过虚列被告、第三人 ,以及人为改变案件性质和案由的方式 ,使得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却受理案件 ,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破坏了司法公正秩序 ,均属法律规避的违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