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词曲用韵反映的-m、-n韵尾考

杨慎词曲的用韵研究,较为真实地揭示杨慎语音的实际.杨慎词韵较曲韵保守,-m韵尾并未完全消亡,但综合杨懊散曲考察,-m韵尾已经完全转化为-n韵尾了.     

从“总角之交”到“白首唱和”——张含与杨慎的交游考

张合作为明代滇产诗人群中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涵盖明代云南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究其大部份诗作来说,离不开他与杨慎的唱酬交游内容。从“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角度出发,考证这些诗歌作品背后二人的交游史实,了解二人交往的心路历程是有一定价值的。自张、杨二人的父辈交往入手,通过对张、杨二人的诗歌研读,考释出二人在杨慎入滇前后的交往唱酬经历及杨慎在滇的部分行程,或对以后张含、杨慎的诗歌研究都有所裨益。     

杨慎杂剧创作之文献述评与文本考辨

杨慎杂剧作品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着诸多争议。根据历代文献书目和学界研究成果对存在较大争议的杨慎《太和记》与许潮《泰和记》进行考述发现：杨慎《太和记》作为由24种剧本组成的杂剧合集,极有可能出自一人手笔;其题材选择具有明显的历史化倾向;《太和记》形式体制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在戏剧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从具体文本考辨杨慎《洞天玄记》与陈自得《太平仙记》之间文字的差异看出：杨慎创作《洞天玄记》一剧不容置疑,陈自得《太平仙记》实乃改编自杨慎《洞天玄记》。     

客籍文人的贵州印象——以杨慎为例

贵州地处祖国边疆,虽有壮美的风光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却因经济、文化、交通相对落后致使外人对贵州了解甚少。明代文人杨慎流放滇南期间创作了许多与贵州相关的诗文,对贵州的风土人情、民间文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其诗文中的贵州人文、风物、经济等方面进行考查,有助于研究客籍文人杨慎的贵州印象及其诗文对贵州的影响。     

东西方“比较诗学”及其历史建构

从东西不同文化区域的“诗学”涵义及其演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是指对于不同诗学体系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文学理论。从历史建构过程看,比较诗学既是诗学自身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趋于深化所提出的必然结果。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相互依重又相互参照,成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统一体。     

凝聚在群峰之上的诗学源泉——评《群峰之上——“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

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共同遴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开栏七年来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诗学论文集《群峰之上——"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通览全书可以发现,该书是对诗学领域的全景多重呈现,体现了深刻的问题意识、理论的原创性以及研究的系统性,是"新时期三十余年中国新诗诗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下)

(续上期 )三、人类学诗及诗学诗 与诗学一直是文学或文艺学的一项研究领域。但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诗却具有一般的意义 ,即艺术。因此诗学实际上包含了诗论 ,也包含了一般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研究领域的比较诗学 ,则是以文学理论为核心 ,涵盖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以及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显然 ,这与人类学所擅长的文化比较研究有很大的相关性。[2 1 ] (P2 2 9～2 49) 2 0世纪 60年代以后 ,诗学逐渐成为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话题。其哲学背景就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对科学主义的质疑和…     

杨慎《观火把节》诗考

明代学家杨慎谪戍滇之际，曾多次往返川、滇，沿途留下诸多诗句。本考证《观火把节》诗为杨慎在此期间途经西昌所作。     

杨慎与《滇载记》

杨慎生命的一半岁月是在云南渡过的。1524年(明嘉靖三年)以三十六岁的盛年之身被谪戍云南,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七十高龄之年回乡,还被“巡抚遣问指挥逮之还”云南戍所,直至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客死滇域永昌(今保山)。云南与杨慎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而在云南,与杨慎关系最深的,又莫过大理。杨慎对大理山河,寄托着深厚的感情,其《点苍山记》一文中说: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谐诗学观建构探究

在系统研究了威廉斯和谐诗学观的影响因素之后,为了进一步深刻把握和谐诗学观的内涵,通过详实的文本细读和综合的批评研究理念,以嵇康美学中的四大和谐观为哲学基础,挖掘威廉斯诗学观相对应的和谐诗学观内涵.着重分析威廉斯诗歌中的自然母题、女性母题、追求率真与美感、地方主义和客体主义等.结果表明,威廉斯诗学观之建构深受嵇康美学思想精髓影响,是嵇康四大和谐观在诗学上的再现,他的诗歌中散发着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和谐之美.     

浅析《乐府指迷》的雅词理论

《乐府指迷》是南宋末季沈义父撰写的一本词学理论著作,其内容主要是针对雅词创作而言,其主旨是为雅词创作制作艺术规范。而何谓雅词,在沈义父看来则不仅是词的旨意之雅,还包括下字用语的文雅。在其理论来源方面,则主要来自于吴文英的梦窗词和周邦彦的清真词,两者之间又以清真词为主。     

论《升庵诗话》对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修正

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以复古论主盟文坛，蔚然成风，杨慎却提出异议、独树一帜。今人多认为杨慎在复古大潮中未能免俗，只是在一些具体的文学主张上与七子不大相同^[1]（p291），实际上《升庵诗话》已经对当时的文学复古思潮有所修正，在诗歌审美论、创作论、师承方法等问题上都一反流俗，成一家之言，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论赵执信诗论——兼谈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

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历来看法不一。王士禛诗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但自身也存在不足。赵执信对王士禛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赵执信针对王士禛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真”的认识，指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子；针对当时王士禛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诗坛形式主义、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     

隋炀帝军旅诗与曹操诗歌之比较

隋炀帝和曹操的诗歌均喜用巨大意象,营造恢弘气势,具有统一天下的王霸之气,诗风刚健豪迈,也都表达了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精神,但隋炀帝诗歌的现实主义色彩没有曹诗浓厚。尽管如此,隋炀帝军旅诗在继承建安风骨及开启盛唐边塞诗之先导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由《姜斋诗话》看王船山的诗学观

船山诗学,与中国古典文论一同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即语义的含糊性。通过辨析《姜斋诗话》中船山先生正横渠之学、斥佛老申韩的具体情况,得出对船山诗学的定义,即纯正的正统思想,而又直面现实正析善恶的伦理诗学。由船山的诗学观得出一些启示,即中国传统思想突破之难和中国诗学的实践理性之根深蒂固。     

赵岐对章句学的突破及其对“以意逆志”说的误渎

赵岐的《孟子章句》打破了两汉儒者繁琐、支离的注经模式,为当时的学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风。赵岐在章句学领域的突破得益于他对孟子的“以意逆志”法的运用。“以意逆志”是孟子借己意揣摩作者思想意图的解《诗》方法,“以意逆志”说的成立依据在于孟子的“本心”说。赵岐将经验意义上的“人情”视为“以意逆志”的基础,结果误读了此说。虽然如此,赵岐还是成功地按照他所理解的“以意逆志”法解读了《孟子》一书,并由此而改写了经学的发展史。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

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论诚斋诗的童真童趣及诚斋人格

杨万里的诚斋诗塑造了大量的儿童形象，以描写他们游戏、劳动、学习，以及他们的忧愁、烦恼为主要内容。诚斋诗充满了丰富奇特的的艺术想象，采用儿童的“我向思维”，善于在具体细微的意象中以小见大，结构上纵横变化，采用活泼流畅的口语、俗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诚斋体的伟大成就体现了诗人博大高尚的人格，体现了诗品与人品的统一。     

杜甫艺术诗与盛唐艺术

盛唐艺术繁荣鼎盛，并且当时的文人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艺术诗。其中，杜甫的艺术诗成就最为显赫。杜甫的艺术诗不但生动展示了盛唐艺术的风貌，而且深刻阐释了盛唐艺术的风度。一方面，杜甫的艺术诗是受盛唐艺术的强烈感染而作，承载了盛唐艺术的大气与恢弘；另一方面，杜诗创作历来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盛唐社会的急转骤变使杜甫后期的艺术诗具有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而盛唐艺术的气度始终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