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诈骗罪的立法研究

诉讼诈骗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它并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它具有比诈骗罪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诈骗罪,而诈骗罪、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敲诈勒索罪等现行罪名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惩戒措施等均不能对诉讼诈骗行为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为了打击严重的诉讼欺诈行为,维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保护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刑事立法中增设诉讼诈骗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议信用卡诈骗罪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用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日益普遍，当我们享受着信用卡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的时候，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现象也且呈现高发之势，严重地破坏了金融秩序，对社会的危害性也趋于严重，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及相关立法的变化，在1997年新刑法中将信用卡诈骗罪纳入刑法典中，信用卡诈骗罪从传统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被单独列为一个新的罪名，这个改变足以体现我国司法对此犯罪行为的重视，也是我国刑法在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体现。本文就本罪的部分法律问题做一些分析和探讨。     

英美法系刑法中诈骗罪构成条件之比较

英美法系各国及地区的刑法对诈骗罪大多有概括性的规定,但在构成要件的规定方面不尽相同。从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两个方面对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刑法中诈骗罪的构成条件加以比较,对推进我国诈骗罪理论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虚拟货币诈骗犯罪中平台技术人员行为的刑法定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强化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打击涉虚拟货币相关犯罪力度也同步加大。刑事执法检察审判机关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在严厉打击少数组织领导、主要参与人员的同时，如何对涉案的互联网平台技术人员进行刑法定性和合理量刑，厘清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解决好这个问题，既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又最大限度地保护技术人员这个“最重要生产力”群体，服务互联网产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涉虚拟货币各种犯罪中的诈骗罪，此类犯罪占比较高，涉及技术人员尤多，一旦将“无罪”定性为“有罪”,将“此罪”定性为“彼罪”,特别是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为诈骗罪帮助犯，势必严重影响技术人员群体。具体司法实务中，首先要充分认识此类案件存在涉案人员行为罪与非罪界限较为模糊的问题，审慎判断全案是否构成诈骗罪，避免对涉案技术人员造成“误伤”。其次，如果案件整体构成诈骗罪，则应准确定性技术人员的行为，审查其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相对较轻的罪名，力避误判为诈骗罪的帮助犯。唯其如此，方能在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对于确保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行使，不受压制和报复，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严守职责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报复陷害罪的法律渊源入手来评析新刑法对于报复陷害罪的法益、主体范围认定、罪数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与票据诈骗罪的相关性与辩正性思考

从刑法对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与票据诈骗罪的立法界定可以看出,两罪是有区别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与票据诈骗罪的相关性思考主要是指对司法实践中两罪的交叉性进行的一种定位与思考。而辩正性思考则是指对两罪在交叉构成牵连犯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处断的一种“回归性”正确的思辩。但无论是相关性思考还是辩正性思考,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法律的实体性规范在应然性理念的指引之下真正回归到法律的应有性状态中去。     

信用卡诈骗罪司法认定研究述评

2005年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五）》后,信用卡诈骗罪又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对于信用卡诈骗罪和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性质和司法认定存有较大争议。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持实质的解释论,考察刑法用语的真实含义,用实质的、正义的标准界定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外延。认为盗窃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使用的行为,只构成一般盗窃罪,而不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     

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对于确保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行使,不受压制和报复,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严守职责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报复陷害罪的法律渊源入手来评析新刑法对于报复陷害罪的法益、主体范围认定、罪数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在信用卡诈骗罪原有的四种法定行为基础上,规定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也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在相关立法完善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如何依法正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诈骗罪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界定相关概念、明确定罪依据以及分析区分罪与非罪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可以对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作出认定。     

招摇撞骗罪的重构探讨——兼论诈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建

在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去骗取财物的情况下,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可以考虑对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在立法上进行重构。     

论"归个人使用"在挪用公款罪中的定位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归个人使用”是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但是，“归个人使用”究竟如何理解？正确的定位又该是什么？笔者认为应将“归个人使用”从挪用公款罪中删去，并将“为个人利益”作为主观的超过要素规定在挪用公款罪之中。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析

现行刑法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之后,理论及实践中对该罪的主客观要件等基本问题的争议甚多,对该罪的罪名、罪状、法定型的修订建议更是歧见迭出.文章首先根据现行立法对该罪的基本构成的相关要件进行了全面阐述,探讨了该罪在立法领域的缺陷,建议将本罪罪名更改为"故意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在基本构成要件中取消"徇私舞弊"和"情节严重"的规定,在规定基本法定型的基础上,规定升格法定型并明确其构成条件,总体上提高本罪之法定型.     

诉讼欺诈行为探究

论述了诉讼欺诈行为的概念、类型及特征,分析了目前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几种定性。赞同三角诈骗构成诈骗罪,但不同意将诉讼欺诈行为与三角诈骗等同的观点。通过对诉讼欺诈行为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的综合考究,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与诈骗行为有质的区别,我国刑法应当增设＂诉讼欺诈罪＂。     

枉法仲裁罪的司法认定

枉法仲裁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设的罪名。在司法实务中,司法人员对此罪的适用问题还存在争议。本文试通过本罪与相关犯罪的比较,进一步明确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本罪。     

枉法仲裁入罪之利弊分析

《刑法修正案（六）》新增枉法仲裁罪，此规定一出台便引起仲裁界褒贬不一的讨论，通过概括分析枉法仲裁入罪的利与弊，从优化我国的仲裁环境，规范枉法仲裁罪的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期趋利避害，使枉法仲裁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我国仲裁业的发展。     

信用证欺诈与信用证诈骗罪的界限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一种普遍使用的支付方式。信用证欺诈与信用证诈骗罪本该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概念。中国现行有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重叠，司法实践中更有类似案件受到迥异判决。本文试图厘清信用证欺诈与信用证诈骗罪的界限．找出目前中国法语境下信用证诈骗罪与信用证欺诈的重叠之处，以及中国相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困境。最后。本文就如何完善相关规定以清晰界定信用证诈骗罪与信用证欺诈的界限之所在提出建议。     

关于挪用公款罪几个问题的探讨——兼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并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下发座谈会纪要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参照执行，这样一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可以依据座谈会纪要，座谈会纪要也就具有了与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同等的法律效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正常的，是与我国刑事法治原则相违背的。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挪用公款罪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有类推定罪的嫌疑，并违反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若干问题

滥用职权罪是现行刑法中的一个独立罪名,与玩忽职守罪在构成要件和法律适用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值得认真研究。着重探讨了滥用职权罪的五个相关问题。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他罪关系之阐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对当下我国民间借贷、套路贷等行为所引发犯罪问题的立法回应,充分体现了当前积极的刑事立法观。但该罪设立实施后所带来的司法适用难题,如法益保护范围界定上的模糊、罪状规定理解上的歧义,以及与他罪关系不够明晰等问题有待解决。基于对刑法条文规定构成要件的检视,催收非法债务罪所保护的应为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和个人人身权利双重法益。在犯罪主观层面,需具备催收非法债务这一主观违法性要素。在与他罪关系的厘清中,本罪与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竞合,与寻衅滋事罪则属对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应择一适用。     

海峡两岸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之比较

海峡两岸对于打击诬告陷害犯罪都十分重视,但海峡两岸刑法对于诬告陷害罪的规定则不尽相同,无论是罪名、犯罪构成,还是刑事处罚都有很大的差异。海峡两岸诬告陷害罪的有关规定对于彼此而言都具有参照意义,无论是我国大陆刑法还是台湾地区刑法,都存在进一步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