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比较

何谓人性?孟子的看法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离娄下》),人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以下引言只注篇名)“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人性是生而自然的本能、欲望。可见孟、荀二人所言人性的差异。孟子所谓的人性是指人的社会本质属性,荀子所谓的人性是指人的生理本能,自然属性。孟荀对人性的理解各执一端,都是片面的。但在对人的自身本质的认识上都包含着真理的颗粒。不过孟子比荀子更高明之处在     

先秦儒家“君子观”的流变

在先秦儒家所设定的社会体系中,除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君”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之外,还有一个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即“君子”。在先秦儒家的观念里,“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象征,而一个君子应该具有的基本的构成条件并非一成不变。从《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经典著作中,撷取关于“君子”的片段,梳理先秦儒家“君子观”的变化轨迹。     

“父子之间不责善”与“父有争子”——孟子、荀子孝道思想辨析

孟子、荀子由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导致他们在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的认识上有着根本的分歧。孟子认为父子之间的亲爱是人群相互亲爱的根源,从而极力爱护、培育之;同时孟子认为人人只要诉诸自身的“良知良能”,就能够认识行为的合理与否,故他主张在父与子有过时,父子均应“父子之间不责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元礼义”,人反求自性是不能认识行为的合理与否,但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辨知能力来认识其合理与否,故荀子主张当父母有过时,子女在不失对父母爱敬的基础上,可以与父母争论,最终由父母通过自己的辩知能力来认识并改正过失。可以这样说,孟子主于反身自求,荀子主于外在辩知;孟子主于向内,而荀子偏于向外。     

浅析孟子的“时变”思想

纵观《孟子》，洋洋洒洒，十万余言，除了其主体仁政——内圣外王思想之外，孟子的“时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时变”思想，是孟子进行游说、讲学、辩论等活动的主要方法，是孟子的行动指南。     

赵岐对章句学的突破及其对“以意逆志”说的误渎

赵岐的《孟子章句》打破了两汉儒者繁琐、支离的注经模式,为当时的学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风。赵岐在章句学领域的突破得益于他对孟子的“以意逆志”法的运用。“以意逆志”是孟子借己意揣摩作者思想意图的解《诗》方法,“以意逆志”说的成立依据在于孟子的“本心”说。赵岐将经验意义上的“人情”视为“以意逆志”的基础,结果误读了此说。虽然如此,赵岐还是成功地按照他所理解的“以意逆志”法解读了《孟子》一书,并由此而改写了经学的发展史。     

我国古代文论的“性情说”

先秦时期,在强调“言志”说的同时,也开始涉及到性情的问题,如庄子说:“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在荀子看来,性情是一种自然本能,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他还多次论述到,美的要求是出自人的性情的一种本能欲望:“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     

两宋“孟子升格运动”过程中“非孟”思潮论析

两宋时期的思想界,兴起了一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在孔门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孟子》一书也由子书上升为经书,但与之同时也一直伴随着不容忽视的疑孟、辩孟乃至黜孟的“非孟”思潮。本文对“孟子升格运动”过程中的“非孟”思潮进行论析,认为“非盂”思潮出现的原因极为复杂,与当时学人的疑古思潮、政治态度、思想倾向都密切相关。     

新时期孟子心性论与其他心性学说的比较

新时期的学术界将孟子心性论与其他相近或相关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孟子荀子心性论的关系及优劣是非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孟子荀子心性论有内在联系,荀子对孟子批评中实际上又有继承;但二者论断的优劣是非问题仍迄无定论。学者还将孟子心性论与以下的心性学说相比较或联系进行考察,包括:孔子心性论、《管子》心性论、朱熹及宋明儒学心性论、老庄心性之学、佛教心性学说、近代来华传教士心性论、弗洛姆性善论、卢梭等西方哲学家人性论。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孟子》中“三”的运用

《孟子》是一部记述孟子言行的书，由孟子与弟子万章等人共同编纂。该书记述了孟子关于政治、哲学、道德修养和文艺批评方法等方面的言论，其中有许多言行是“三”的运用，当然其表现形式又是多样的：取“中”而体现着的“三”；求“正”而意味着的“三”；确定实在的“三”；“三”的倍数；三层次；三要点；等。所有这些运用都对我们有所影响和启发。     

从《孟子》中“之”的分布看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孟子》中的“之”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语法单位:1、能够独立运用的词;2、用于人名的结构单位。“之”记录的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实词“之”包括名词和动词;虚词“之”包括连词、代词和助词,其中以助词的用法较为复杂。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作为构成语素的音节、语素、名词和助词;不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本文着重于对《孟子》中“之”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试图展示出《孟子》中“之”的语法体系及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天人关系视域中的“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探析

本文以《荀子》为依据,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考察荀子天人关系视域中有关人的思想,阐发他关于天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天应有的基本态度及“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认为在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中,人是他探究的重心,而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探究天人关系的落脚点;并由此揭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意义及当代价值。     

词语释义辨疑三题

《荀子劝学》:“……用心一也。……用心躁也。”“用”不是通常的动词意义,而应释为表原因的“由”;《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转”不当训“变”,宜解作副词“更”; 《孟子·滕文公上》:“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舍”该作疑问代词“啥”,犹言“什么”。     

当“天”失去德性之后——荀子天论思想探微

荀子将"天"理解为客观性,从而抛弃了"天"的德性义。我们应该关注荀子这一思想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意识。以孟子为背景,荀子以一种"大清明"的思维方式将德性的根源从天那里下放到了人本身,从而开创了一种德性客观化的道路。但是怎样将荀子关于德性的思考注入到孟子良心本心式的对人的独特领会方式中才是问题的关键。     

“莫之或欺”之“或”注释商榷

学者对《孟子》中“莫之或欺”的“或”的注解历来见解不同,通过比较和分析,得出此处的“或”应理解为通“克”,表“能够”之意的结论。它的词性应是助动词,即能愿动词。     

从《孟子》中“之”的中分布看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孟子》中的“之”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语法单位：1．能够独立运有的词；2．用于人名的结构单位。“之”记录的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实词“之”包括名词和动词；虚词“之”包括连词，代词和助词，其中以助词的用法较为复杂，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作为构成语素的音节，语素，名词和助词，不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本文着重于对《孟子》中“之”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试图展示出《孟子》中“之”的语法体系及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孟子》中“之” 字的用法及其作用

“之”字是《孟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它对《孟子》思想内容的表达和语言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之”字的动词、代词、助词和兼词等的通常用法和特殊用法的考察分析,揭示了不同“之”对强调和突出语句重点,表达强烈思想感情,调整音节,使句子工整,舒缓句子语气,改变语句结构等方面的具体作用。     

论“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理论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献诗陈志",帝王公卿收集诗以观民风、查民情,考得失,这些诗经整理后成为《诗经》。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从春秋始,在《左传》中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三,"教诗明志",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此时《诗》成为政教工具,孔子、孟子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其四,"作诗言志",这时把文献《诗》还原为了文体诗,诗人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荀子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尝试者,而屈原则正式开始作诗以言志。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史学意蕴

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两句话确实很值得玩味。汉以来学者将《诗》与《春秋》当“经”看待。明清之后有“六经皆史”之说。《春秋》是史书,无庸置辩,但《诗》是不是史,仍有不同的看法。近人多用训诂学的方法,或从史料学的角度说明诗与史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传统史学的功能来看待这一问题,并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形式及其演变,从而阐明孟子的话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荀子“性恶”再探析

“性恶”是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以往学界大都从“恶”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荀子之“性恶”,本文则另辟蹊径,从“性”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荀子之“性恶”,通过对“‘性’训作什么？”、“‘性’指什么？”以及“‘性’怎么样？”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揭示出荀子“性恶”的实质乃是性“离朴”而恶和性“纵欲”而恶,同时更指出了荀子的“性恶”并不是纯粹的“恶”,而是“性恶”中本具自觉向善的倾向和向善的能力,也就是说,荀子的“性恶”是一种积极的“恶”而不是一种消极的“恶”,正是基于此,所以荀子才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