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列宁集体农庄和莫斯科的集体农庄市场

5月19日访苏代表团回到了莫斯科,并在莫斯科展开了参观和访问工作。在莫斯科,我们参观了国立革命历史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大学、克里姆林宫,拜谒了列宁斯大林墓,访问了第一莫斯科钟表工厂、煤气用具工厂、原子能发电站、列宁集体农庄、莫斯科中央集体农庄市场等等。其中有些节目,凡是去过莫斯科的朋友照例都有的,在国内已经报道得很多,我不想浪费笔墨。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列宁集体农庄和莫斯科的中央集体农庄市场。在集体农庄方面,我们知道:苏联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前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措施,诸如农产品采购和收购价格的调整、农业计划制订办法的改变,以及新的集体农庄章程的制订等等,这些都使得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收入大为增加,提高了集体农庄庄员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从他们执行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今年3月关于集体     

思想史的写法——读斯金纳笔记

斯金纳曾被认为掀起＂政治思想史革命＂。他以＂文本-语境＂说,奠定了他的思想史研究理论。从1960年代末开始,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著,阐述了他对于文本理解和思想史研究的批评和主张。这些论文后被收入《政治的视野》（Visions of Politics,2002）一书中。本文不拟对斯金纳的思想史主张做全面评述,而是侧重从其＂语言行动＂理论的解读入手,阐述其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评析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是苏联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种种弊端。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县官”惧怕网络监督说明了什么

11月1日,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因一句话,遭到网民人肉搜索。他在那天的一个饭局上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因为有了网络,官员与公众的距离开始拉近,政府也日益透明。《人民论坛》杂志社于今年4月做了一项调查,     

苏联的广播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就非常重视发展广播事业。1918年,发布了一项有计划地发展无线电广播和无线电工业的法令。1922年5月,莫斯科中央电台开始广播。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全国已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广播网和收听网。战时虽遭到巨大破坏,但战后又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七十年代初,全国约有500座广播电台,比1960年增加近两倍。     

“民本”与救灾——彭延年的救灾实践

彭延年在知潮州军州事任时,重视＂恤民＂。当农业生产遭到自然灾害时,他提出缓征、减免税等＂恤民＂措施,保证了农民顺利渡过灾难。他救灾思想是以民本主义为基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后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密切注视着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进程,并做出了许多决议和指导意见.虽然联共(布)、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指导南昌起义的方针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他们以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在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为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做出了贡献.     

麦克米伦,你往何处去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于2月21日至3月3日到苏联去进行了十天的访问。陪同他前去访问莫斯科的英国代表团团员包括外交大臣劳埃德,外交部首席副次官迪安和外交部助理次官墨莱、奥尼尔和安东尼·朗博耳德,内阁秘书布鲁克,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侯普、北部司司长布赖姆劳,贸易部负责人荷南以及英首相的私人随员等共三十人。麦克米伦抵莫斯科后,受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访问期间,麦克米伦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并且访问了基辅和列宁格勒。麦克米伦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于3月3日结束,并且发表了公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于苏英会谈公报都表示欢迎。麦克米伦的访苏是为大家所注意的一件大事。英国首相在这个时候对苏联进行战后十四年来的第一次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渴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但完成这项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不能听任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既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也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给我党带来了重大损失,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并承认错误一向是我党光明磊落的表现。我们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造成的这种双重影响,旨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正确领导,使之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     

香巴拉的迷途：达赖的彷徨和流亡

达赖（1957年）从印度访问回来之后,感受到了中央政府依旧是信任他的,但身边有一些人仍然向他宣传＂西藏独立＂的主张。此时,四川藏族聚居区的叛乱分子也已经大批逃亡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