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与融汇——“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基本关系是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2014年4月11日-13日在曲靖师范学院召开的“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研讨会上,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认为西方文论为中国当代文论提供了重要资源,在中西文学理论交流、融汇过程中,中国文学理论不断发展;中国当代文论应更多关注中国文学现实,植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土壤,汲取更多的本土文学元素,努力追求并实现理论创新.     

在反省与引进中建构的理论形态--看五四文学本体论文学批评话语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是“道学”系统：而西方诗学话语则是“人学”系统，五四文学本体论的建构就是在反“道学”话语系统与引进“人学”话语系统中完成的．五四文学本体论中的各种重要观点，都直观地反映了中西文学批评话语的差异性．而五四文学本体论的西化倾向，既反映了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人学”话语的现代性优势，也反映出了五四反传统对文学本体论建构的深刻影响。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小议罗兰·巴特的文学代码理论对意识形态的解构作用

罗兰·巴特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论家，他也是西方文论由结构主义过渡到解构主义的关键人物。罗兰·巴特对结构主义文论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代码理论中。本文从巴特的文学代码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则题为“NESE＆KEYS”的美国式幽默中的幽默根源，发现文学代码理论对话语的意识形态具有解构作用。     

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认识与思考

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在对传统文学观的反叛中成长起来。他们不满传统的传记理论和象征主义艺术论等文学批评模式,把焦点主要投放在文学自身的语言与结构方面,提出了文学的本质是文学性及"陌生化"理论。这是现化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对以后兴起的文学流派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The Anthropological Turn in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trospection with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中国30年来文艺学的人类学转向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本体论讨论中出现了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转向”,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生及形成;二是从1996年始,重视东西方文化的内部对话,关注少数族裔和边缘的、弱势的族群文化及文学,它对文学的认识蕴含着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两极性意识;三是2005年之后,重审了中国文化的多源性构成,提出了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的设想,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30年来文艺学的人类学转向从“地方全球化”到“全球地方化”的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显示出文化寻根和文化整合的新文学观.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再考辩的必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由"意识形态"问题所展示的文学理论姿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意识形态"概念在我国文论语境中的意义迁延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意识形态辨析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的二重性--简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超审美意识形态性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气象浑沌 难以句摘——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有机结构观

基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有机结构,中国古代文论也以这种整体把握的方式去审视文学,建构成一套富有诗性特征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论家在观照、把握、思考、评价作品时,也总是将其看作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整体,并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基于这种整体的思维,中国文论常以气论文,以结构论文,以圆通论文.西方文论是一种逻辑性文论,所讲的文学整体是机械性整体.中国古代文论是生命性文论,是一种整体有机结构观.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古代文学作品论的人本精神特征

作品论作为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层面,具有显著的人本精神特征,并体现于“以人喻文”的表述方式、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及对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具体要求等三个方面。古代文论中以人论文的文学思想及从人的角度探索文学问题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与文本、阅读理论比较谈

孟子针对春秋以来断章取义的诗风,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文学释义中的权威性方法论。本文分析了孟子这一命题的本义及其利弊,并与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出现的文本理论与阅读理论相比较,旨在探讨它们的异同与优劣,以及看待这两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态度。     

浅析宇文所安对《典论·论文》的翻译与评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在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典论·论文》的翻译与评论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思路,他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翻译与文本细读,发现了其中重要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命题,并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以及他将中西文论进行双向阐释的方法给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思路。     

中国人本文学的当下生存景观

所谓人本文学，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人本文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指以人为本的文学。文学乃是人学，天地间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无不以人为本。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所谓人本文学应是指在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创作的文学。人本主义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西方传人我国，对我国新文学的建立和我国文学实现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