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道不合”与“志同道合”——论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的两种主要结构模式

＂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当时主流政治话语的强力规训下,情爱叙事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儿女情＂被革命、阶级话语深深地压抑和遮蔽了,而呈现出来的乃是两种最为典型的＂志同道不合＂式与＂志同道合＂式的情爱结构模式。     

欲望的异度呈现和诗性价值的一度缺席——关于卫慧小说的价值审视

卫慧的小说以其尖锐、混乱、间杂着怪异、叛逆旋风般地席卷文坛。其怪异的美学风格多少让人迷惑：都市繁华世界的华丽想象、另类自由生活的展现、浪漫而又颓废的气氛。本文以欲望为其立足点,通过分析＂身体叙事＂、＂欲望迷宫＂、＂女性权力话语＂这三个角度切入到小说的深层肌理,结合时代的文学生态环境对其创作进行价值审视和精神度量,以期为时代文学的发展提示新的精神向度。     

公共话语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晚清与＂五四＂的语言变革,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创建公共话语的努力。这种公共话语,既是公共领域的构成部分,更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晚清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还是二元化的,只有＂五四＂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才是一元的、彻底的。依托这种公共话语,文学公共领域才得以产生,具有公共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才是可能的。     

儿童文学：言说的权力与声音叙事

儿童文学主要是成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通过文本让儿童获得自我认同,帮助儿童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但文学中的童年世界一直被成人代言,叙事中的＂儿童声音＂也是成人代言下的产物。童年世界作为独立的＂他者＂被纳入成人的权力话语体系,成为被想象、被叙述的对象。因此,成人作者如何在文本创作的权力话语下展现儿童的声音和意识,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叙事方式。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重要主题并没有给予关注。本文从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结合实例深入分析了儿童文学叙事中儿童声音表达的三种方式,弥补了该研究的不足。     

《三里湾》的话语配置研究——以“旗杆院”和“马家院”为线索

在"十七年"文学中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共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三里湾》作为这一时期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集赵树理小说创作特色为一体,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旗杆院"和"马家院"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重要场所,分别代表了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不同立场,其中处于"夹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话语反映了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三种话语在小说中的融合与配置显示了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与农民对农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反思。     

理性裹挟下的“欲望”书写——解读丁玲“左联”时期小说中的裂隙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几乎都带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她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与恋爱无关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和表现工农大众题材的小说中,丁玲依循革命叙事模式,在理性层面人为地建构起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潜意识层面却不自觉地保留着固有的个性化立场,并在“革命”叙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自己的个性话语,从而导致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叙事张力——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例

由于＂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所以常常遭到文学评论家们的质疑,并常常被认为是配合时代政治要求而作,满篇充斥的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化口号而毫无审美价值的小说。然而,在此时期的小说文本表层运作的政治权利话语与文本深层运作的审美自觉之间常常会形成叙事的裂缝。     

《祝福》与启蒙话语交往活动的现实困境

《祝福》是鲁迅先生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通过＂我＂在故乡分别与＂讲理学＂的鲁四老爷与祥林嫂的话语交往活动,形象地呈现了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中的这两类人进行话语启蒙活动的现实困境。前者反映着启蒙双方的身份认同问题,后者反映着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陌生与隔阂。     

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改革物语——以王蒙为例

本文以1980年代王蒙的小说《春之声》和《活动变人形》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类创作，探讨了改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过程中对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和对时势的解读。他们在改革这个集体叙事上的态度以及疑惑直接对应了当代中国的传统与现代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对待历史的自审与审父问题。     

西藏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叙事话语转变与现代性特征——以《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祭语风中》为例

20世纪的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是西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最为剧烈的时期。文学作品如何看待这一百年的历史,如何展现这一百年来人的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体现了不同时代西藏文学的精神风貌和发展轨迹。文章以《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和《祭语风中》三部反映西藏不同历史阶段面貌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分析不同时期的小说叙事话语和风格的转变及其所反映的西藏文学创作中现代性意识从确立、追溯到反思的特征,并结合西藏当代知识分子作家的生命历程和创作变化,来管窥西藏不同时期小说创作所折射的时代精神"症候"。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诗学

金庸小说在武侠叙事之外，还有一个言情叙事的存在。其作品通过言情叙事来彰显人的生命价值，从情爱本质的拷问中展示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情侣们携手江湖还表现了金庸小说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小说中丰富的言情话语已经构成情爱诗学。     

论北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农村形象

北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农村呈现为两类矛盾复杂的形象:农村是贫穷落后的需要被启蒙之地,或农村是风景优美的美好田园。从北美新移民作家对农村的隔膜、写作的价值取向和关注焦点来探讨他们小说中关于农村的书写普遍平面化的原因,剖析新移民小说中农村形象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小说中农村形象的建构。     

从神话叙事到神性写作——论19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的话语谱系

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代际嬗变始于启蒙叙事对十七年小说神话叙事的鼎力反拨,但启蒙叙事这一反神话叙事的话语方式,却逐步演化成了一种以道德神话为内核的新神话叙事。至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启蒙文学的暂时消歇,当代小说的叙事话语又转向了以欲望叙事为突出特征的世俗化叙事。此消彼长之下,世俗化叙事终以构筑身体神话的方式,取代之前的新神话叙事成为了当代小说的叙事主流。但在此历史进程中,启蒙叙事与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博弈,又于90年代中后期催生出了神性写作这一新的小说叙事话语。从神话叙事到新神话叙事,再到世俗化叙事与神性写作,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发展流变,已然自成系统地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     

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论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陈翔鹤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其丰富的艺术技巧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叙述，在文学史上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意义。     

女性关注：蕴涵时代色彩的女性话语——谈湖南左翼作家群的创作

在湖南左翼作家群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既有深受封建礼教的残害,还受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恶势力的压迫的悲剧女性,也有不为感情所累,勇敢执着追求自己理想,投身革命热潮,实现人格独立的知识女性;既有表现革命的新女性,也有光彩照人的女兵形象。他们通过对蕴涵着时代色彩的女性话语的书写,表达了这一群体对于中国妇女问题的殷切关注。     

转型时代的话语格局及知识分子小说话语类型——对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解读

文学在转型时代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格局形成。大体说来,支撑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写作的作家主要有两类：一是已进入中老年的＂五七族＂和＂前知青族＂;一是晚生代和后知青。＂五七族＂和＂前知青族＂都经过五十年代的理想训练和文革的灾难,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是他们文学写作的最基本的话语资源。而晚生代和后知青在重新思考知识分子身份、地位以及价值承担时,他们更喜欢用解构主义、享乐主义、游戏主义的态度来从事写作。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大致可分以下三种类型：现在时写作;反思型写作;直面现实型写作。     

阮瑀之死与建安十七年文学情势

从文学年代学角度看,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七年均是建安文学发展和转变的重要年份,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前后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安十三年文人齐集邺城,建安文学开始进入创作繁荣期,建安十七年阮瑀之死对建安文人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建安文人的心态由乐转悲;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便是大量以寡妇为描写对象的哀悼之作的产生,由此拓展了建安文学的创作题材;文学风格上则是哀感之心大于雄深之气,伤生之意多于哀世之情,使建安文学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在建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英雄的溃败及其叙事批判——论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小说

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对作为文化英雄的知识分子形象产生了质疑.经由王朔对知识群体的调侃、贾平凹对末世文人的挽歌以及新世纪以来大学题材小说对教授群体的丑化,知识分子叙事书写了文化英雄在近二十年来的溃败命运.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叙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认识角度偏颇与审美意识简陋的双重缺陷.     

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哥特小说之女性角色

本文探讨了十九世纪女性哥特小说中的主导型女性角色、拯救型女性角色以及恐惧型女性角色,从中反映出女性作家对女性自身认识的不断完善。     

《杭州白话报》所刊“演书”初探

＂演书＂是《杭州白话报》上兴起的一种采用白话语改写其他书籍的报刊文体。它利用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特点鼓吹维新,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宣传工具。它接近小说,但又不是小说,伴随着小说界革命发展起落,它的最终消亡预示着梁启超倡导小说政治化的必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