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     

金庸小说"侠"的文化阐释

“侠”的形象塑造与人格建构是武侠小说创作的关键。金庸依据传统文化思想和现代文化观念,创造了“英雄”与“大侠”的人格形象,满足了现代读者的精神渴望和心理需求。     

西方文艺对金庸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国外对金庸小说，“金庸现象”的研究越来越深刻，但始终没有人就“西方文艺与金庸”做专门的研究，本文从艺术表现手法、人物形象、悲剧意识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文艺对金庸创作的影响，并指出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上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就，这和他对西方文艺的接受也有很大的关系。     

教师的“反思”与“反思”的教师基于批判理论的价值现和认识论的再思考

批判理论全面批判了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给人带来的“科技—工具理性”，主张重建“交往理性”，以使人性最终得到解放。融合了批判理论思想的教师“反思”是提升教师责任感的教育理念，是弱化“工具理性”、建立“交往理性”、削减教育不平等的教育策略。反思型教师在现实教育实践中具有“交往理性”和教育批判意识的价值观与认识论思想。     

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中的"想象"之维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思想代表了他对以往理性的眷念情结：企图继续完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用“历史理性批判”把理性建立在历史的根基上，为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但在这种理性情结中，他的“想象”论美学思想则代表了他对新时代非理性美学的张扬：把“想象”作为美学的坚实根基。从而呈现生命被遮蔽的价值和意义。这两雏形成的深刻矛盾折射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学在理性阴影下非理性的时代转捩。     

《当代英雄》思想艺术简论

莱蒙托夫是继普希金之后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发表于1840年4月,是“他对当代社会和自己一代命运思考的总结”,充分反映“作者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是他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沙皇尼古拉一世污蔑它是一部“可耻而可恶的小说”,足见作品对农奴制的批判力量。《当代英雄》在现实主义典型化,情节结构等方面,都有独特创新的地方,它“开始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级阶”,并对它的“散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给予巨大的影响”。《当代英雄》,是一部广受大读者喜爱的俄罗斯文学名著。本文就《当代英雄》的中心形象皮却林及作品艺术特色,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金庸小说赏析活动

金庸图书馆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我校的教育设施。而金庸作品，深得我校师生的厚爱。为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学鉴赏水平，1994年11月，金庸图书馆、校报编辑部和中文系联合举办了“金庸小说赏析活动。”整个活动由“有奖征答”、“文学评论”、“专题报告”三项内容组成。     

“金学”构建之我见——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

文章首先探讨了构建“金学”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已为“金学”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能，构建“金学”体系不仅在宏观上可以为今后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而且在微观上可以纠正人们对待大众文化的狭隘心态。其次，文章分析了“金学”体系的内容组成，认为真正的“金学”应该是“以金庸及其所有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其内容最起码应包括创作主体研究、作品本体研究、作品接受研究和对金庸及其作品研究的研究这四个方面。最后，文章对如何构建“金学”体系作了具体阐述，认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真”、“善”、“美”的标准，我们才能树立科学的治学观念，运用正确有效的治学方法，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学”。     

论金庸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的实验性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的一个实验性的小说文本。其实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跨文体实验和反武侠倾向。在该作中,作者有意无意地融入了影剧、童话、民谣、神话、寓言等多种文体因素,从而使之在总体风貌上,呈现出明显的跨文体性。同时,《白马》还是金庸开始走向“反武侠”进程的一个转折性作品,其反武侠倾向甚至超过历来被公认为他这方面的典范之作《鹿鼎记》。作为一个实验性作品,《白马》虽然在叙事上存在许多缺憾,堪称是金庸所有作品中叙事上最不圆熟的一部,但对金庸此后的小说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冯其庸谈金庸

1996年11月11日,海宁市《金庸研究》首发式暨“金学”研究讨论会在海宁举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更有幸聆听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谈金庸作品研究的精辟见解。 冯其镛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红学会会长。他在1986年《中国》第8期发表的《读金庸》一文,是国内研究金庸作品的早期文献,具有开创     

同而不同处有辨：《水浒传》与《隋唐演义》之比较

虽然《水浒传》与《隋唐演义》同为具有历史根据的英雄传奇性质的长篇巨制，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俗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审美意识，但二者在对历史真实的依赖和改造程度上迥异，对主题的提炼与集中程度不同，对作品的驾驭和艺术处理也不同，因为作者的主观情感制约着作品的思想力度，编写方法影响着作品的艺术效果，创作理念决定着作品的风格特点。前者进入“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行列，而后者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作者写作水平的限制。     

文学作品人物名字命名探究

我爱看武侠小说,当小说里的那些主人公的性格、命运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时,我都想起了他们的名字,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有趣。金庸《天龙八部》的绝顶英雄乔峰,其武功、人品、气慨真是让人啧啧称叹,“乔峰”中的“峰”,我们常说“山高人为峰”,可见他的人格魅力、武功境界正是高山上的那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论稼轩词的自觉理性显扬--兼论"稼轩体"的艺术特色

稼轩是位既豪迈热烈又能冷静思理的辨证统一词家。其全部创作具有着鲜明的思辨式人生方式。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以其渊博知识和敏感力审视着古来种种“物理变化”的“万物必然之理”，而主张“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其词天然地通向了理悟的进程。他善于在孤寂中“坐中夜思”，甚至通宵“不寐”，引发出他独特的哲思顿悟；并经常“以古准今”和在现实复杂实践中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总结自我，从而获得人生的转机和新生。在词中形成了他自觉理性显场的特性。“理”并不悖于“情”，稼轩能依照“带情韵以行”的艺术规律写词．使他成功地“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创造了傲视千古的将豪壮炽热情感与冷峻理性思辨相结合的“稼轩体”。     

现代性:对抗与共谋——沈从文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

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论康德“根本恶”之思想——兼论汉娜·阿伦特对根本恶学说的发展

康德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人性中“恶”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哲学家,这一反思集中表现为他对“根本恶”的道德形而上学论证。根本恶包含人心的脆弱、不纯和恶劣三个层次,在本质上是对准则中伦理次序的颠倒。根本恶学说深刻影响了后世哲学家对“恶”的探索。     

论杨牧诗歌表现的现实理性精神

杨牧的诗歌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连，既是作者深切感受和体验的抒写，又是作者对现实和历史的理性反思的表达。具体表现为：关注现实，表现“人”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理性思考和爱国精神；思考总结现实，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乐观精神；不沉溺于历史的伤痛，怀抱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反思历史和现实，怀抱深厚的忧患意识；表现“以民为本”的民主理念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歌既充满着激昂乐观的信念和情绪，又表现出一种现实理性精神，闪烁着现实主义理性的光芒，由此进发出强大的生命回音。     

审美触角的自然延伸－－《从大篷车上》说开去

本从《大篷车上》等三部作品入手，阐述了方方创作思想的发展历程，这发展历程总的轨迹是“审美意识的不断延伸”，即从生活的表层不断向生存环境的深层发掘，诗情与理想化色彩有所消灭，内在的理性不断增强。本对进一步研究方方的创作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永不消弭的创伤记忆——关于汪曾祺对“文革”的回忆

在1990年代，汪曾祺的部分作品对“文革”进行了集中反思。这些作品对政治运动中的种种血腥行为和荒诞现象给予了忠实的记录。汪曾祺认为政治运动的泛滥主要不是因为参与者的政治狂热，而是由于卑鄙的个人私欲的驱动。另外，他还深入梳理了“文革”时代的理论政策，公正评价了“样板戏”等文艺作品，并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视野，对江青、于会泳等人在艺术上的功过进行了客观定位。”     

海明威与存在主义

海明威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在他的作品中，存在主义所宣扬的荒诞感构成了他描写世界的基色，而能够与荒诞相抗衡的悲剧式英雄也成为他成熟时期作品的主人公。海明威对战争、暴力、失败、横死的感悟，加深了人们对人生悲剧性的认识。他所倡导的道德准则赋予了世界一种新的意义，从而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现代内涵。     

论《水浒传》作者思想的矛盾性

忠君观念与绿林化精神的冲突是作痛苦和悲剧心理产生的根源，同时也是作并不一味颂扬这些英雄行为的原因。作强烈的忠君观念指引着梁山英雄接受招安，但他又清楚招安的结果势必带来英雄的覆灭。宋、方挥戈，实为同类相残。鹬蚌相争，将同归于尽。忠义本应两全，但义不得已而毁灭。所热爱的英雄必须毁灭，使他产生浓烈的悲剧意识。这些矛盾长期撕扯着灵魂，使他产生近似于自虐的心理倾向，产生一种刺痛自己的需要和满足。《水浒传》这一悲剧的创作使作获得了刺疼自己的快感。作在作品中表达的他对传统思想某些领域的思考，使他成为明代反传统思潮发轫前，对传统思想产生重大疑问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