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基础法律问题探究

个人信息是信息时代中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能够保障人权,带来相应经济价值。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中,采用隐私权保护还是确立新的信息权保护仍存在争议。而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的解决应利用不同的法律手段,形成相应的法律保护体系,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部门法的问题。     

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由于法律的规定较为分散和简略，权利主体在个人信息泄露时难以获得法律的有效救济。对于个人信息采取何种保护模式，学界见仁见智。为了充分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维护数字社会的信息安全，我国亟需制定一部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科学的基本原则，准确界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客体制度，同时构建健全的权利制度保障体系。     

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路径选择

"大数据"推动我国社会信息化的飞跃发展,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有效的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使得批量处理和传递个人信息更加快捷,同时也使保护个人信息成为一个难题。非法收集个人信息,不正确地处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日益严重,对个人信息应当如何进行保护,立法问题显得极其重要。实践中个人信息受到侵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屡屡发生,需要以宪法学视角论证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的权利基础,并提出相关的建设性意见。     

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初探

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日趋常态化。个人信息不仅关乎个体人格权益，其多重价值也日益凸显于商业经济和社会治理领域，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使用间的法益是我国个人信息立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现行法律对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保护充分，但促进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规则尚不完善。为满足数字经济发展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内在要求，立法上应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使用间的法益平衡，完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立法内容并统一相关法律规范表述，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的判断标准，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论个人信息的价值构成与权利结构

个人信息数据化之后,尽管发生了识别标准升级、社会属性增强、权益主体多元化的变化,但从数据经济健康发展和个人信息保护角度出发,仍应将个人信息界定为数据主体的一项民事权利客体。不同的是,个人信息权因蕴含人格商业化利用权而应界定为主观权利,相应权利配置应遵循数据主体、数据生产者和数据分析者为价值所做的贡献这一基本经济逻辑展开,形成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主权利和数据控制者的数据用益权的主从二元权利结构,并将公共利益保护作为权利行使的边界。     

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公开

本文论述了个人信息的概念个人信息的保护方式,保护个人信息的意义,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和公开的关系。     

档案开放利用中的个人信息问题研究

档案开放利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围进行界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列举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对可行的保护模式和立法措施。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立法初探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现代传媒的普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变得愈加便捷,与此同时,政府工作和社会事务的公开化、透明化却导致大量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涉及隐私权侵权的案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该文立足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针对其立法上尤其是行政立法方面的欠缺,探讨知情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冲突与平衡。     

论政府统计数据治理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重要部署,为政府统计数据安全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统计法律法规是统计数据治理中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定法律框架,尚存在数据安全监管与保障不足之短板。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指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统计法律规制,需要进一步优化统计法修改,建立健全数据分级加密管理、风险评估制度、脱敏技术措施、访问限制模式等统计数据治理基础制度,完善数据披露法律责任及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统计能力等保障体系,以有效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使命要求,促进政府统计数据价值充分发挥和公民个人信息数字权益得到尊重和落实。     

加拿大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及借鉴

自1983年《隐私法》颁布以来,加拿大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已实施了26年,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富有成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通过分析加拿大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立法原则、制度安排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可以勾画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一些基本设想。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有所帮助。     

从“棱镜门”事件看国家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

因斯诺登引发的美国"棱镜门"事件令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受到质疑,其性质可归结为国家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发展是国家收集个人信息的可行性条件,法律的规定则为国家收集个人信息提供制度保障。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既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存在一致性。为了实现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需要采取相关的措施,以防范国家机关在收集个人信息过程中出现侵犯个人权利的不法行为。     

网络个人资料权:立法的体例选择与框架构建

网络化时代,对个人资料进行保护的立法,可以分为美国模式与德国模式,这两大模式对个人资料保护立法有着重大影响。我国网络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体例应取仿德国,并结合我国的法律体制和法律传统,选择统一交叉式立法模式;立法原则应借鉴美德关于基本原则的实质性规定;立法的重点应建立在对个人资料权主体资格及权利义务等难点问题的突破上。     

完善我国商事人格权法律制度的思考

商事人格权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新法律概念。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过于分散,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针对我国商事人格权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我国将来立法时应在民商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商事人格权的概念和具体类型,拓展人格权客体范围,承认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设立部分商事人格权转让和继承制度,明确规定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方式。     

有限实名网络中的个人信息安全风险

有限实名网络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网络环境类型,个人信息不断累积其中,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凸显的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对有限实名网络环境中关键的个人信息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同时结合2011—2014年典型的个人信息风险事件进行实证分析,从多个维度对具体的风险因素及其风险程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风险、管理风险、法律风险、信用风险是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重要来源,且在重要性上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各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在风险案例、民众观念2个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浅谈网络时代个人情报信息的利用与保护

介绍了个人信息的范畴,分析了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泄露的原因,提出了防范的对策,探讨了公安机关如何对网络中的个人情报信息加以利用和保护。     

后疫情时代应急管理中涉疫个人信息披露法制化

 通过梳理中国疫情应急管理中涉疫个人信息披露的现行法律制度，分析了不同国家地区涉疫个人信息收集、披露时的做法，探讨了适合于中国的涉疫个人信息披露的路径：一方面要在应急法规中增加个人信息披露的规定；另一方面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细化涉疫个人信息披露的内容，重点为以最小化原则为基础由国家披露个人信息，同时以公开透明原则保障公民知情权。     

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违刑法谦抑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确定为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刑罚的启动应持有最为慎重的立场,此入罪规定却未坚持这一立场,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来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入罪是有违刑法的谦抑性。     

坚持科学发展观,优化人事档案信息管理

文章应用科学发展观，探讨干部人事档案信息管理要有创新的理念，翔实的数据基础，并利用新的技术服务手段，构建人才信息交流平台。     

个人信息安全现状及分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大范围普及和迅速发展,网络环境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笔者对我国个人信息安全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现有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和缺陷,最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完善措施及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