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对先秦两汉诗赋的影响

本文就《诗经》、“楚辞”以外的先秦两汉诗赋 ,探讨其所受的西域文化之影响。《白云谣》、《穆天子谣》、《西王母吟》,是西域昆仑神话影响汉语文学的最早表现。乌孙公主《黄鹄歌》将西域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豪放风格带入了汉语诗歌。汉武帝的《天马歌》,是西域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结果。《匈奴歌》初当为匈奴语歌曲 ,后被文人译为汉语。“汉赋”中涉及的西域文化素材 ,亦时有所见     

关于“原匈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在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学者们惯用“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不加区别地把匈奴本体和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导致了在匈奴起源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混乱。“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旨在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把匈奴核心民族从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加入和被征服的众多从属的别部中区分开来。“原匈奴”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遭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鸟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十六国时期各霸主掠迁人口之影响分析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后裔刘溯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五胡十六国”动乱由此开始。这一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流失，十六个主要政权几乎都有掠迁人口的行为。这种行为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对游牧民族传统理念的继承，给霸权自身、掠迁民、经济与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带来了深刻影响。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贝加尔湖的神秘黑圈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派出一百多人的使团出访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使团首领是中郎将苏武。不料，苏武被匈奴扣押，并最终被流放到北海边牧羊，苦熬了19年。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巨伞型”的复合结构,具有56条伞骨,撑开来荫蔽八万里,拢起来一柱擎天。它的动力系统具有中原动力和边缘活力互动的特征,没有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多元文化板块的碰撞就可能元气耗散;没有边缘活力,中原的凝聚和辐射就会在单线运动中自我停滞、僵化。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族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游牧民族滞留在中原逐渐地被汉化,这就形成了南北的“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汉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愈来愈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巴蜀是一个重要的“太极眼”。西南中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后花园,是太极推移冲击波的接纳体,有储存文化活化石的功能。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主体民族扩张和南北太极推移冲击波的作用下,携带着自身的文化行李和沿途拿来的文化成品,迁徙到大西南区域。古老的文化成品沉积下来,与百越百濮的土著风俗相调适、相融合,形成了渊源极古、形态极异的文化遗存。如彝族、白族作为村社保护神的土主崇拜依然盛行,叙述神话与民族迁徙的《苗族古歌》广泛传唱,等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有“三维推进”之功,值得我们以极大的责任感加以深度的认识和发掘。     

杨一清与明代西北马政

“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要,莫先于马”①。马以其行动迅捷,善于驰骋,为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所青眯,被誉为“甲兵之本”,历朝极度重视,明朝也不例外。明建国伊始,朱元璋就郑重阐明马政的重要性:“马政,国之所重”,他援引历史事实强调了马匹繁息与否与国防力量强弱的关系: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纯驷.马匹匮乏,目光远大如汉高祖也只能跟屡屡犯边的匈奴屈辱“和亲”;到汉武帝时,战马如云,千百成群,因此能北却匈奴,“威服戎狄”②。     

宁夏岩画的出现、发展及特点

今宁夏北部很早就是对中国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生息之地，宁夏岩画就是这些游牧民族早期历史文化的反映，但岩画对早期狩猎经济形态的反映相对薄弱。由于受到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宁夏岩画中多有人像和人面像，这一现象代表的内核就是生殖崇拜。     

严羽“入神”审美说探析

从《易经》直到杜甫、殷番等有关“神”的说法，是严羽“入神”的先声和渊源。“入神”说包含了严羽最高的美学原则和审美理想，认为只有李白、杜甫之作才达到“入神”这一“诗之极致”的境界。“入神说”对明清、近代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长城与中国文化地理

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朝代兴筑的长城，都具有区分文化地理的意义，即将农业为主的文化与游牧为主的文化人为地割裂开来。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样做了，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也有这样的举措。而且还出现了“塘泊”、“金界壕”等不同特色的长城。随着长城的南移和北移，中国的文化地理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各种文化的交流也呈现南来北往的反复过程。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过程中各种独特的现象的出现也与这种文化地理的变迁有关。     

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上）

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要有汉族、戎族、匈奴族及东胡系的鲜卑族等。匈奴族等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秦汉王朝有战争、有和亲、有依附，也有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时期。     

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较早时期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     

新疆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叼羊"的现状及开发

“叼羊”活动在新疆游牧民族中开展十分广泛,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文章对“叼羊”活动的历史渊源及文化特征进行论述。随着新疆游牧民族的定居化,“叼羊”活动依然被传承下来,但有弱化的趋势,文章着重从游牧民族定居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一方面对其现状进行分析,从开发角度和措施方面对“叼羊”活动走向市场化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阐述。     

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

王昭君是汉民族著名的和亲使者，她同匈奴两代单于和睦相亲，平息了汉与匈奴两个朝廷多年的战争，保证了边境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自元以后，“立功的昭君”这一文化形象逐渐为中华民族所接受。     

从龙媒骏骨到硉兀老马——杜甫诗歌中马意象的人生蕴藉阐释

马是杜甫诗歌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杜甫从“宝马英雄”和“骐骥不遇”的传统母题出发，运用中国传统文学特有的意象模式来抒写自己的英雄情结和“不遇情怀”。杜甫创作的各个阶段诗人心象与马意象存在内在联系。杜甫绘制的马意象图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缩影，而且是自身价值追寻的过程。尤其是“病马”、“老马”、“瘦马”等描写丰富了马意象的主题文化。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畎夷非犬戎论

畎夷的故乡在大别山区,以五色犬为图腾,衣耕为生,是苗、瑶、畲等族的祖先.犬戎起源于内蒙古与晋、冀交界地区,以白犬为图腾,是匈奴及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祖先.畎夷的祖先是三苗,舜时辗转迁到三危,夏末又“回流” 汧陇,与犬戎等融合,于是造成古今史家记述的种种混淆.     

从薛涛的《西岩》诗看李白是否游览过万县太白岩

张明同志认为，薛涛的《西岩》诗证明李白确实到过万县并登过西岩。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骑鲸客”指李白，在杜甫、贯休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诗题“西岩”当指万县之西岩，亦即今之万县太白岩。因为简阳、资中等地的西岩李白都未曾游览过。从《西岩》诗中的“如雨声中停去马，夕阳影星乱鸣蜩”看，《西岩》诗还可能与《九日遇雨二首》是同一天作的。     

论东莞“文化新城”的软实力建构

近年来，东莞在打造“文化新城”上力度很大，“三城一都”（图书馆之城、博物馆之城、广场文化之城及音乐剧之都）硬件建设成效明显．那么，东莞“文化新城”建设能否在建设模式上打造其“先行一步”的示范效应？这种预期是完全可能的，而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文化设施、文化体制等模式创新的同时，探索一种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积淀、符合东莞未来发展需要的文化软实力建构模式，在全方位的文化建设中培育东莞人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性化文化氛围，以培育东莞人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