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启超民权学说的解读

民权学说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说是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思想体系。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可以从两个时期来考察,一是戊戌维新时期,一是流亡日本时期。前期主要在于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开通社会风气,实现“君民共治”,而后期融入了主权在民论、自由平等观、国民国家观。梁启超以报刊与西书为宣传媒介,以学会与学校为宣传场所,因时因地制宜,使民权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社会进步、国人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论梁启超“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的思想

一晚清政府的70年，强敌交侵，浩劫频仍，社会经济衰敝调零，科技文化停滞落后．“中国之官之士之民，智识未开，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呀”．①对此，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的教育主张，“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②．梁启超是戊戌时期传播西学、鼓吹民权的言论界骄子．他大胆揭露了君权与民权的对立，指出中国致弱的根源是“君权日益重，民权日益衰”．强调”分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兴民权斯同然矣，然民权非可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机，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机，有十分…     

梁启超的早期民权思想

梁启超早期的民权思想主要包括"君民分权"与"民权本位"两个历史阶段。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萌芽可用"君民分权"来概括,主要经历了"君民分权、相嬗共治","兴民权、广民智"两个层次。寓日早两年里,逐渐显露出"民权本位"的思想,先后经历了"发达民权、国民自治";"国民独立、积民成国"两个层次。梁启超早期的民权思想在接受西方宪政思想之后,进而在探索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道路上功勋卓然。     

梁启超的人权教育思想与实践

梁启超总结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明确意识到并且提出:国家要摆脱困境,必须培养“新民”.他指出“新民”须具备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他认识到要培养“新民”,必须进行人权教育.梁启超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他强调改变传统教育观念,也强调从完善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加强对人权教育的制度保障.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办报刊、兴学校等对民众进行人权教育.当然,梁启超的人权教育思想与实践也有其时代局限.     

浅析柏拉图“哲学王”的理想人格

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以正义为主题,以国家与个人同构的方式论述了国家与个人的正义,并试图通过“哲学王”之理想人格的培养而解决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矛盾。     

梁启超新闻思想与中共新闻政策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在他主持与编辑过的报刊中，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闻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与观点与中共新闻理论或新闻政策有着深刻的关系与渊源，包括：梁启超的“去塞求通”思想与中共早期”的“启发民智”；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与中共“喉舌论”；梁启超的“政治家办报”与中共“政治家办报”的新内涵等等。     

评梁启超流亡日本早期的革命倾向

一八九八年九月,梁启超东渡日本。在以后的二、三年间,他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举起犀利的笔,痛斥以那拉氏为首的清王朝,进而鼓吹革命、礼赞破坏;他宣传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谈自由平等、倡民权,介绍各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道德观念作为新民思想的基础。总之,他曾以倾向革命的姿态,跃然于中国改良主义失败到民主主义革命崛起之间,占据了一个明显的位置。有的同志却认为,梁启超是“为了投革命之初”而“玩弄革命的词藻”。本文认为,以“投机”概括客观的矛盾存在,是不够公平的。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早期的革命倾向是实在的、可取的,其启蒙宣传是卓著的,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应该肯定的。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研究

孙中山,这位被誉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的杰出历史人物,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三次到过北京,分别代表他革命历程三个年龄阶段中的三个关键性时刻:青年酝酿发动革命,去天津和北京对清廷现状作实地调查研究;中年为维护革命全局利益,到北京去谋求巩固新生的共和制度和谋求社会发展;晚年矢志内争民权、外争国权,到北京去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最后的革命冲刺。三上北京是他一生革命斗争的三大里程碑,是他民主革命长卷中三个精要的段落。     

梁启超“趣味教育”思想对当代美育的启示

梁启超首次在中国提出了“趣味教育”的概念。在梁启超，“趣味教育”实质上就是情感教育或美育。梁启超强调“拿趣味当日的”与“拿趣味当手段”的不同，提出只有以“趣味”或“美”为目的，才是抓住了趣味教育即美育的本质。这对于当前我国的美育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泛美育的倾向，有着直接的警示意义。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