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丕植争储”与邺下文土之关系考论

从现存建安“同题诗”和“唱和诗”可以考见，邺下诸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丕植争储”的政治漩涡，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丕植争储”这一政治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独特的政治品性，是建安诗风“慷慨多气”的重要原因。     

论严遂成诗歌对浙派诗风的继承与超越

清代湖州诗人严遂成，在与厉鹗等浙派文人的结社交往中达成了观念、态度上的符契，受到浙派诗风的影响，部分诗歌继承了浙派“宗宋”“尚清”的诗风:在诗学倾向上，以宋诗为宗，师法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在创作特色上，以学问为诗，写景咏物诗大多清新绮丽。由于丰富的游历经验和强烈的功业情结，严遂成的登临、怀古、咏史诗悲壮激烈、雄气纵横，具有“尚雄”的特殊风貌，显示了对浙派“尚清”诗风的超越。     

论陈敬容诗歌变化之轨迹

陈敬容是九叶诗派的两位才女之一，她早期的诗作多悲哀消沉，为一种寂寞、孤独、迷惘、哀愁的表感伤所笼罩，至1945年其诗风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开始“告别昨日”变化为追求光明，刚柔并济；至1946年－1948年趋向成就，更具“现代性”，充满现实批判精神，并升会为对整个旧世界的愤怒鞭笞和抗辩。     

毛泽东诗词中"万"、"飞"两字英译比较

在国内外译坛上，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是一件经久不衰的盛事，但对各种译本的评论则比较少。文章拟对毛泽东诗词中两个关键字“万”与“飞”的四种英译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两上汉字最能体现毛泽东“雄放”的诗风。笔者认为，在翻译中处理好这两个汉字，不仅关系到能否正确译出含有“万”与“飞”字的单个诗句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能否准确传达毛泽东整体诗风的问题。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欧梅苏诗歌的“宗唐说”

宋代诗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致力于对唐代诗歌的学习与模仿,在他们的诗歌中充分体现了唐诗,特别是中盛唐诗歌的特点．学习韩孟诗派的“以文为诗”和学习李白的“天然雕饰”,既是他们诗歌倡导的方向,同时在吸收前人诗风基础上,开创了宋诗新的风格,为宋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论明万历时期山左诗人公鼐的诗歌──兼论晚明万历山左诗风

公鼐是明万历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其承绪李攀龙历下一派，又自有新变，提出“齐风”诗歌主张，揭示着晚明山在地域诗风演变走向。公鼐诗歌诸体咸备，五、七古雄放奇丽，律、绝沉郁清脱，乐府诗温厚醇雅，代表着“齐风”诗论的创作成就。公鼐不附依公安、竟陵派，对晚明诗风的演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贺“奇诡”诗风形成探因

李贺是我国中唐一位具有独特个性、气质、心理和艺术才华的天才诗人。他的诗歌奇丽诡怪，“虚荒诞幻”，呈现出“奇诡”的艺术风格。在探讨李贺“奇诡”诗风成因时．古今不少论者大都从文学艺术承传的角度加以论析，这是欠全面的。形成李贺“奇诡”诗风的主要原因，是他在特殊社会、文化环境中，由其特殊身世、个性、气质、生理条件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促成的特殊心态和在这种心态作用下那一系列与众迥异的独特的审美追求。     

谢朓风接受的转关略论

在谢朓诗风接受史上，李白、杜甫的审美接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李白称赞谢诗“清”的一面，对其“绮丽”的一面似不以为然，但他的诗作却实际上合理地接受了“绮丽”之美，为谢诗的更全面深入接受开启了大门；而杜甫，则既推许谢诗的“清”，又完全接纳谢诗的“丽”，从更客观全面的艺术价值角度审视关照谢诗，其诗作全面接受了谢朓的诗风，从而完成了谢诗诗风接受的转关。     

南国“鹰燕”之歌——杨骚抒情诗一瞥

杨骚是“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对于他的诗,过去现代文学史很少评述。考察杨骚抒情诗的内容和形式,是别具一格的“鹰燕”之歌。他遵照鲁迅对于新诗的意见,向外国文学和民间文学学习,给“左联”诗坛吹来清新朴素的诗风,对于今天新诗的建设也有启迪。     

王士祯"神韵说"的审美特征

文章从美学角度对王士祯“神韵说”的特点作了阐述。分别从“自然天然”、“冲和淡远”和“清远偏于王孟诗风”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目的在于对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基本范畴之一的“神韵”的本来面目作出一种解释。     

浅论唐顺之的初唐诗

介绍了嘉靖初的诗风转向，即由学习盛唐诗转向初唐诗。从三个方面论述唐顺之初唐诗的特点。提出了研究唐顺之的初唐诗，可以更加具体的了解此一时期的诗风转变。     

“漂泊年来甚，羁旅情易伤”——试论张耒晚年诗歌创作心态

张耒弱冠及第，并由少公之客入于长公之门，得到了苏氏兄弟的共同赏识，经随苏氏兄弟共历仕途浮沉。晚年以诗、酒、梅、竹为体，虽屡与苏门文人唱和交流，诗歌却多以日常生活为创作题材，诗风更显超脱与平易。在苏门文人相继离世后，便出现“士人就学者众”的现象，这固然有文学上的原因，更与其思想性格和晚年心态密切相关。     

浅论杜甫诗的爱国思想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思想是杜诗的灵魂。杜诗中那沉郁顿挫的诗风，根植于现实的高度的爱国主义，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坎坷的仕途，他仍保持着和屈原一样赤诚的爱国之心；生于动乱的经历丰富和深化了他的爱国思想。杜甫的诗中，有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厚感情，战乱中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强烈的民族精神以及不同于其他诗人“爱君”、“爱河山”的爱国之情，而是根植于“忧民”即是“忧国”的更进步的爱国之情，将现实主义的诗风推到了最高点。     

张耒诗浅说--兼谈与白诗的渊源关系

北宋诗人张耒，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其诗歌风格平易自然，这除了苏门这一艺术氛围的熏陶外，他还深受白居易所倡导的元和诗风的影响，继承了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精神。由于张耒在创作上过于追求自然，艺术上难免流于草率，这使他的诗尽管在当时有轰动效应，却难以引起后人的瞩目。     

陈子昂诗的产生及其影响

在初唐诗坛,真正英姿勃起、文彩飞扬,并企图扫荡文场、扭转诗风者,还要属高宗、武后时代的陈子昂和“四杰”等人。是他们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内容,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形式,使武后时代成为唐代诗风真正发韧的起点。不过,如果把“四杰”比做急先锋,那么这中军主帅则必属陈子昂。本文在详细分析陈子昂在初唐诗坛出现并崭露头角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陈子昂诗歌的意境及其影响。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以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试论陈子昂之"风骨"与"兴寄"

陈子昂是唐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的诗人。就他的创作和理论看，他倡导的“风骨”与“兴寄”成为自此以后唐诗的两个重要质素。开一代诗风，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本文旨在从其倡导的“风骨”与“兴寄”的内涵入手，来探讨其创作理论和实践在唐诗学上的重要意义。     

上官仪诗歌创作刍论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体”,其生成与风行既是社会文化风尚“新变”的产物,又顺应了诗歌艺术演进的内在趋势,对唐诗风貌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官仪现存诗作可以看出,上官体汲取南朝诗艺之精要而又有重大突破,它代表了宫廷诗风由因袭到创新,由密丽到疏隽,由滞重到轻灵,由风格雷同到渐见个性的诗风流变趋势,已超越了唐初诗风之“学术化”趋向,而呈现出唐诗风貌的端倪。     

论理学影响下南宋诗坛的两种美学倾向

经历了南渡初年烽火岁月后,理学思想再次占据了学术论坛的重要地位,其学术观点和文学创作主张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经典”化的晚唐诗风和“陶、韦”诗风被逐渐打造为最符合理学家审美理念的,直承《诗经》的诗歌经典范式,而诗歌创作中的含蓄蕴籍和萧散冲淡便成为理学影响下南宋诗坛的两大美学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