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至”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文“偏至”概念解读

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文中的"偏至"内涵不尽同于"偏激""偏颇";它指的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它是鲁迅的一种历史文化观;是鲁迅人的价值观、美学观、思维方式的世界观基础。     

论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独异的“个人”观

鲁迅1908年在《河南》月刊上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个人"、"个人主义"、"非物质"等一系列问题,他在其中提倡的个人观与清末思想界所提出的截然不同。本文概括了《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个人观的两大特点:"个人"与"群体"的对立以及"平等"对独异个人的伤害,这正是鲁迅的个人观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得到回应的原因。     

对“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提法的商榷

近年来,一些鲁迅研究者对鲁迅早年在日本用文言写作的《说铂》、《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作了认真的注释,这是值得称赞的工作。但有同志将这几篇     

“确信”／“多疑”的悖论及对异邦的想像——鲁迅“向左转”历史轨迹考察之一

1928—1930年间，鲁迅开始“向左转”。对鲁迅这一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将显示出以往研究中许多不曾被发掘的意义，比如他在建立新的“确信”之后仍然所保持的“多疑”的思虑；他对苏联想像中对早期“想像的‘异邦’和现实的中国”思维模式的继承；他从事左翼文化建设中让劳苦大众在既无政治权利亦无经济权利情况下，能够享受一定的健康文化或艺术的动机和努力等等。通过考察，瞿秋白的“鲁迅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命题，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将显示出新的意义。     

鲁迅的“立人”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

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早在八十年前,鲁迅已在批判西方文明偏至弊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这一主张仍有现实意义。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借鉴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力避“西方之祸”,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提高民族素质,重构我们民族新的理想的文化人格。     

“安康”与“小康”

“小康”一个具有历史属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我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它反映的是一种衣食无忧、安康和乐的小农生活理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里，它与工业化进程中对物质生活满足的追求是分不开的；而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的“小康”则体现了知识经济社会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的要求，是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论中国新时期性偏至小说及其本能生命观念

以表现人的性欲本能至上的性偏至小说,是新时期受精神分析影响的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性偏至小说刻画性心理,运用性象征、性隐喻乃至性叙事等手法,表达了新时期作家对个体生命的追求和本能生命观的重视,表现了一种新的人的观念。     

姿态与策略——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文化社会学解读

第三代诗歌努力对朦胧诗的诗歌美学进行颠覆与消解,拓展了现代汉诗的表现力与话语空间,给后人们留下了丰富的诗歌精神启示。但是,作为存在时间短暂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本身,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一种“话语颠覆的激越方式”。论文在文化的观照下,以“姿态的偏至”加以涵括,它表现为：一是只提供成名作的代表性,创新超越不足;二是姿态多于创作,生活比诗学更重要;三是青春期激情式的嚎叫,激情消退而后继乏力;四是文化焦虑、影响的焦虑、创新焦虑与文学／诗歌史焦虑等多重交织的“综合焦虑症”。从整体来看,这些“姿态的偏至”严重暴露了第三代诗歌运动在文化选择上的缺失与局限。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鲁迅“直译”观的现实反思

通过对鲁迅先生所倡导的“直译”翻译观进行历史的、辨证的反思，认为：在文化全球化即将到来的今天，鲁迅先生的“直译”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旧体诗“点化”探微

鲁迅在旧体诗创作中常采用“点化”的手法。鲁迅的“点化”手法有：1、溶古典诗文的思想、情趣、意境于自己诗作中；2、更换词语或调换句中顺序用于诗中；3、借用；4、点化民谣入诗；5、活用典故。鲁迅的“点化”是对古典诗文的再创造。     

“もののあはれ”与紫式部笔下的“源氏”

“もののあはれ”是一种独特的审美理念,是日本文化的精髓,渗入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令日本文化别有一番沁入心脾的韵味。＂もののあはれ＂是日本文学和历史的产物,它被认为源于紫式部的笔下,《源氏物语》就是这一美学精神最完美的表现。因此,本文试从“もののあはれ”的发源处去探究它的真意。     

论“三个代表”与“五种精神”的统一性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宗旨、根本性质和历史任务的新的、全面完整的概括；它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和统一性；“五种精神”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一步延伸，是对全党全社会应确立的思想境界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要求，它具有时代特征和统一性；二者是指导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别无选择的“偏至”——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抗变性与排外性的反拨

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坍了封建中国闭锁的门户.“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①是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民族危机感和民族文化危机感迫使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化先驱果断地作出抉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重建民族振兴所急需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已势在必行.     

西部散文作家的“边陲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西部散文不仅仅是一种地域存在的命名，它更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和精神祈向的范畴。西部散文作家饱含着一种“边陲意识”。这种边陲意识包括西部生命精神的膜拜与张扬；精神家园的皈依与探索；文化价值的消解与重构。     

“尊个性而张精神”──重提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

20世纪初，鲁迅先生提出的“立人”思想是一个具有终极价值的文化命题。本文通过对“立人”主张的深入认识，进一步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提高个体的人的素质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     

何谓“画眼睛”?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忘记是谁说的了,……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对的,倘若画了全付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义。”如何正确理解鲁迅这一宝贵的创作经验之谈,也就是给什么是“画眼睛”的手法作了回答。文痞姚文元在他的那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中谈到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时,在“画眼睛”上胡诌了一通,罗列了鲁迅不少对人物的眼神的描写,把“画眼睛”的手法,当作一种实体的概念。我们有的同志也有类似的理解,例如     

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再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对鲁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五四”作为思想文化运动来说,也是一次思想精神的解放运动。在这场文化革命中,从文化角度探索如何解除     

“祭东风”辩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它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整个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再现了那一历史时代的政治社会生活风貌,而且塑造了一大群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但是作品也有不足的一面,仅就受到人民群众无限崇敬的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来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指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描写是“近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