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建构

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国外被广泛适用,其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正全面地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释明权制度对我国民事诉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能有效缓解审判改革冲突,能促进审判改革顺利进行,进而实现现代司法价值目标。应从释明权范围的界定、行使释明权的原则和正确行使释明权的保障三个方面思考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建构问题。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研究

对审前准备程序及其程序价值进行分析厘定,认为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立法容易导致法官预断,职权色彩过重,缺乏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未赋予审前准备活动程序上的效力。指出目前对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存在四方面问题：对证据交换内容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措施不完善;审前准备程序适用范围过窄;缺乏对答辩失权的规定。提出我国构建审前准备程序应遵循的原则及措施,通过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设置答辩失权制度、完善现有证据制度、建立准备法官制度、完善调解及和解制度等途径,健全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     

刑事诉讼中的告知规则研究——以犯罪嫌疑人为视角

告知规则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公约及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在采取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时,应当告知其理由和依据,并且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国刑事诉讼法应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指导完善告知规则,对告知程序、内容、告知的方式、告知规则的保障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论制宪权的主体

制宪权主体是制宪权的构成要素之一,分为制宪权的享有主体与制宪权的行使主体。基于人民主权理论,制宪权的享有主体应是人民．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享有主体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人民间接行使制宪权,制宪权的具体行使者是制宪机关．制宪机关行使制宪权要考虑社会现实需要、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其他阶层利益和意志、民众的普遍接受程度等相关因素。我国的制宪权享有主体是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制宪权的具体行使机关。     

论在押罪犯民事诉讼权利的缺损与救济

在押罪犯依法享有民事诉讼权,但由于在押罪犯特定的法律身份和人身状态,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不应有的限制,特别是在押罪犯的民事起诉权、调查取证权、出庭权以及民事执行权等.为此,应当通过完善制度和人民法院及监狱机关的积极行为等途径保障在押罪犯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以维护其民事权益.     

浅析保证人预先追偿权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赋予保证人预先追偿权的必要性及该权利的本质；提出在主债务人破产的情况下，保证人开始行使预先追偿权的适宜的时间起点，以及行使预先追偿权的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包括预先追偿权的基数、保证人在债权人会议中的地位和权利、可以获得的破产财产的数额的确定方法等；最后通过比较研究外国立法例，指出我国法律应该给予保证人更多的理由以行使预先追偿权，而不应仅仅限于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这一种情形     

论民事诉讼的价值

公正与效益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价值范畴。民事诉讼中的公正就是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民事诉讼首要的和最高的价值目标。民事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 ,公正性是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效益从属于程序正义。     

略论我国占有诉讼的提起及其适用程序

占有是主体对物控制支配的事实,并非民事权利。占有诉讼是作为占有核心法律效果的占有保护请求权行使的诉讼表现,其重于事实秩序维护,要求迅速进行并与本权诉讼不竞合。占有诉讼的提起不能按照实体条件要求,搞先审后立。在实体法完善占有制度的同时,占有诉讼也需要进行程序规范。借助解释论将占有案件纳入简易程序审理可作为权宜之计,诉讼法完善时应将占有保护案件明确列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长远看,可考虑将占有诉讼程序问题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相对独立的制度,以体现占有保护这类事实争议与普通权利争议处理上的不同,丰富民事诉讼的制度体系。     

论第三人制度中诉讼告知制度的建构

诉讼告知制度一直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适用,其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正全面地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诉讼告知制度对我国民事诉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既能充分保障当事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地促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进而有效克服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应从诉讼告知的条件、告知的程序和第三人的权利保障等方面思考我国诉讼告知制度的建构问题。     

浅议民事上诉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长期以来,"有错必纠"是我国民事上诉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但随着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处分原则应当成为新时期民事上诉程序的价值取向.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既包括对上诉人行使上诉权的尊重;也包括对未上诉人放弃上诉权的尊重.而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正是上诉程序中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具体体现与落实.因此,上诉程序中应确立此项原则.另外,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在不同诉讼情形下应当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民事诉讼地域管辖中的法律规避

尽管我国民诉法对民事诉讼地域管辖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地域管辖中的法律规避问题仍存在种种情形 ,主要有 :一方当事人或者受理法院通过虚列被告、第三人 ,以及人为改变案件性质和案由的方式 ,使得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却受理案件 ,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破坏了司法公正秩序 ,均属法律规避的违法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析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犯罪行为致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受害人不能提起赔偿诉讼请求.笔者认为这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修正,并以人格权为切入点探讨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给予被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设想.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衡量证据事实的最下限的标准，我国在未来出台的民事证据法或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设置相关的程序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应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应对高度盖然性标准从低到高的程度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探究该证明标准从低到高的程度用法律语言如何表述，特别是法官对证明事实不同程度的心证在民事判决书中的表述方式，对不同性质的民事案件的适用角度分析其层次性，以清晰的系统理论去指导司法实践。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困境及超越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这一规定在司法运作过程中已经消解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实际上已经限制了刑事被害人的诉权，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应及早通过立法修改，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并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相对较长的审理期限。     

ADR与我国调解制度的完善

ADR，即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并独立于传统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方式，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调解是ADR中最有发展价值的，我国调解制度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有其自己的特色；文章针对我国的调解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与缺陷，论述了在我国建立ADR机制是完善我国调解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我国法治与世界法治接轨的重要措施。     

民事对抗制之利弊评析

民事对抗制以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抗和法官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其灵魂为程序自由主义。本文汇总了向来关于民事对抗制的各方观点,对其中较为主要的批评进行了集中回应,肯定了对抗制的价值。主要观点为:第一,在民事程序领域,对抗制优于职权制;第二,对抗性的强弱应当与民事案件的性质、标的大小、复杂程度和重要程度成正比。     

试论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内涵

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是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即时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宣告裁决结果的法定形式,在形式上它是纯粹的技术性、工具性问题,而在实质上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倾向性和价值性问题,它涉及到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原则等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和发挥其在立法和实践等方面的应有价值,它将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民事诉讼中一些核心问题,对实现民事诉讼价值目标、维护国家司法权威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作用,也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具有促进作用。     

民事公诉:正途还是歧路

民事公诉制度是否应当建立，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从检察机关的性质中不能合逻辑的推论出民事公诉的正当性。同时，民事公诉在解决国家和社会公益保护问题方面并不是有效率的方法，而且可能在实际运作中陷入困境。检察机关对公益的保护应重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民事诉讼司法认知现状之检讨——立法与司法的双重视角

源于英美法系的司法认知制度被世界许多国家立法所吸纳并已步入我国制度移植的空间。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司法认知,仅司法解释略有涉及。但作为法官在审判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事实认定方法,我国在司法认知方面绝非一片空白。因此,很有必要全面检视我国司法认知现状,以为合理借鉴提供起点参数。从立法层面讲,我国现有的关于司法认知的法律规范存在着立法位阶偏低、定性模糊以及缺乏程序规定等不足;从司法层面讲,则存在着法官怠于司法认知、迷信司法鉴定而轻视司法认知的问题。究其原因,该种状况的形成与我国证据虚无的传统理念、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直接相关。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述评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主要以分权、防止司法专断、维护社会公益、实施法律监督与保障司法公正为价值目标。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诉讼法理和制度构造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其改革的路径应当是：增加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增加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加强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严格限制检察机关对审判结果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