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边塞诗的发展脉络

在我国诗歌史中,边塞诗独树一帜,前人说:“边塞诸作,矫然独异”(沈德潜《古诗源·例言》),故边塞诗早为古代诗论家所重视。钟嵘《诗品序》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一去忘返……”皆概括了边塞诗的主要内容。殷潘《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诗说:“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戍旅”;严羽亦曾云:“唐人好诗,多     

王维的金戈铁马审美模式研究——兼与盛唐边塞诗人比较论

王维是个横跨山水、边塞两大诗域的重镇人物.其山水诗向有“覆盖古今”(《西清诗话》)之盛誉,而其边塞诗便从未得到人们应有的珍视.其实,王维边塞诗的成就及其在盛唐边塞诗派里的特殊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王维今存边塞诗30余首,其数量较之边塞诗巨星高适几不相上下,仅次于有边塞诗60余首的岑参,而远远超过了王翰、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颢诸边塞诗人,第二,从边塞诗创作     

宋代总集编纂与文学批评

1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繁复,材料众多,这些批评的论述主要以如下几种方式表现于古人的著述中。一是自成体系,条理毕具的专书,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二是散见于作家自己别集内的零篇断简;三是精加选择、衡鉴文章的选集,如殷潘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等;四是选家在所选文章上的评注,如方回的《瀛奎律髓》、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五是诗话、词话之类的著作;六是散见于他人文集内的论述(参考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     

高岑诗歌风格赏析

高适、岑参是唐代边塞诗的两个杰出代表，并称为“高岑”.他们的边塞诗有相同之处，都反映了边塞战争，表达了自己投身边塞，建功立业的理想，描写了边塞的山水风物.但由于各自生活经历，个性气质，艺术手法，接受文学遗产影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诗歌风格又具备了鲜明的个性特征.高适的诗以古体见长，这与他在继承“汉魏风骨”，吸收六朝以来诗歌发展成就的方式有关.他的诗歌主要以继承为主，体现出直追汉魏的诗歌特点.岑参具有慨然从军赴远的豪情，博大的爱国胸怀，蓬勃的政治热情显露无遗.虽然他也时常会有游子的愁怀与不遇的愤慨，但更多的是激扬、愉悦，加之他的性格又洒脱，所以形成了他诗歌昂扬进取、激情澎湃的“悲壮豪迈”的风格.     

王昌龄的边塞诗

边塞战争、军旅生活,是自《诗经》以来历代诗歌创作中常见的题材。唐代,尤其是盛唐,边塞诗歌和以写边塞诗见长的诗人,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多。其中,高适,岑参,习惯上被称为边塞诗歌的代表     

浅析岑参边塞诗风形成的原因

岑参最有特色的诗是边塞诗 ,其诗内容丰富多彩 ,多方面反映了边塞生活 ,流露了作者高昂的爱国主义格调。其诗风也是独特的 ,特别是那想象奇特的浪漫主义诗风更使其诗显出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这种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是开放的政治生活为诗人边塞诗的发展提供了长足的条件 ;二是“盛唐气象”的影响 ,成为他诗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是两次出塞的生活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可见 ,岑参的诗风形成是有其原因的。     

关于岑参边塞诗的教学札记

晋中师专中文系开设的中国古典文学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上列《文学史》的“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公元581——978年)”之“第三章盛唐边塞诗人”中,专辟了“第二节岑参”.在上列《作品选》的“中编第一册隋唐五代部分”之“一、诗歌”中,选录了“岑参诗(四首)”,即;《逢入京使》、《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参照清代彭定求、杨中纳等十人所编《全唐诗》,计收唐五代诗作者二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的情况来看,足见上列《史》和《选》的编者,对于岑参及其作品的重视.而在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     

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谈到怎样理解开元天宝年间的边塞战争

在当前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中,无论对边塞诗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各家,无不以初唐至玄宗一百多年对外用兵的性质作为评价边塞诗的前提条件。对于唐开元天宝以前的边塞战争,大家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基本上是唐王朝对外族侵略进扰的抵御、自卫。有争议的是开元天宝年间的边塞战争,历来古典文学工作者在接触这个问题时,很少能深入实际地认真研究,作出公允的结论,从而在这个时期的边塞诗和边塞诗人的评价问题上,造成了矛盾和混乱。吴学桓、王绶青的《边塞诗派评论质疑》(下称《质疑》,见《文学评沦》八○年第三期)有一段话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妨摘录如下:     

也谈怎样看待盛唐边塞诗

盛唐时代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所创作的大量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唐以及后代诗歌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近来有的论者持有异议,提出了“边塞诗人讴歌不义战争的诗篇,理应受到批判”,“边塞诗派创作的价值……主要是在他们仕途不得意,或是受到严峻现实的教育,所写下的那些揭露不义战争的作品”的观点。(《文学评论》1980年3月号:《边塞诗派评价质疑》)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现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与《质疑》的作者吴学恒,王授青二位同志商榷。     

从《河岳英灵集》看盛唐诗歌

唐人选唐诗的《河岳英灵集》，从其序、论、评，可以看出盛唐诗歌具有“兴象”（象中有兴，兴象结合），“风骨”（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感和充实的现实内容），声律（自然妥贴，又不因律废诗）和语言（警策，省净等）几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某些不足，批评态度公以允、合理，令人信服，可以了解当时人对当时诗歌的看法。     

雄篇秀句壮山河——元代少数民族边塞诗成就初探

一 在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宝库中,边塞诗以其独特的题材和鲜明的特色而呈放异彩。边塞诗的繁荣,往往跟某一历史时期频繁的边事活动以及文人的参与有关。如盛唐时期,国势强盛,中外交往频繁,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守边和扩边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当时文人墨客政治上多怀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精神,其中一些人便纷纷从戎入幕、随军戍边。他们亲身经历了边地生活的体验,开拓了创作视野,获得了崭新的题材,他们以豪迈的笔调描写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边塞风光,抒发了戍边将士特有的思想感情。因而,盛唐时期涌现了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李颀、王瀚等一批著名的边塞诗人,形成了一个群星灿烂的边塞诗派,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篇,在我国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论张九龄诗的艺术特色

张九龄,唐代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是开元唐玄宗朝贤相,又是一位著名的盛唐诗人。《全唐诗》第二册四十七至四十九卷中收集了他的诗作将近二百首,《全唐诗补》也增收了他的几首诗,《文苑英华》除收集他一些诗外,还收集了他两首赋。他的诗作以《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咏史、咏怀诗等政治抒情诗为主,也写有许多山水纪行诗、送别诗、     

自然的歌手 “湖畔诗人”华滋华斯

翻阅文学史,我们会发现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非常热爱大自然.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华滋华斯可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和另外两个诗人:顾勒律已和骚塞,早年都住在英国北部湖区,当时著名杂志《爱丁堡评论》最先称他们为"湖畔诗人".从此以后,英国文学史上就把这三位诗人称为湖畔派诗人.     

以选本和创作双向倡导的"神韵"说

王士祯是清初神韵派的领袖 ,标举“神韵”说 ,倡导神韵诗风主盟诗坛长达 5 0年。他采编《唐贤三昧集》、辑《十种唐诗选》作样板 ,以“选”示“法”,又以写作神韵诗歌率先垂范 ,进行实践。这种双向倡导和大力宣传 ,以及诗歌创作的卓越 ,扩展了理论的影响和魅力 ,获得极大的成功 ,登上诗界“开国宗臣”和“一代正宗”的地位。在文学史上理论和创作均能成绩斐然的作家 ,殊不多见     

《长恨歌》在英美的翻译和研究

《长恨歌》在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中最早被译为英文,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一再被重译,版本多达十几种,是大多数唐诗英译集的必选篇目,被入选的次数已不可尽数。在译介的同时,英美汉学界也不乏一些与《长恨歌》主题、题材和诗歌艺术等方面的相关论述。本文拟就该诗在英美的翻译和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郭沫若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在诗歌、历史剧、散文、传记等领域内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别是他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中国文学史诗歌创作的新纪元。他的诗歌自由奔放热情澎湃,形式多变活泼,如诗人所说:“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沸羹集·序我的诗》)郭沫若的诗歌有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对未来、理想的描绘,鼓舞人民的革命信心。特别是后者在诗人的创作中表现更为     

书斋、书屋和书巢

南宋诗人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他的诗寄怀时政,反映民间疾苦,构思新巧,通俗明畅,自成一家。当年力主抗金而遭贬的张浚,勉励杨万里凡事须正心诚意。杨万里据此意将其书斋取名“诚斋”,文学史中的“诚斋体”也源于此。他撰的133卷诗文集也曰《诚斋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为了编撰《资治通鉴》这部洋洋巨著,他和他的助手们,     

诗人李泂和他的湖上园亭宴集题咏

元代大量文献散佚,使得元代的文化史、文学史都存在诸多缺憾。一些有很高成就的文学家,一些高层次的文学活动,不为今人所知。发掘这些文学家和文学活动,使之重回今人视野,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诗人、文章家、曲家李泂,就是一个被历史掩埋的一流文学家,他召集的济南大明湖上别墅诗酒宴集赋咏,就是高层次、有价值的文学活动。《元史》对李泂生平的记载疏落而多误,今人编《全元文》未收其文,《元诗选》收其诗也有错漏,他的大明湖上诸亭宴集几乎不为元代文学研究者所知,这是元代文学史很深的遗憾。拼接文献的碎片,尽力复原文学史的真实,搜求其诗文曲作,明确其文学史贡献和地位,是我们应该致力的。     

也谈高适《燕歌行》所感的“征戍之事”

高适的《燕歌行》诗前有序曰:“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文苑英华》、《全唐诗》“元戎”作“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这就引起了研究者对诗歌所感“征戍之事”的针对性的讨论,有的认为专咏张守珪,有的认为讽刺安禄山,总之,如清人陈沆所说:“非泛咏边塞也”(《诗比兴笺》卷三)。笔者认为,此诗并不因某人某事而发,恰恰是一篇“泛咏边塞”之作。     

论《明诗归》伪书的价值

清初王汝南补辑钟惺、谭元春评选的《明诗归》一书,经王士祯、纪昀等定性为伪作。作为明诗总集,《明诗归》与其它伪书牟利的性质不同,意在托之释放遗民情绪,并为寒士遗民存人、存诗、存集。《明诗归》伪书的出现,是竟陵派在明末清初遭到由学术而上升为政治层面批判的过程中,竟陵派后期作家的一次抗争,力图证明竟陵派是主张真性情的诗派;竟陵派的诗歌也绝非如某些强势作家所谓的"鬼趣"、"诗妖"、"淫咒"、"亡国之音"。《明诗归》未能挽救竟陵派被扼杀的命运,但保存了珍贵的诗学史料,是明清之际诗学转型研究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