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

对1932—2006年间中国历次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的汉字使用和变更进行了说明与探讨,同时对海峡两岸用字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化学命名中汉字的使用作了展望。     

噁唑和蝶啶的命名

笔者在《科技术语研究》（1999，第三期）上，曾撰写《二噁英的正确命名》一文，是因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欧洲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由于计算机字库没有噁字，所以媒体基本上用“二恶英”。时至今日，“恶”字这种错误用法仍广泛见于诸媒体。在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对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已经使用“噁”字如：“噁唑”。“二噁英”就是含氧五元杂环的衍生物。当时公布时使用繁体“噁”字，在汉字简化时将“恶”和“噁”统一使用“恶”字，忽略了化学命名中使用的“噁”字。     

传承与发展——记化学名词的审定工作

介绍了化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沿革,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工作的情况,分析并讨论了在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工作中新元素的中文命名问题、化学名词的造字与规范汉字问题、化学名词的定义问题以及海峡两岸化学名词的差异问题。     

关于101—109号元素中文定名的说明

一、为什么要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制定中文名称国际上对元素英文名称的定名是通过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简称IUPAC)讨论决定的。我国则相应地使用单个汉字作为名称。选字的方法有以下几种：固有汉字,如：金、银、铜、铁、锡、硫……;沿袭固有汉字的造字方法采用“左形右声”的左右结构的合体形声字,如：锂、钠、钾、铷、铯、钫……;另外一种属会意造字,如氢、氮、溴、碳……。其中合体形声字多为新造字或借用古字。在我国《化学命名原则》(1955)中包括了102个元素名称,《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包括了105个元素名称,这次重新制定的名称中只限于105、106、107、108、109号元素,共五个元素名称。为什么要重新制定这五个元素名称呢？103号以前的英文名称都是经IUPAC推荐的名称,国际上并无争议。1964年底苏联科学家宣布获得了104号元素并把这个元素命名为kurchatovium,符号Ku,以纪念苏联科学家库尔查托夫(I.V.Kurchatov),到1969—1970年间美国科学家也获得了104号元素的另一些同位素,并把104号元素命名为rutherfordium,符号Ru,以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105号元素也于1970—1971年间先后在美国和苏联获得,美国人把这一元素称为hahnium,符号Ha,以纪念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苏联人把这一元素称为nielsbohrium,符号Ns,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Bohr)。从1971年以来IUPAC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确定统一的英文名称,造成了混乱。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100号以后的元素名称,终止使用以人名、国名、地名和机构名等来制定新元素的名称,英文名称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加词尾-ium来命名,符号采用三个字母来表示,以区别以往元素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办法,想从根本上解决命名的分歧。如104号元素可命名为unnilquadium,符号Unq。这套命名方法虽得到使用,但仍有人不断提出意见。我国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也只从106号以后元素采用了IUPAC的建议。中文定名为“10×号元素”,这样冗长的定名给使用者增加了困难。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了仍按以往的命名方法制定新元素名称,并提出了讨论稿。1997年8月27日获得表决结果并以IUPAC名义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定名。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代表我国出席了会议,会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会议上,听取了部分院士的意见。二、101—109号元素中文名称的制定经过我们收到IUPAC对101—109号元素的重新定名的决定后,经全国名词委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研究,认为根据IUPAC的决定应重新拟定101—109号元素的新的中文名称,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原则性的意见,(1)101—109号元素名称仍采用以往使用的形声造字的方法;(2)避免与100号以前的名称同音,避免用多音字和怪异字,笔画要简单;(3)使用简化字;(4)所造之字符合汉语的文字规范。在全国征集意见过程中,各方面专家对104—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提出了40余个汉字供选择。1998年1月13日在京召开了101—109号元素中文名称审定会,经对收集到的意见逐字进行分析,最后确定了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定名意见。其名称使用的汉字已征得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意。现简要说明如下：101—103号元素钔、锘、铹仍使用原有定名。104号元素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已定为“”,是根据1969年美国科学家为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utherford)而定名的,其英文名称为“rutherfordium(符号Rf)”。这次IUPAC已肯定了这一名称,“”字在我国已使用多年,故仍采用。105号元素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曾订名为“”(英文名为hahnium,符号Ha)。现根据IUPAC的建议改订为“”,其英文名称为“dubnium(符号Db)”。105号元素因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在获得该元素中也曾作过重要贡献,从而命名的。中文名称根据谐音定为“”,该字为左中右结构,但笔画较简单。以往的元素名称用字中也使用了左中右结构字,如：铷、锕等。106号元素的英文名称为“seaborgium(符号Sg)”,是以美国科学家西博格(G.T.Seaborg)命名的,中文用“”字,是为避免与以往元素名称相同或同音,如：锡、硒均读xī。107号元素的英文名称为“bohrium(符号Bh)”,是以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Bohr)命名的。中文名称定为“”最为恰当。但考虑到汉字中左中右结构的字没有“王”字在中间的结构字,而“”的字形简单符合造字法,故选用。108号元素英文名称是“hassium(符号Hs)”,该元素首先在德国重离子研究所获得,而该所位于德国黑森州从而命名的。中文定名为“”。经查《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中该字注为25号元素“锰”的旧译,但在1932年公布的我国第一部《化学命名原则》中25号元素已使用“锰”字。没有出现过“”字。109号元素英文名称为“meitnerium(符号Mt)”是以德国科学家迈特纳(L.Meitner)命名的。中文定名为“”,谐音较好。三、海峡两岸共同拟定101—109号元素中文名称IUPAC对101—109号元素英文名称重新确定后,两岸化学专家多次交流了定名情况,现在对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的定名已取得共识,可望共同使用这些新的元素名称。这就避免了元素中文名称命名时,各自分别创造出不同的汉字的问题。对两岸科技交流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101—109号元素中文名称的审定经过

我代表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向大会汇报关于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的审定经过。国际化学界在早期对元素的英文名称是由发现者给予命名,后来的定名是通过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简称IUPAC)讨论决定的,多以著名科学家人名命名。国际上对于103号以前的元素英文名称并无争议,但从104号、105号元素开始,究竟应以哪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出现较大分歧。1964年底,前苏联科学家宣布获得了104号元素,并把这个元素命名为kurchatovium,符号Ku(中文曾定名为“”),以纪念前苏联科学家库尔查托夫(I.V.Kurchatov)。到1969—1970年间,美国科学家获得了104号元素的另一些同位素,并把104号元素命名为rutherfordium,符号Ru(中文曾定名为“”),以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105号元素也于1970—1971年间先后在美国和前苏联获得。美国人把这一元素称为hahnium,符号Ha(中文曾定名为“”),以纪念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苏联人把这一元素称为nielsbohrium,符号Ns,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Bohr)。1971年以来,IUPAC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确定统一的英文名称,因而造成混乱。为解决这一矛盾,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100号以后的元素名称,不再采用以科学家的姓名命名的方式,改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词头加词尾-ium命名,符号采用三个字母表示。例如：104号元素命名为unnilquadium,符号为Unq。其后,由于应用不便,到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以人名命名新元素名称。1997年8月27日IUPAC以表决形式通过并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给予了英文命名。我国元素命名主要是以IUPAC命名为依据使用相应的单个汉字作为名称。选字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使用固有汉字如：金、银、铜、铁、锡、硫……;沿袭固有汉字的造字方法采用“左形右声”的左右结构的合体形声字,如：锂、钠、钾、铷、铯、钫、硒、碘……;另外一种属会意造字,如：氢、氮、溴、碳……。其中合体形声字多为新造字或借用古字。在我国《化学命名原则》(1955)中包括了102个元素名称;《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包括了104个元素名称。这次重新制定的名称中只限于105、106、107、108、109号元素,共五个元素名称。《化学命名原则》(1980)增补了105号元素的名称当时定名为“”。并建议从106号以后元素采用IUPAC的建议,中文定名为1XX号元素,例如：106号元素中文名称就叫106号元素。这样冗长的定名给使用者增加了困难。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了仍以人名命名新元素名称。1997年IUPAC大会召开前,代表我国参加会议的当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先在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会议上,听取了部分院士的意见并出席了大会。1997年8月27日在该会上获得表决结果并以IUPAC名义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定名。我们收到IUPAC对101—109号元素的重新定名的决定后,经全国名词委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研究,认为根据IUPAC的决定应重新拟定101—109号元素的新的中文名称,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原则性的意见：(1)101—109号元素名称仍采用以往使用的形声造字的方法;(2)避免与100号以前的名称同音,不使用多音字和怪异字,笔画要简单;(3)使用简化字;(4)所造之字符合汉语的文字规范;(5)其中101—104号元素“钔、锘、铹、”已使用多年,并与IUPAC最新确定的定名相吻合,故不作修改。原则确定后我们提出了定名初步建议,并向全国化学界、物理学界、语言文字学界广泛散发征求意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广泛的关注,对五个需要重新制定中文名称的元素,提出了40多个供选择的意见,意见收到后我们还专门请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对所提的汉字进行考证,提供选字依据。1998年1月在京召开了101—109号元素中文名称审定会,参加会议的有：化学家、物理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专家们对收集到的意见逐字进行分析,最后确定了101—109号元素中文名意见,并报请全国名词委批准。对101—109号元素名称中使用的汉字还征得了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同意。这次在101—109号元素名称审定过程中有以下两个方面体会。(一)此项工作虽然以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组织,但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工作,既要在化学界得到认同,同时也要听取物理学界、语言学界的意见,在工作中既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也广泛听取科技、语言文字工作者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才确定下来。这样制定出的名称才能有代表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101—109号元素的名称是由海峡两岸科学家共同制定的。92号以前的元素名称两岸均采用1944年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元素名称。后来两岸相互隔绝了三十多年,很少有学术交往。故以后对应于IUPAC修改的定名和补充的新名,两岸分别制定中文名称。虽都遵循1944年的定名原则,但仍有8个名称音同而字不同。在此期间大陆为了避免使用同音字作为元素名称将14号元素“矽(Si)”改为“硅”,71号元素“镏(Lu)”改为“镥”。所以在100个元素名称中两岸有十个元素名称用字存在差异。虽然两岸的造字方法均为左形声的形声字,但由于没有沟通,故所选用的形声字不同,而造成差异,影响了两岸和华语地区的交流。这次重新制定101—109号元素名称的过程中我们组织了两岸三地的近百位科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定名的交流,仅与台湾化学会化学名词委员会就进行了多次书面协商,我们也把他们的意见带到1998年1月中旬召开的无机化学名词组扩大会议上。会议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逐字分析研究,最后确定了101—109号元素的名称,依次是钔、锘、铹、、、、、、。这次两岸专家经过研究、协调,使101—109号元素有了一致的中文名称,这是两岸隔绝以来一次成功的合作,对今后推动两岸化学名词统一和科技交流将起到积极作用。* 王夔院士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清末民初化学教科书中元素译名的演变--化学元素译名的确立之研究(一)

选取了从1901年制定《化学名目与命名法》到1932年颁布《化学命名原则》这段时期中32本化学教科书，在对83种元素的汉译名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第一，化学教科书中元素汉译名的使用具有明显的时段特征，即1901～1920年多数采纳徐寿的译名，1921～1932年基本采纳1915年《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中的译名。第二，在一些重要元素H、N、0、F、Cl、C、P、Hg的译名上，前一时段采纳较多的轻、淡、餐、弗、缘、炭、嶙、汞的译名，在后一时段改而采纳氢、氮、氧、氟、氯、碳、磷、銾的译名。结论中对赖特关于术语竞争的觅母说提出质疑。     

第111号元素的定名与元素中文命名原则的探讨

用汉字给元素确定中文名称,有很多优越的条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元素已经有了110个命名以后,命名要遵循区别、准确和优选的原则,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了元素中文命名的原则及为了实现这三个原则的具体细则,并以111号元素的命名为例,对这些原则和细则进行阐发,供今后命名参考。     

第111号元素的定名与元素中文命名原则的探讨

用汉字给元素确定中文名称,有很多优越的条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元素已经有了110个命名以后,命名要遵循区别、准确和优选的原则,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了元素中文命名的原则及为了实现这三个原则的具体细则,并以111号元素的命名为例,对这些原则和细则进行阐发,供今后命名参考.     

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

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化学术语的汉语命名

一、引言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又富有活力的学科。几个世纪以来,化学物质逐渐被大量发现,目前已知的化合物就有几百万种,这样多的化学物质如何给予科学的定名,是摆在化学家面前的重要课题。189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日内瓦原则,为化学系统命名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化学发展较迟,直到1934年当时的教育部才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化学命名文件。这个《原则》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虽进行过多次修订,但大多数原则一直沿用至今。而化学术语应当如何制定？是根据汉语的内在规律,制定符合汉语习惯的命名方法,还是全部采用或部分采用外来语制定化学术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着重研讨化学术语的制定方法。二、化学术语的造字问题化学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使用的术语是对新事物概念地描述,一般不能用常见的词语所替代。而我国化学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制定了约200个左右化学新字,用来命名千百万种化学物质。这些新字包括105个元素名称和近百个词根字,解决了几百万个化合物名称的命名问题。词首字和介词,严格讲不属于化学新字,它们大都是汉语中的常见字,只是在化学命名中给这些常见字,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三、元素用字目前元素周期表中列出了109个元素的名称和符号,1至105号元素的名称都是独体汉字,从原子序数106号元素起就不再使用独体字作为名称,而称为“第×××号元素”。归纳起来元素名称用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使用固有的汉字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等,这些元素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它们的字形结构成为以后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二)沿袭固有汉字制定的新元素名称元素固有汉字的造字方法都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属于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因而给以后发现的新元素命名时,大体上按照这样的规律造新字。如：锂(Li)、钠(Na)、钾(K)、铷(Rb)、铯(Cs)、钫(Fr)均为金属,故形旁为金,声旁按国际通用名称谐音。砷(As)、硒(Se)、碲(Te)、碘(I),是非金属形旁为石,声旁也大多为谐音。(三)会意造字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事物。氢、氯、氮、溴、碳等都属此类。“氢”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氯”表示单质状态下是绿色的气体,“氮”表示空气中的氧被冲淡了。这些字中气字头是一个形旁,另外一个形旁是与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有联系的字符,以上例子中取“轻”字中“圣”、“淡”字中“炎”、“绿”字中“录”作为形旁与气字头组成了“氢”、“氯”、“氮”。“溴”在通常状况下是棕红色液体,它的英文名(bromine)来自希腊文brōmos是恶臭的意思。“溴”字汉文订名从水从臭,是比较典型会意字。“碳”字也属会意字,碳元素的拉丁名称为Carbonium,来自“carbo”一词是煤的意思,故用“石”加“炭”而会意。(四)元素名称中造字比较特殊的例子“氧”曾叫“养气”,表示滋养之意。并根据会意法造过“”字,后因笔画繁杂,“”字演化为“氧”失去了会意的意义。“汞”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澒”(读汞)的读音,曾使用过“”字,后又将金字旁去掉直接使用“汞”字,是目前唯一没有“金”偏旁的金属元素名称。“硅”的拉丁名称silicium,来自“silex”一词是石头的意思,我国曾从音译为“矽”,后因“矽”与“硒”、“锡”同音易混,故将“矽”改为“硅”,“硅”字是由日本字“珪”演化借用而来。(五)借用古字在元素名称中,有些形声字如：钉(Ru)、钫(Fr)、铋(Bi)、钯(Pd)、钐(Sm)、铂(Pt)、镝(Dy)等,这些字在汉语古字里均可以找到,但作为元素用字,它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赋予了新的概念和读音。作为新的化学元素名称用字出现。四、化学介词化学介词是代表化合物中基本结构组分间互相结合关系的连缀词。在使用中当名称所反映的结构关系不会混淆时,介词可以省略。化学介词最重要的有8个：(1)“化”表示简单的化合,如原子与原子化合成分子或两个基之间的化合。(2)“代”①表示取代了母体化合物中氢原子。②表示硫(或硒、蹄)取代了化合物中的氧。③表示有机化合物中母体化合物碳原子上的氢被其它原子或基团所取代;硫原子置换了碳原子上的氧原子或置换了羧基碳原子上的氧原子。(3)“合”表示分子与分子,分子与离子相结合或加成产物命名时使用的介词。(4)“聚”表示相同或不相同分子聚合时使用的介词。(5)“缩”表示相同的分子之间失水、醇、氨等小分子而形成的化合物。(6)“并”表示两个或多个环系之间通过两位或多位相互结合而形成稠环所用的介词。(7)“联”表示相同的环系彼此间以单键或双键相联而形成的集合环所用的介词。(8)“杂”用于无特定名称的杂环、多环、螺环的杂环环系命名时所用的介词。以上8个介词用字均选自常用字而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在化学名词中以往不止此8个介词,尚有“络”、“替”、“换”、“取”、抱”、“逐”、“赶”等。后经过长期使用实践,一些意义相差不多,难辨易混或可用其它介词或符号、位次标记等所代替的介词被废止。这便使化学介词得以精简,易学易记,便于使用和交流。五、化学同音字汉语普通话共有1300多个音节,汉字字数如果按1万字计算,平均每个音节要负载7.5个字,这说明汉语同音字是无法避免的。在化学新字的制定过程中,尽量回避同音字,特别是元素同音字。目前使用的105个汉字,它们的读音如果相同,就要造成混乱”如：14号元素曾定名为“矽”(读夕)是合体谐音字,但与34号元素“硒”、50号元素“锡”等读音相同易混淆,1950年化学名词小组将“矽”改为“硅”(读归),“硒”与“锡”根据新华字典仍同音,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化学用字及读音”讨论会上,建议国家语委汉字正音委员会,将“锡”字按北京语音读席,就可以解决目前元素用字同音的矛盾。化学根词如“氨、胺与铵”,“氰与腈”,“肼与”,“胂与”,“膦与”等五组化学用字为避免同音,曾按四声加以区别,如：“氨”读安、“胺”读俺、“铵”读暗。但在长期使用中,很少有人按这个规则读音,因为在组成化合物或官能团的名称时,如氨气、氨基、苯胺、氯化胺,不会因为读音相同而产生误解。这类词与汉语中一般同音词是相同的,属同音异形词,如在一般汉语中“泛、饭、犯”和“生、升—笙”等在使用中都有严格的约定,比如说“吃饭”、“学生”不会有人使用泛或犯来代替“饭”,也不会用升和笙来代替“生”,否则就是错别字了。六、音译词和意译词(1)化学用字中,音译词占的比重较大,前面已经介绍的元素新字中,左形右声的合体字都属于音译词。化学根词用字大多也是音译词,如芳香烃的特定名称中,“苯”(benzene)读本、“萘”(naphthalene)读奈、“蒽”(anthracene)读恩、“菲”(phenanthrene)读非、“茚”(indene)读印、“薁”(azulene)读奥、“苊”(acenaphthylene)读厄、“芴”(fluorene)读勿、“苉”(picene)读匹、“苝”(perylene)读北、“芘”(pyrene)读比、“”(chrysene)读屈等。这些音译词都是单音词,而且就译音而言也是取外文名中的部分音节,并非全部音节的音译,使这些单音词构成的成千上万个化合物的名称,不致过分冗长。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所创新字,多是由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的多音词,其声旁则为外文名称的音译如：“噻吩”(thiophene)、“呋喃”(furan)、“吡喃”(pyran)、“吩嗪”(phenoxathin)、“吡咯”(pyrrole)、“咪唑”(imidazole)、“吡唑”(pyrazole)、“吡啶”(pyridine)、“哒嗪”(pyridazine)、“吲嗪”(indolizine)、“吲哚”(indole)、“吲唑”(indazole)、“嘌呤”(purine)、“喹嗪”(quinolizine)、“喹啉”(quinoline)、“酞嗪”(phthalazine)、“萘啶”(naphthyridine)、“喹喔啉”(quinoxaline)、“咔唑”(carbazole)、“咔啉”(carboline)、“菲啶”(phenanthridine)、吖啶(acridine)、“菲咯啉”(phenanthroline)、“吩嗪”(phenazine)、“噻唑”(thiazole)、“吩噻嗪”(phenothiazine)、“唑”(oxazole)、“吩嗪”(phenoxazine)以上这些名称都是来自外文名的译音。在订名时考虑了这一系列名词用字的一致性。如在化学结构中含氧原子用“”、含硫原子用“噻”、含氮六元双环一般用“喹”。另外,外文词尾“－zole”用“唑”、“－zine”用“嗪”、“－line”用“啉”、“－dine”用“啶”,这样的订名在一定程度上与结构和外文产生了有机联系,便于掌握。(2)外来词中的半译音半译意的词,严格讲第(1)项列出的单音词和多音词,已含有半译音半译意的性质。在元素名称造字时就已规定,元素单质在通常状况下,气态者偏旁从气;液态者从水;固态的金属元素从金;固态的非金属元素从石。化学词根用字中,如芳香族化合物一般从草字头、杂环化合物加口字旁来表示。化学用字里还有不少双音词,半译音半译意,如脂环母烃中“蒎烷”(pinane)、“烷”(thujane)、“葑烷”(fenchane)、“莰烷”(camphane)、“富司烷”(fuscane)等,这些名称中是前面为音译后面“烷”字为意译。另外,若根据物质来源命名则另有一套译意名称如：松节烷、侧柏烷、小茴香烷、樟烷……(3)在化合物名称用字中,还有一些是根据该化合物的形状译意的,如：冠醚、轮烯等。七、会意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事物,叫会意字。元素用字中的会意字本文第三部分中已作了介绍,在化学根词用字中“羟”、“羰”、“羧”、“巯”也是按会意法造的新字。“羧”字是由氧和氢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氢氧基,“羰”字是由氧和碳的形旁在一起表示碳氧基;“羟”字是由氧和酸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含氧酸基;“巯”字是由氢和硫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氢硫基”,这几个字的读音一般是按组成的形旁字的切音读音,如：碳氧切音读汤,氢硫切音读球,氧酸切音读梭,其中“羟”字按氢氧切音应读抢,但习惯上读枪是个例外。有机化学中“烷”、“烯”、“炔”也属于会意字,形旁火表示烃类化台物,另一个形旁完、希、央分别表示链或环的饱和程度,“烷”指化合物中化合价全部得到满足,即碳—碳之间以单键相连,“烯”表示少一个氢原子,以双键连接,“炔”表示缺少两个氢原子,以三键相连。有机化学中化学根词用字较多,大部分是以偏旁会意,含氧化合物用酉字旁会意,如：醇、醛、酮、醚、酯、酐、酚、醌等;含氮化合物用月字旁会意,如：胺、肼、脒、胍、肟、腈、胩、脲等。这两组词除偏旁会意外,或假借或谐音,严格按照会意法造的新字并不多。磷、砷、锑的烃化物：膦、胂、,非金属的四价根：铵、、锍、、、均属于用会意法造的字。八、象形字象形造字是我国古文字的造字方法之一,但作为近代科学造字方法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化合物的结构都是微观的,用象形法造字不能充分表达出所指概念,因此,在1932年我国第一部化学命名法中就规定了不重象形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50年代化学曾创用了一个“甾”字,这是个典型的象形字,“甾”字下面的田字代表四个环,上面的三个角代表环上的三个支链,可谓用心良苦。这类化合物当时生物化学已经使用“固醇”,但出于想缩短名称,造了独体字“甾”,虽在化学中得到应用,因其字形怪异,难认难读,一直未被其它学科采纳。后有根据象形法造了一个“”(读音雷)字表示由四个环组成的化合物就没有推广开来。九、词首用字化合物名称之前加某词首用字来表示其不同的化合状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正、异、亚、次、高、过、全、新、伯、仲、叔、季等。这些字虽都属于常用字,但在化学命名中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字在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中还有不同的意义。如：“正”字在无机化学中表示在通常状态下较为常见的价态组成的化合物,在有机化学中表示直链烃以及官能团位于链烃末端的化合物。“亚”、“次”、“高”、“过”等,在无机化学中相对“正”字而言,比常见价态高的用“高”、“过”,比常见价态低的用“亚”、“次”。在有机化学中“亚”字表示一个化合物从形式上消除两个单价或一个双价的原子或基团,“次”字表示一个化合物,在形式上消除三个单价的原子或基团,不难看出这些词首用字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有着特定的内涵。再如：“伯”、“仲”、“叔”、“季”是汉语里序数词,而在有机化合物里用来表示链异构或碳原子不同取代程度的形容词,而“新”字又是专指具有叔丁基结构的链烃化合物。“全”字指链烃中的氢原子全部被另一种原子所取代而专用的词首字,如：全氟乙烯就是乙烯分子中的氢原子全部被氟原子所取代。词首用字在化学命名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初学者往往因为对词首用字的含义了解不够,而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十、系统名和俗名化学物质有两种命名方法。一种是能完全地表达出化合物分子组成结构的名称,叫系统名,如：甲酸、乙烷、丁醛、氯化钠等。另一种是不能表达(或不能完全表达)化合物组成结构的名称叫做俗名,如：消石灰、石膏、芒硝、苏打、烧碱、升汞、阿托品、阿斯匹林等。上面几节介绍的都是制定系统名时所必需的条件,如把化学物质的基本构成部分各给予一个名称(包括：元素名称、根词等),然后把这些基本构成部分的名称通过相应的介词连接起来构成能反映化合物结构的系统名称。俗名的种类很多,商品名、工业名称、化学系统俗名、生化系统俗名及独立俗名都属俗名。(1)商名是商标名和商品名的总称,商标名带有注册商标性质,不属于化学命名中讨论的范畴,商品名是指具体的商品名称,有些商品名是由商标名演化而来,如我们常说的尼龙(Nylon)就是聚酰胺纤维的商品名,另外商店中出售的明矾、海波、胆矾等,药店出售的苯巴比妥、非那西丁、利眠宁、利血平等都是。(2)工业名称是按工业使用方法或作用取的俗名以便于使用,如：染料工业名称中的硫化棕、油溶黄、酸性绿等。(3)化学和生物化学中的俗名,在本文第六部分介绍的芳香烃母核和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都属于外文俗名的音译名,但在订名时考虑了音节的音译用字的代表性和一致性并与外文读音和化学结构产生一定联系,故属于系统俗名。生物化学中也是根据其含义选择某一种或数种特性为根据而分类制定了系统俗名,这些物质有的结构并不复杂(如：氨基酸),但大数结构复杂(如：维生素、激素、核酸、糖类等)或结构不明(如：蛋白质、酶等)。(4)独立俗名这是与系统俗名相对而言,这类俗名大多在初次发现时或此后由别人另取的不成一类的名称,它们的定名往往是根据来源、产地或外文俗名的音译名称,如：单宁、蚁酸、醋酸、胆碱等。这类名称中生物碱最多。如：adhatodine取自植物Adhatoda vasica,Adhatoda是鸭嘴花属,故将adhatodine定名为“鸭嘴花碱”。除以上介绍的系统名和俗名外还有一种简名。在制定简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使简名与某系统名相混淆。如“磺胺”是“对氨基苯磺酰胺”的简称。它是磺胺类药物中最简单的一种,用它可以命名为数很多的磺胺类药物,大大缩短了这类衍生物的名称。十一、拼音化和借用语汉字的拼音化对汉语化学术语的制定,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建国初期就酝酿了文字改革,提出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化,并于1958年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对化学命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56年《光明日报》开辟专栏讨论化学名词如何整理和改革,当时不少化学家和语言文字专家发表了不少意见,出现了两种极不相同的认识,一种意见是忽视学科发展和文字改革有关的要求,另一种意见是无视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科学家近百年来心血的结晶,否认它的优点离开当时全国都在通用的现实,要求全盘拼音化。实践证明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在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下,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样长的时间里,对化学命名原则也提出了多种拼音化的修改方案,有的进一步提出直接吸收外国语作为“借用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1)全盘拼音化即废除现有的方块汉字命名方法,用汉语拼音字母按一定规则转写英文化学名词。(2)部分拼音化,对国内已通用的命名方法,用汉语拼音拼写,未定名者按(1)项办法转写。(3)采用“借用语”,选择一种较为通用的外文(如英文)的化学物质名称,直接使用,作为汉语中的“借用语”,并制定一些规则,按汉语拼音方案读音。综观上述方案,重要的一点是方块汉字能否为拼音文字所替代。近年来汉字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汉字与拼音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研究,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各有其优缺点,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可独立使用,也便于辨别同音字,且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有利于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和使用不同方言地区人们的交流,但汉字本身也存在着字数繁多,结构复杂,其表音系统也欠完善,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拼音文字字母数量有限,拼音规则简易有规律,特别是在文字检索和信息处理上比较方便。由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汉字的优点正是拼音文字的缺点而汉字的缺点正是拼音文字的优点。另一方面汉语存在着多种方言,因而推广普通话是拼音化的先决条件,但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不可能考虑改用拼音文字。化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和人们日常生活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仅化学单独将术语改用拼音文字是不利于交流和推广使用的。十二、海峡两岸化学命名的差异近年来海峡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统一两岸的科技名词呼声很高,笔者对两岸的现行化学命名方法,做了初步探讨。海峡两岸生活着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由同样的文化传统所造就,特别是在30年代还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相互隔绝了近三十年,很少交往,随着科学的发展海峡两岸分别对化学命名原则不断地修订补充,两岸现行原则的差异亦在于此。(一)元素用字的差异：(1)1944年原则中包括92个元素,这些名称大部分是相同的,后来国际上将43、61、85、87号元素分别改订了名称,为与国际上命名相一致两岸化学家也相应进行了修订。(2)93号以后的元素名称是海峡两岸各自订名,虽有些相同,但不一致的名称较多。由以上列出的元素名称对照,可以看出锔、镄、钔、锘、铹两岸订名是一致的,其它不一致的也是同音或读音相近,但选用的声旁汉字不同,所用的造字方法均为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但由于汉语的文字丰富,同音字较多,因而选字的余地也大,再加上两岸的长期隔绝,才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如：99号元素的命名大陆也曾考虑过使用“”字,字虽能表示纪念爱因斯坦的意思,但在此前物理界已把“钍－230”(Ionium)订名为“”,故选用了“锿”字也避免了与85号元素“砹”同音。(3)简化字与繁体字,从50年代开始大陆提倡简化字。1953年,当时的化学名词小组就将使用频度很高的“醯”字因笔划繁多,读音又与“烯”字相同等原因,改为“酰”(读先);另外,“醣”与“糖”可以相通,没有造字的必要;“硷”与“鹼”均简化为“碱”在使用中并未造成误解;第14号元素“矽”因与“锡”、“硒”同音,后决定改“矽”为“硅”。(4)103号以后元素的命名：104号元素和105号元素大陆分别订名为“”(Rutherfordium)和“”(Hahnium),这两个名称是为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Rutherford)和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由美国科学家订的名称。前苏联科学家曾将104号元素订名为Kurchatovium(),用来纪念前苏联科学家库尔查夫(I·Vasilevich Kurchatow),将105号元素称为Niels－bohrium(铍),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Bohr)。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混乱,为解决这一争端,自1971年以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解决。为此,该联合会无机化学组于1977年8月正式宣布以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命名100号以上元素的名称,终止用科学家的姓氏来命名新元素,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后发现的新元素的命名困难,并规定了新元素符号采用三个字母,以区别已往元素所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办法。具体办法是：0=nil、1=un、2=bi、3=tri、4=quad、5=pent、6=hex、7=sept、8=oct、9=enn,并规定新元素不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在数字词头后均加词尾－ium,如：104号元素名称为unnilquadium。符号为Unq。故大陆106号元素以后的新元素也不再采用单音字命名,直接使用“106号元素”、“107号元素”……。(二)根词用字的差异大陆在历次修订命名原则中,考虑便于使用和学习,主张尽量少造新字。因此目前台湾命名中的“”、“”和“”“録”、“”等虽然与以前造字方法有沿续性,但考虑到可以用其它方法命名,就没有再造新字。芳烃化合物的特定名称中,“”和“芴”是1944年原则的定名,台湾化学家又分别定为“蒯”(chrysene)和“茀”(fluorene)与之并用。复杂的芳烃可视为苯环以相邻两个碳原子并合而成直长形分子,大陆用“并几苯”,台湾用“稠几苯”有着微小差异。芳烃环上的氢被烃基取代后的衍生物俗名,大陆没有另造独体新字,直接使用系统名如：异丙苯、二甲苯、对甲异丙苯。这些名称字数不多使用方便,没有另取俗名,台湾方面根据国际俗名音译定了“芡”(cumene)、“茬”(xylene)、“”(cymene)与系统名并行使用。杂环系的命名,除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如：噻吩、吡咯、咪唑、吲哚、嘧啶、嘌呤、喹啉、咔唑、吖啶等两岸使用相同的名称,对非特定名称的杂环及其衍生物,国际上有两种命名方法。第一种是“杂”字命名法,第二种是汉栖—魏德曼(Hantasch－Widman)系统命名法,大陆采用第一种,台湾使用第二种而且制订了大量的新汉字与外文的词头和同干相对应,现列出供参考：(三)新学科术语的差异近年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如：高分子化学、立体化学等学科中的术语订名两岸不一致的较为突出,现以高分子化学为例作一简单的对照：由以上两岸订名的对照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名词在遣词用字上有所差异。但他们都能比较明确地表达所描述事物的内涵。形成了各自沿用的汉语同义词。两岸在化学名词术语中,既有同又有异,通过两岸化学家交往不断深入,相互了解,共同切磋,对某些订名有差异的名词展开讨论,逐步达到共识,共同制定出更为符合汉语规律和规范的化学术语,为繁荣中国的化学科学作出贡献。     

口恶唑和蝶啶的命名

笔者在<科技术语研究>(1999,第三期)上,曾撰写<二噁英的正确命名>一文,是因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欧洲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由于计算机字库没有噁字,所以媒体基本上用"二恶英".时至今日,"恶"字这种错误用法仍广泛见于诸媒体.在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对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已经使用"噁"字如:"噁唑".     

关于101—109号元素中文定名的说明

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为什么要对１０１—１０９号元素重新制定中文名称国际上对元素英文名称的定名是通过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简称ＩＵＰＡＣ）讨论决定的。我国则相应地使用单个汉字作为名称。选字的方法有以下几种：固有汉字，如：金、银、铜、铁、锡、硫……...     

汉字及其术语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染整专业术语翻译探讨

探讨染整专业术语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应关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使专业术语翻译规范,需参照相关学科的规范名词,对物质名称的翻译应结合物质的化学结构及汉字的使用习惯;对可译为多个术语的词条,其翻译应视具体语言环境进行词义的选择或引申;应继承现有的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术语。     

染整专业术语翻译探讨

探讨染整专业术语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应关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使专业术语翻译规范,需参照相关学科的规范名词,对物质名称的翻译应结合物质的化学结构及汉字的使用习惯;对可译为多个术语的词条,其翻译应视具体语言环境进行词义的选择或引申;应继承现有的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术语。     

应该保留学术术语中一些特有的汉字

有一些汉字,例如醣、朊和甾,在学术上有特定的含义,简易明了,曾经使用,目前被禁用了,但在《新华字典》上仍保留。建议恢复使用这些学术术语中特有的汉字。推而广之,一些特有的汉字在学术术语中应有一席之地。     

染整专业术语翻译探讨

探讨染整专业术语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应关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使专业术语翻译规范,需参照相关学科的规范名词,对物质名称的翻译应结合物质的化学结构及汉字的使用习惯;对可译为多个术语的词条,其翻译应视具体语言环境进行词义的选择或引申;应继承现有的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术语.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译名“化学”的诞生

“化学”一词不见于清末以前的典籍,乃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上海创制的新词。１８５５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中,１８５７年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伟烈亚力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诸学,“化学”首当其中,这是“化学”首次用于正式出版物,有理由相信伟氏的“Ｗ为源于王韬。”化学“通过《六合丛谈》为中国士子所知,并传入日本,取代了译自荷兰语的舍密”成为汉字使用国家共同的译词。     

化合物的根或基的蒙文命名规则探讨

本是蒙化学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命名方法,它能够命名所有化合物的基（有机化合物）和根（如盐和酯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