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刑法中匪盗罪之罪刑变迁(1902—1949)

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盗匪更是不绝于世，盗匪肆虐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故清末民国时期各政府不断颁布刑事法律对盗匪行为进行规制，但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实践之间仍有断裂之处。随着近代西方刑法的引入，立法上盗匪规定日趋完善。司法实践中，清末修律多适用《钦定大清现行刑律》处理盗匪案件，北洋政府将盗匪刑事特别法与大理院判决例、解释例相结合惩治盗匪行为，南京国民政府采用最高法院判决例和解释例对立法不足加以补充。各时期政府为实现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融合而努力。     

论沈家本法律思想的作用及局限性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指导了清末的修律实践，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自由、平等、人权思想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日近代法制转型差异及成因初探

中国与日本均经历过一次封建法向资本主义法的变革，即法制的近代化。日本在法制转型中吸了西方先进文化与法制，脱离了中华法系的轨道，最终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然而晚清政府的“修律”终究没能摆脱其在辛亥革命隆隆炮火声中分崩离析的命运，中国的法制始终没像日本那样走上“西化”的路，中华法系不复存在。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入手，对这次法制转型之迥结局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对当前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应有所裨益。     

清末法学教育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阐述了在清末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学教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清末的法制现代化。同时也指出,就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来看,清末法学教育对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加速和阻滞的双重效应。     

沈家本法律思想评析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指导了清末的修律实践,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中西方法律制度的融合和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评析沈家本与清末修律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在沈家本的统领下完成的.这次改革是在考察了中国固有法律的沿革得失,研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大量删改了清律中落后与野蛮的部分,制订出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法规,一举打破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着重阐述沈家本在此次修律过程中所持的法学观点和修律主张.     

清末立宪失败的原因

清末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次改革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统治者认可的和平改革。一方面,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朝统治者法制改革意识的进步。     

浅析清末礼法之争

清王朝末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订法律的活动，在修律过程中，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法律化发展冲突，由此爆发了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礼法之争。     

在华外国"法律人"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

近代在华外国“法律人“包括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商人、领事法官和“洋顾问“、“洋幕宾“.他们在华期间译书著书、创办教学机构和文化机构、向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进谏“、参与变法修律、领事审判等活动,传播西方法律文化,推动了在近代中国法制变革和法制转型.     

中国古代“治世”之政治成因及其现实价值

在中国封建社会 ,曾出现了几段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治世”时期。从政治方面来分析 ,这是跟当时统治阶级采取为官择人 ,注重吏治 ;改革法制 ,取信于民 ;减轻刑律 ,缓和矛盾 ;广开言路 ,虚心纳谏等政策分不开的。目前 ,我们应以史为鉴 ,从历代“治世”中汲取积极合理的因素 ,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法制、努力提高民众的参政程度等方面入手 ,以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论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

自清末修律,我国传统法律体系已经解体,但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隐形的文化要素仍然影响着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尤其是行政法制建设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本文分析了传统法律文化影响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主要表现,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     

关于清末“无夫奸”是否为罪的论争

从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应当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而不应当用法律去维护和推进道德。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删除“无夫奸”罪名的主张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符合法律的进化的;而在现代社会,设立“无夫奸”一类的罪名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论清末新军的奖励制度

清末随着新政的开始,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军事改革一直走在前沿,清末制定了有关训练新军、军衔制、勋章制等奖励法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接受西方法制思想,军事走向近代化的历程。     

小议中国古代刑罚赎刑

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发达的反映,它从夏代产生起,为历代王朝所承用,直到清末引入西方法制,才被取消.赎刑制度在中国古代刑法的执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对中国古代的这种制度稍做研究,以供读者.     

试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阐述在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日益强劲的背景下,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推介西方近代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同时指出梁启超也是最早正确评价徐霞客其人其事的一位学者。这都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大事,但为已有的中国地理学史所不载,应对梁启超的以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公正评价。     

从“假离婚”看婚姻制度的缺陷

离婚，本和结婚一样，是人生的大事，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时常耳闻目睹假离婚。究其原因，为利者为先，再者法制不健全，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也是原因之一。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从法律文化视角评析清末宪政运动

本文旨在从法律文化的视角重估清末宪政运动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并进一步论证持续十余年之久的清末法制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顽固的文化抵抗意识与传统的法律价值基础所建构的宪政思想体系使得清末宪政运动诉讼法律工具主义的逻辑,而缺乏一以贯之的对法律最终价值的关怀。这种宪政思想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宪政制度设计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创新,并长期影响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其滞留在政党国家而非法理国家的形式达成上。通过揭示清末宪法地位的边缘化实质和宪政挫折的秘密,我们既看到了其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更易领会其后中国宪政建设的希望和困难所在。     

儒学对晚清礼法之争的影响——以伍廷芳和张之洞为考察对象

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的修律思想实践都存在继承、运用儒学文化的内容。对儒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促成了不同的修律思想。总体而言，伍廷芳和张之洞都继承发挥了其中“仁”、经世致用等精神。但是，张之洞视儒学为儒教，将其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固守其中的纲常理论，而伍廷芳则更强调儒学的社会文化意义，弱化其中三纲五常的部分，显得更为开放灵活。在修律中的表现则是：张之洞虽然积极主张并参与变法，但始终是传统伦理法内部的调节；伍廷芳则可以在继承传统法律“轻刑”、“仁爱”等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法律中平等、尊法等内容。     

全国科技法制高峰论坛暨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11月18日-19日，全国科技法制高峰论坛暨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技法制建设事业的光辉历程，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面向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科技进步法（修订）》，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等问题。论坛期间，     

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以发展国计民生、谋求国家富强为宗旨，以工商立国、振办实业为主要内容的实业救国思潮迅速兴起，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社会思潮之一。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思潮是在清末民族危机的刺激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下兴起的。它丰富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推动了清末民初中国的实业建设和早期现代化进程，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