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素质与科学素质调查的意义

本文从国际上最近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入手,分析多文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地区)对科学素质的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带来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在此基础上展示当前的学者在理解科学素质上的一些趋势.同时以两个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为例分析了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所带来的不同测度(科学素质调查);其次,尽管各种测度可能会使用相同的方式,但测度的意义是不同的,在笔者看来知晓测度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建国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只有对以往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回顾和整理,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下一步工作.本文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在六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科学素质文献状况分析

本文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79年至2005年收录的题名为科学素质的文章作为分析样本,通过对其总量、时间分布、来源机构和研究主题的定量、定性分析,反映出:一、国内学界对科学素质问题的探讨已具有一定规模,但专门性研究所占比例很小;二、研究集中在最近十年,发展态势良好,研究不断升温;三、研究成员以大专院校的学者为主;四、内容上,相关理念建设相对薄弱,对象上,未成年人之外的人群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贝尔纳与西方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公众理解科学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兴起的现代科普形式。但认真分析这种科普类型，不难发现其基本理论已先期存在于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蚋的著作里。本文分析贝尔纳在传统科普讲解科学向现代科普理解科学嬗变中的历史作用，指出他的科普思想有着明确的公众理解科学取向，他不愧是现代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奠基人。     

健全和完善提升云南公民科学素质机制研究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是政府引导实施、全民广泛参与的社会行动。国家颁布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正式纳入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科学的祛魅——论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抛开哲学层面的一般争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关系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评论.从中不难看出,在近代科学刚刚诞生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科学的地位以及科学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微妙的变化,这对于我们透彻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有所裨益.     

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及当代建构

中国的科学文化孕育于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引入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文化的支撑,呼唤科学文化的振兴.     

晚清科学的传播模式

本文从传播学和出版学的角度论述了晚清时期西方科学在中国各领域的普及传播,主要涉及译书出版、口岸传播、留学生传播、通过日本转口输入、办学和实物传播等模式.文章分析了晚清出现传播科学高潮的成因,提出研究近代西方科学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接触规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认为这些规律是今天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初步分析了这些传播模式的特点、作用以及各种模式之间的联系,并结合今天科学传播进行一些理论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晚清科学教育的演进与动因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百年的耻辱历程,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与此有着很大的关联。社会各界爱国分子为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众多的尝试。进行教育改革,开展科学教育是实现救国之路的一条途径。晚清的科学教育突破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传统教育体系,进入中国教育系统。本文主要探究了晚清时期科学教育演进的历史与制度图景,分析历史发展的深刻动因。     

科学社会化语境中的米勒体系及其理论借鉴、目标指向

米勒体系是在美国20世纪后期科学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借鉴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热心公众理念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分层模型,并出于美国民主政治体系中公民参与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这些构成了米勒体系提出的社会语境、理论来源和目标指向.厘清这一状况,对于当今中国在自身历史情境中进行公民科学素质测量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创造性的野性思维艺术探释

为了提高科学工作者创造性的科学素质和文化修养,需要讨论历史上科学创造性的野性思维艺术并展现跨学科文化诠释的样例。为此,选取并揭示科学发现在早期依赖的数学与图形载体相结合的野性思维艺术、古希腊自然哲学家若干命题中的野性思维的科学逻辑,科学与艺术联姻的跨学科文化诠释的野性思维,进而提出创造性的科学素质和文化修养的基本功训练,应遵循"功夫不在功夫之内,而在功夫之外"的原则。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现实审视和路径探索

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而科普教育与科学教育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将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不仅是一种新的尝试，更是推进科普教育深入开展的积极探索。基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目标，科普教育更凸显其适用性和实施的必要性。科学史与科普教育的内在关系不仅为二者的融合提供可行性，还便于进一步解读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时代意义和原因。另外，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也应克服二者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遵循一定的原则，从教学、制度和活动等层面探索多样化的融合路径，促进科普教育的广泛开展。     

面向培养理工科研究生综合素质的STS教育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都把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作为重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大学的研究（学术）与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讯》编辑部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讨论“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的论题是非常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哲学家们大多是从科学史出发,讨论集中在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本文立足于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各个时期研究主题及问题的转换来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结构学分析,为科学历史的动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历史主义学派以科学进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提出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成就的发展单元,关注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联合.科学合理性的研究,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规范性分析.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有三个名称:科普、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分别代表科学传播的三个群体和三种模式。由中国科协所主导的科普是主流和正统,拥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近20年来有边缘化趋势。科技传播的研究者主要是传播学家,主要关注传播手段和传播效率,与科普理念没有冲突。科学传播的倡导者主要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挑战主流和正统科普的三大意识形态。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形成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三种模式仍然处在剧烈的互动和融合过程之中。     

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问题源起、关键领域与取向

科学文化建设拓展了传统科普工作范畴,成为未来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新目标。建设科学文化的目的是促进科学共同体的"内部文化"转变为社会公众的一种"公共文化"。对于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需要从国家文化复兴战略的角度加以统筹规划,实施科学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推动公益性科普事业和经营性科普产业的协同发展,塑造科学文化生态。     

近十一年国际刊物中科学素质建设相关文献的分析

本文利用SCI、SSCI、A＆HCI三大数据库,对1995年至2005年主要国际刊物上与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文献进行检索。以检索所得文献为考察对象,分析其文献类型、所属数据库、发表时间、作者关注论题、作者署名国家、载文刊物、高引用文献、高产作者等方面问题。由分析得出四条结论：第一、该研究领域的工作已经颇成规模;第二、美、英两国在该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第三、在文献构成上,以个别案例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是主体;第四、该研究的出路在于发挥交叉优势,向主流学科靠拢;第五、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力量仍然十分薄弱。     

关于米勒体系中国化的探索与思考

米勒体系作为源起于西方国家的针对公民科学素质进行测量的一套测度体系,在中国的应用中不断面临本土化的诘问。通过分析米勒体系及其主要内容,并结合我国当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整体语境,文章尝试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立足国内现实并与国际接轨的分层测度结构,并以此提供对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及测量的价值导向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