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个性·文学--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

周作人的文学观包含两部分一是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的自然人性论;一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想.他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灵肉一体,利己又利他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的个性主义已初露端倪.此时,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求.     

“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口号论析

阐述周作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文学口号,即所谓“人的文学”这一命题涵盖的思想底蕴与理论内涵：（一）灵肉一致的人性现。（二）尊重个人、利己利他的人道主义。（三）对平民文学的推崇。（四）提倡“为人生”、写实主义。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论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要求相一致,在文学领域内兴起了一股启蒙文学思潮,它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文学思想主张上,以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为精神标高。"人的文学"观包蕴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侧面: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这股启蒙文学思潮在五四后半期(1921年以后)分化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3种文学思潮。     

周作人论通俗文学

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他的文化观的体现。他提出了文学的“三分法”,认为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必须重视通俗文学的研究,因为通俗文学代表大部分民众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世情文学起源于士大夫,而武侠文学来自民间,日本的通俗文学则相反。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与他的非功利的文艺观相一致的。     

人的发现——论周作人儿童本位

周作人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强调了儿童文学中突出人的个性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可谓不谋而合,是他"人的发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语言社会人——新文学现代性的最初探讨

从“活的文学”(胡适)到“文学革命”(陈独秀),再到“人的文学”(周作人),“五四”学者从语言、社会与人个层面,对文学的现代性作了最初的探讨。     

周作人文学批评个性浅谈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周作人是一位毁誉参半的批评家。左翼批评家阿英曾肯定他的批评活动“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①。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的两行大字:“自由——宽容”,“个性—表现自己”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文学批评大多以散文的笔法,平和冲淡,充溢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着一种尊重“个性”的宽容开放的气度和诚朴谦逊的文风。其涵意深厚、个性色彩鲜明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关于“新时期文学”与人道主义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指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政治家口号下的文学写作；它也可以指涉“创作自由”、“人道主义”、“新启蒙”、“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的倡导。它可以用来概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可以用来概括“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处在“新时期”。组成我们现如今的广泛的“共识”，广泛“认同”的观点，都是由“新时期”来提供的。90年代以后，往往是对80年代某些观念的强调、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推断。“新时期文学”的最基本态度还可以用这几个概念来描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独立”。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也代表了197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最感人最健康的声音。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文学资源，“新时期文学”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极左”政治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旗帜上有“自由”、“博爱”，却鲜有“平等”。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一致延续到1990年代。但是没有对平等价值的奋力追求，又何来人道主义呢？而人道主义者的现实和历史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新时期文学”10年盛会那段时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关于“忏悔”。忏悔在当时的表述下，是对今日之我的肯定，是自我与历史的“切割”。让文学与时代、社会“切割”，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考察“人本身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也有所谓“忏悔意识?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文学既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呈现，也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精神突围。在这种精神活动中，始终灌注着自由的理想。西方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表明，西方人文主要以“理性观照”和“神性启示”两种方式达成自由。“理性观照”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来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这有理性主义与物体主义两种表现形式；而“神性启示”则在关于人生存的追问中，将人放在超验语境中言说人的存在，它呈现为上帝启示信仰和精神超越两种形式。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思想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多样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译介古希腊文学的影响

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周作人深受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周作人的人文思想和翻译活动,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他全景式地译介了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力图全面展示古希腊人的生活、思想、艺术、人生观、世界观,借以开启民众、教化大众。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内涵

在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除了存在世俗人道主义外，还存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即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进行关爱。而基督教人道主义又包括伦理建构和神性启示两种内涵。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关怀人，以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而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所体现的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建构，而是源于人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和人有限性的体现的一种神性启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生存价值论意义的人性提升与超越。     

论斯威夫特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认同斯威夫特对社会、人性“掐臂见血”的辛辣批判,也欣赏他使用的“反讽”这一修辞策略,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两者的结合,这契合了周作人思想性格、人生哲学与文学趣味中“流氓与绅士”、“铁与温雅”的对立与统一。     

在宇宙生命系统中认知人性

研究人的宇宙性是揭开人性之谜的关键。要研究人的宇宙性，就须将人类置于宇宙生命系统之中加以对比研究。神性、兽性、魔性分别为三类不同层次、不同性质宇宙生命的特性，人性乃神性、兽性、魔性的共存体，此可谓人性的“三性共存理论”。优化人性，关键在于：光大神性、节制兽性、灭绝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