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看转基因技术争论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推广给现代农业、医学和生物经济等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自从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和极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本文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争论,认为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科学观念的碰撞,是在常规科学框架下看待具有后常规科学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的必然结果,并且认为后常规科学中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延伸的事实"等概念为科学共同体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知识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公众参与科学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对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推进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再论科学的规范结构

发现科学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理解科学规范结构的关键。近代科学职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以生产公共知识为使命的“集体契约”，学院科学也成为科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这种“集体契约”的自觉意识。随着“后学院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共同体正在发生分化，科学家与政府、社会之间开始形成多样化的契约关系，并进而形成服务于不同契约关系的多元化的科学规范。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与“业余科学爱好者”相比。其最大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存在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它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有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我国公众关于转基因技术与食品添加剂的态度——基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关注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等科学争议性议题,系统实证地描摹了我国网民对科学争议议题的态度,并探讨其如何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影响。通过1843份网络调查问卷,本文发现: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度较为中立,呈负面倾向。对转基因药品的接受度高于转基因食品。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总体呈正面态度。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宿命论观念和生物进化论的支持度对科学争议的态度影响最显著,在两个议题中均呈现正相关;而具有广阔文化传统土壤的中医文化对科学争议态度的影响只在转基因技术的议题中显著相关。其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是家庭结构因素,即家庭成员数量与对科学争议的态度显著相关,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与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负相关。另外,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解释力较弱,只有地域分布对科学争议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东北地区的人们更不支持转基因技术,中部地区的人们更不支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黄金大米事件”中行动者的修辞网络

2012年9月,在中国儿童身上开展黄金大米人体实验一事被媒体曝光,引起轩然大波。黄金大米作为新型转基因产品,其安全性和效用,在国际舞台上,仍处于科学与社会两个层面的激烈争议之中。然而,黄金大米的研发者、推广者以及黄金大米实验的实施者使用不同的修辞策略,并利用"受试身体"这一特殊的物性存在,将不确定的转基因工程产品转译为"可靠的"、"安全的"、"有效的"科技成果,这种修辞是当下生物技术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跨国公司进行"生物偷窃"的一个典型手段。     

从“人类起源之争”到“转基因食品大战”——关于“科学论战”在中国的思考

"科学论战"是由"科学"引发并主战一方的学术论战乃至社会论战。梳理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两场"科学论战"——"人类起源之争"和"转基因食品大战",及其中中西方学界,科学与人文领域学者,科学家与大众等群体间的差异和对话,发现论战背后的"利益共同体""民族主义""对话机制"等问题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曲折发展引人深思。     

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

当代国际STS正试图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拓展到以公共决策为代表的知识"消费"领域。温内率先意识到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并借助于经验研究呈现了常民知识的有效性。然而,由于不对称地假设常民知识的自主性和专家知识的他律性,因而他始终未能呈现两者共同生产的过程。为了化解公共决策中"人为的持续性争议",科林斯和伊万斯提出了专长的"规范理论"。然而,由于对认知和价值、技术和政治进行的人为两分,忽略"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各自的动态调适过程,以及无视多元决策相关者在结盟的同时也会对抗,他们在裁剪决策实践时夸大了"专家型专长"的独特作用。鉴于此,STS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的案例深描,来呈现技科学协同治理中多元参与者在充满"结盟和对抗"的体系中各自具体的角色任务;勾勒他们在认知磋商和价值博弈中达成开放性共识的过程。     

普斯陶伊(Pusztai)事件及其思考

本文对98年英国引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的Pusztai事件进行了梳理并澄清了一些误解,展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与商业资本、政府、环保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并作出分析,通过这一事件的复杂性表明了科学研究存在利益冲突、具有价值负载,表明了科学家角色的变化.     

以实践为中心的两个科学抽象理论

本文分析最近卡特莱特和瑞德分别提出的两个科学抽象理论。论证两个理论的分歧来自于他们对抽象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理解。这种分歧曾经十分清晰地表现在惠威尔和密尔的争论中。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和解决不仅要求我们抛弃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关于抽象的观念,还要求将我们的出发点从理论转向实践。     

Scientific Consensus and Expert Testimony in Courts: Lessons from the Bendectin Litigation

A consensus in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s often used as a resource for making informed public-policy decisions and deciding between rival expert testimonies in legal trials. This paper contains a social-epistemic analysis of the high-profile Bendectin drug controversy, which was decided in the courtroom inter alia by deference to a scientific consensus about the safety of Bendectin. Drawing on my previously developed account of knowledge-based consensus, I argue that the consensus in this case was not knowledge based, hence courts’ deference to it was not epistemically justified. I draw sceptical lessons from this analysis regarding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consensus as a desirable and reliable means of resolving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in public life.     

科技文化:“人的自然”延展与整合之本

"人的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包括人的"身外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两个方面。科技文化是"人的自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它极大地拓展了人的"身外的自然",不断开掘着人的"自身的自然"。以科技文化为切入点,反省近代科学世界观,有助于丰富和提升"人的自然"的整体性,并推进人类文化的当代转型。     

对隐性知识持有者的科技奖励何以可能?

从广义的科技奖励来看,对隐性知识持有者进行科技奖励是可能的,对隐性知识持有者的科技奖励可以通过隐性知识测量、隐性知识共享等直接奖励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对隐性知识的效用进行奖励等间接奖励的方式。对隐性知识持有者的科技奖励是一种"能力—承认"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默顿"成果—承认"模式的不足,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高效发展。     

和谐与贯通——莱布尼茨的STS活动及启示

STS是二战前后兴起的新兴领域和学科,其根本特征是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复合性超学科理念。而这早在莱布尼茨的科学活动中就有许多体现。莱布尼茨的STS活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二个方面。在理论活动方面,他坚持整体的科学理念,开展跨界性的学术研究和对科学的人文性理解;在STS实践方面,他通过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以及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来开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活动。这既有个体思想与立场、治学特点和风格的原因,也有研究范式和非学院化的社会身份的原因。由于莱布尼茨的手稿在生前大部分没有公布,结果导致了罗素所说的隐显两个"莱布尼茨"的存在。今天,研究莱布尼茨既要去挖掘和"发现",又要去推动和实践他的理想。     

试论科学家异化

科学家异化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什么稀罕之事。由于不良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失范的共同体小环境的熏染,以及科学家个人因素,致使部分科学家背离科学活动的宗旨与初衷,做出种种违背科学规范和泯灭科学良心的事情,从而发生异化。科学家要防止被异化,就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永葆科学良心,不断提高道德素质。     

“疫苗有害论”的“后真理”建构

在媒体和网络所搭建起一个能诸诉个人情感的虚拟平台和空间中,"后真理"通过情感影响力来贬低客观事实,让科学的话语权与公信力逐渐被弱化,让科学共同体与大众之间出现了裂缝,取而代之的是伪科学之类的"劣币"开始流行。如果疫苗有害论之类的伪科学言论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出于情感原因而对下一代做出不可挽回错误。这不仅是个人选择问题,同时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险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