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看转基因技术争论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推广给现代农业、医学和生物经济等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自从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和极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本文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争论,认为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科学观念的碰撞,是在常规科学框架下看待具有后常规科学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的必然结果,并且认为后常规科学中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延伸的事实"等概念为科学共同体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知识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公众参与科学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对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推进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开放获取——科学公有主义的当代形塑

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只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并没有考虑研究者和公众如何获取科学知识,一些出版商通过高价出售学术期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出版商与科学共同体的矛盾在当代逐渐激化。开放获取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21世纪初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影响越来越大。这一运动要求打破科学知识获取的人为壁垒,真正实现科学知识的公有,倡导通过网络平台免费向研究者和公众提供科学论文。开放获取运动不是简单地向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回归,而是在当代条件下对科学公有主义的重新形塑,它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主义——科学知识不仅在知识论意义上属于全社会,在产权意义上也属于全社会。     

开放获取——科学公有主义的当代形塑

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只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并没有考虑研究者和公众如何获取科学知识,一些出版商通过高价出售学术期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出版商与科学共同体的矛盾在当代逐渐激化。开放获取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21世纪初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影响越来越大。这一运动要求打破科学知识获取的人为壁垒,真正实现科学知识的公有,倡导通过网络平台免费向研究者和公众提供科学论文。开放获取运动不是简单地向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回归,而是在当代条件下对科学公有主义的重新形塑,它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主义——科学知识不仅在知识论意义上属于全社会,在产权意义上也属于全社会。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疫苗有害论”的“后真理”建构

在媒体和网络所搭建起一个能诸诉个人情感的虚拟平台和空间中,"后真理"通过情感影响力来贬低客观事实,让科学的话语权与公信力逐渐被弱化,让科学共同体与大众之间出现了裂缝,取而代之的是伪科学之类的"劣币"开始流行。如果疫苗有害论之类的伪科学言论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出于情感原因而对下一代做出不可挽回错误。这不仅是个人选择问题,同时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以米勒体系为线索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由于多学科视角及各种研究进路的介入而呈现广泛且复杂的讨论态势。但是,以米勒体系作为线索,仍可探寻其理论演进的踪迹:"科学观"方面,从传统的实在论走向多元科学观的并存;"公众观"方面,对公众的多样化、主动性及其具体情境的认知;"理解"方面,对其内涵的扩展与自身情境的关注。     

工程中的技术决定和管理决定

工程师与管理者的职业利益的不同,使得他们成为同一组织中两个范式不同的共同体,工程活动中技术决定和管理决定的矛盾问题便由此而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指出PED和PMD的区分是局限于组织内部的不完整的解决方案。工程技术固有的社会维度要求工程决策对社会开放,让公众参与解决问题。     

工程共同体中的工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一

在跨学科的"工程研究"领域中,工程共同体是一个重要课题.工程共同体与科学共同体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和结构组成,工人是工程共同体的一个绝不可缺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个处于弱势的群体.本文最后部分指出:"灰领""出场"和后福特制所提出的对"新工人"的要求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从“科学共同体”走向“科学-哲学共同体”

自1996年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算起,科学哲学史的学科性质就备受关注。科学哲学史不是科学思想史,也不是科学哲学的流派史。与传统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相比,科学哲学史主张恢复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关联。这门新学科主要研究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思想演化,也就是科学与哲学的融合、冲突与新的融合的思想轮回。借鉴库恩的思想,我们把科学与哲学的这种融合称为科学-哲学共同体。所谓科学哲学史也就是科学-哲学共同体因共识而形成、因科学革命而断裂、再因科学促进哲学变革的思想演化过程。从科学哲学史角度看,科学与哲学是连续知识谱系的两极,科学哲学应该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的统一,知识与智慧的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我们的结论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总有其哲学观念;任何一种哲学观念,总有其科学基础。     

库恩范式理论的微观考察

论文从集体意向性理论的视角考察库恩的范式理论。库恩利用"范式"这一概念描述科学共同体的工作模式和科学发展的过程,但在"科学共同体"和"范式"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上却陷入了循环定义的困境。而采用整体视角审视范式转换也使得库恩笔下的科学发展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科学共同体作为集体的一种,能自然进入集体意向性理论的考察范围。实际上,图梅勒和塞尔的工作能给出一个全新的微观视角,以规避库恩的描述所产生的问题。借助于集体意向性理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可以被非循环定义的方式描述,而范式转换也并非是一种缺乏科学理性的过程。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兼评《诚实的代理人》

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在当代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既与决策的具体情境相关,也与科学家自身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密不可分。小罗杰.皮尔克(Roger A.Pielke,Jr.)在《诚实的代理人》中将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的科学家分为了4种理想类型:纯粹的科学家、科学的仲裁者、观点的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并主张诚实的代理人将是科学家们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更可靠和更有效的选择。本文进一步对形成这种区分的理论根据展开批判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参与决策的诚实的代理人得以存在且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及联盟间由于政策互动引发的政策学习对于规范转基因作物治理,促进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消除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国家是构建转基因作物治理机制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科学原则、利益诉求以及伦理认知的不同,全球范围内形成"挺转联盟"与"反转联盟"的对立,两大联盟的冲突与妥协,打破了政策僵局,助推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主权国家之间因人类"共同福祉"和利益趋同,必须对转基因作物立法、监管与审批,国际协议的承诺做出选择,建立履约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在转基因作物治理中密切互动、协调约束,建立协调与反馈机制;科学共同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积极参与、传播宣传、监督反馈,建立认知与传播机制。     

库恩"范式"的本质及认识论意蕴

库恩的"范式"无疑是20世纪科学哲学中最具创见性、也最具争议的哲学概念之一。库恩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该概念的。一种意义是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从事高度收敛的常规科学活动的精神定向工具;另一个更具本质性的意义是将"范式"作为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解题范例,即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库恩的"范式"及其认识论意蕴是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历史主义超越,澄清"范式"的认识论本质对于理解科学的本质及科学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后SSK的实践与文化转向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破除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认识论中心和社会规范解释原则,从实验走向实验室异质要素"去中心化"的冲撞与博弈。后SSK关注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可见要素,科学实践中的"技术"而不是科学,"行动"而不是观察,"干预"而不是表征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得以凸显。后SSK研究从实验走向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之外的技术与工业领域,走向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交叉、融汇趋势。     

认知情境中的"探索性实验"——一种具有历史感与时间性的动态科学观

20世纪80年代新实验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英美科学哲学界开始关注实验研究,同期科学史家和社会学家对实验的研究突出了实验的局部性、文化性、物质性、社会性和修辞相关性等方面.但是实验与知识如何相关这一中心问题居然很少被分析,"探索性实验"试图将知识和认识论问题带回实验图景.与理论驱动的实验不同,"探索性实验"可以指导实验参量的系统改变、经验规则的明确与新类别和概念的形成.探索性实验处于特定的认知情境中,它不可能由特定情境或者普遍的认知规则单独决定.探索性实验的研究拓展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的中间领域,显现出一种具有历史感与时间性的动态科学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与专家困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有限性、态势变化模糊性等特质对风险沟通提出更高要求。专家作为风险沟通的核心参与者,面临着认知、语言表达、传播和污名化等多重困境。构建“政府主导型”风险沟通应本着及时、坦诚和开放的沟通理念,并辅之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多元的沟通形式,如此,可为专家赢得风险沟通的先机和空间,在降低公众认知成本的基础上引导其理性行为决策。此外,通过相应制度安排来约束和鼓励自媒体参与风险沟通,也有助于将危机情境转化为科学传播的有利契机,为公众参与突发事件治理提供智力和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