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与罗漫《<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一文商榷

罗漫先生在《云梦学刊》1995年1期发表《<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一文，提出《远游》是屈原的“绝命词”，这是屈学界至今为止提出有关屈原“绝命词”的第8种学说了。我姑且不谈前面7种中是否有“绝命词”，只想考证一下《远游》是不是屈原的作品，如果真的是屈原的作品，那么，这篇游仙赋是屈原的绝命词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假如《远游》根本不是屈原作品，那么，说《远游》是屈原的绝命词就不能成立。（一）《远游》是公认的游仙辞赋，作者在作《远游》之前居住在自己的故居，他是从故居起程游历“四荒”、“六漠”的。《远游》主人公的…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远游》疑出于汉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不知何所指,后人纷纷推测,很难作出结论。《史记》屈贾列传》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传中又引《怀沙》。看来在司马迁的时候,确认这些作品是屈原写的(大概包括《九章》全部)。《楚辞》所收其他各篇,就很难置信了。而《远游》一篇尤其可疑,很可能是汉人的作品。篇中所言冲举不死之说,出于秦以后方术之士“悲时俗阨迫之,愿轻举而远游”,和《离骚》的宁死不忍去其国的意思是迥不相侔的,     

文本叙事与人格分析：青壮年屈原的心路历程

从屈赋的文本及其表露的情绪脉络来看，《橘颂》、《九歌》的欢快明朗显示着青年屈原的春风得意、英姿勃发；《惜诵》、《离骚》的感伤悲悒昭示着壮年前期屈原的忧愁幽思，但并没有沉郁激愤，而是上下求索；《远游》则透露出人生的悬浮感与恐惧感，是其壮年后期检讨半生的“自叙”，在悲凉意绪中仍显人世的执著。文章采取文本叙事与人格分析相观照的研究路径，通过屈原青壮年时期的三组作品，探讨其人生际遇与人格特质的内在关联，认为青壮年时期的屈原虽然在政治上经历了巨大落差，但其求索的意志是贯穿始终的。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漫谈《离骚》的艺术

《离骚》一诗,可以说是屈原的一部“自传”。屈原的一生,坎坷不平,奋斗不息,其本身就是一首悲壮的史诗,就充满着一种巨大的感染力。《离骚》真实地、具体地记录了诗人的一生。《离骚》一诗的艺术构思,完全是按照诗人一生的生活历程组织成篇的。第一大段,先由自己神圣的祖先、嘉美的名字写起,然后写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爱国热情,以及由此而遭谗被逐,最后写到意欲归隐而又终不肯。第二大段,,“女媭劝戒”,意在说明屈原被放逐后的处境——既不容于君,又不知于世。“向大舜陈词”则表现了诗人被放逐后内心所展开的激烈的思想斗争。“上下求索”写出了诗人被逐后,“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的热切希望,但又终成泡影。第三大段,写准备去国远游,而又恋恋不舍,最后只好以死来谏     

志在深情求索 魂系悲愤远逝——从《离骚》看屈原的文化人格和审美追求

《离骚》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思想成就方面也给历代的屈原研究者以宽广的审视角度和多重意义内涵。在屈原身上折射出的有追求美政,忠君爱国的传统意义上的光环,也有儒家的求索精神和道家的远游情怀的双重变奏。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从《芙蓉女儿诔》看屈原《离骚》对曹雪芹的影响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光耀千秋,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十分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仅就文学创作方面来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词赋史,就是一部受屈原影响而产生的一类作品的历史。除赋这种体裁之外,屈原的作品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普遍而深入的,“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激动着后代的作家们。”从我国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曹雪芹的天才作品《红楼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如果说屈原的作品如丽日当空,则曹雪芹的作品像明亮的慧星,交相辉映,并照千古。下面仅就《红楼梦》中的《芙蓉女儿诔》和屈原《离骚》的关系谈谈我粗浅的看法。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考述

常德市城区内自古就有招屈亭、三闾港、屈原巷,德山之麓是屈原“朝发枉渚”之处,太阳山是屈原参与民间祭祀太阳神并构思《东君》等作品的地方,平山、高吾山则是屈原的游憩之所。可见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丰富,遗迹集中。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合理整合屈原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常德城市文化建设的又一品牌。     

关于屈原族别之我见

近来,先秦的伟大诗人屈原的民族成分突然成了问题。读到两篇探讨屈原族别的文章,一是蓝瑜、肖先治的《屈原族别考辨》(《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一是龙文玉、龙海清的《屈原族别初探》(《吉首大学学报》文科版1981年第1期,又《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前文把屈原划归苗黎族;后文则径自断定屈原“是苗族血统的后代”。对此,不能不引起我的一番思索。     

关于《史记·屈原列传》一句子的商榷

《语文教学通讯》1994年第3期上《“这个”病句早该修改了》一文，议及《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个句子：……因谗之曰：“王俊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个出，平促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屈原列传》）该文判定引句为“病句”的第一个理由是：“双引号内的两句话是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谗’屈平的内容。如果是上官大夫直接引屈平的话来低毁屈平，那么，‘以为’就多余。如果是上官大夫转述屈平的话的大意，那么，‘曰’就多余。很明显这句犯了杂揉的语病，‘曰’与‘以为’，两者只能选其一，以选‘曰…     

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

在对《离骚》的接受过程中,司马迁的悲其志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理解这句话时,人们多从司马迁与屈原的悲剧性人生理解,这并不能达到十分准确的理解目的。结合《离骚》和《屈原列传》,可知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是一致的。屈原之志主要指其高洁人格、忠君爱国理想和怀才不遇的经历,而司马迁的悲其志表现的正是对屈原高洁人格和忠君爱国理想的赞美以及对其怀才不遇的哀伤。     

“绘事后素”与孔子的审美哲学及其局限

《论语》"绘事后素"一则是孔子与弟子对话中探讨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它切实而且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重要文艺美学思想。这则《论语》纠结着"素以为绚"、"何以为绚"而加以展开,但却未能全面理解审美机制的发生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孔子的审美哲学存在局限。而从和合文化角度出发,我们似乎能够为之找到一个切中肯綮的解释途径。     

小议戏剧动作的三性

戏剧是由歌舞演变而来,加入故事情节就形成了戏。西方戏剧理论家曾指出:"动作是戏剧的根基。"认为戏剧的基本要素是动作,而不是性格,"性格只是动作的辅助物"。戏剧动作有它的目的性和形神兼备的传神性,以及风趣、优美的舞蹈性。 戏剧动作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例如,郭沫若的《屈原》第二幕中有场戏,南后暗设毒计陷害屈原,邀请屈原到内庭观看《礼魂》的试奏,排演进行中,南后伪装头晕:     

从《屈原赋校注》看姜亮夫的校注方法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当代少有的国学大师,而《屈原赋校注》是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著作之一,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楚辞》注本之一。对姜先生的《屈原赋校注》进行一番梳理,探讨其校勘的体系,综合研究的特点和考证细致的治学精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屈原赋校注》的价值及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个倒果为因的命题--就屈原《九章》的整体构想问题与毛庆先生商榷

毛庆先生提出《九章》的创作,乃屈原有着整体构想,历三十年而完成的；从《九章》的语言形式、诗题的排列规律、篇中和篇尾所展现的心路历程等方面看,诗题存在着排列密码。毛先生的上述结论是倒果为因的,屈原对《九章》的创作主要是创作过程中和之后的整理。     

《湘夫人》简析

一、关于《九歌》 《九歌》是我国战国时代楚国民间祭祀神的诗歌,共有十一篇(“九”不表示实数),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本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经过屈原整理加工而成。传说屈原被放逐沅湘时,因“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王逸:《楚辞章句》),见民间祭歌鄙陋,便把它搜集整理成为现在保存下来的《九歌》。《九歌》既为祭歌,它的内容大体也不外乎记叙有关祭祀神的故事。     

论屈原悲剧的独特性

一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真诚的头颅撞击真理大门的人。虽然他有着“与日月齐光”的人格,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时常遭到污泥浊水的冲刷。像他这样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时誉时毁的人物,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本文试就这种现象,探求一下产生屈原悲剧的因素。下面我以两汉为重点,看看两汉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 概括地说,汉代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以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他们不仅肯定了屈原诗歌的艺术价值,而且高度赞扬了屈原的伟大人格。刘安在《离骚传》序中说:《离强》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徘而不乱”的特点,“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不吝笔墨给予屈原以最高的评价,他不具名地引用了刘安“与日月争光”的赞语,这不仅仅指屈原的诗歌,而且也指     

《楚辞》研究述略

就汉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研究者在屈原和《楚辞》的研究中所形成的,关于《楚辞》研究的价值定位、研究成就、研究模式与方法和《楚辞》研究的热点等问题,作一简要总结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