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危机--兼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并不能简单归于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信念，而主要是近代以来形成、发展并扩张开来的以非伦理的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人类非伦理的生存方式导致的。所以，人类如欲走出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从而走出自己的生存危机，就必须克服自己非伦理的生存方式即“异化”状态，恢复“伦理的生存方式”。     

发展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近代哲学的"发展天然合理论"导致了发展观的价值危机;而把"能够做"看成一定是"应当做"的,又必然导致发展观上的伦理危机.主体性哲学无限夸大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地位,造成了自然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发展伦理学正是反思、约束和规范人的发展实践的新伦理学.     

儒家思维方式对近现代科学的影响

与近现代科学发展有关的儒家思维方式主要体现为天人和谐、直观体验、经世致用和知行合一。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家思维方式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对近代科学在我国的早期传播也有一定阻碍作用。但随着近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儒家思维方式对近现代科学的积极作用逐渐显现。儒家思维方式有助于协调现代科学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有助于发挥隐性知识在现代科学创造活动中的作用,也有助于科学工作者伦理意识的养成和思想境界的提升。     

科技与伦理:保持必要的张力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伦理困惑,就其原因,既有科技自身的因素,也有人类本性的因素.深入探析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联性,保持二者间的张力平衡,是未来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进步的基础.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     

工程伦理的身体向度与现代科技的权力经纬

人类历史上长期充斥着压制身体的权力话语,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在工程活动的分工上表现为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进而影响到各种社会关系,使工程活动背离其原初关照身体生命的价值目标。西方现代科技在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造就了一批跻身权力阶层的科技精英,他们促成了一种新的人力竞争模式,但这种竞争本质上不能成为广大工人改变其位势的有效途径,反而使工程活动加速背离了其原初的伦理向度,造成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回归基于身体的生命平权原则,去平抑工程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是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出路。     

论科学伦理的多重维度

本文试图从新的、更广阔的视域审视和建构科学伦理，提出科学伦理不只是科学家的伦理，也不只是科研伦理和科学成果的应用伦理，而是全员伦理、全程伦理，归根结蒂是社会伦理、国际伦理。只有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使科学知识的创新与进步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科学与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

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风险社会中关于科技伦理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也使科技伦理本身的发展面临重大问题与困境.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基于人类整体的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应当成为我们不懈的追求,科技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循环、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历史性批判是走出困境寻求出路的根本思路.     

走出科学技术发展的泥沼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给人类昭示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事实: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科学技术一方面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智能机器人、网络虚拟、生物克隆、转基因生物、太空旅行等的出现使人获得了一种科学技术无所不在的生存方式--"科技化"生存.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试论尤纳斯《责任原理》

1979年,尤纳斯(1903—1993)发表了他的《责任原理》一书。20多年来,书中提出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咱,亦引起不少争论。按照尤纳斯的看法,在现代技术社会,人类的群体行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已不单纯是改善人类生活、促使人类进步的工具,技术造成的“厄运”已经威胁整个人类与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已不再是保护自身免遭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伦理学以人的行为为对象。行为涉及的范围,特别是行为的性质的变化要求伦理学做出相应的回答。为此,尤纳斯认为传统的伦理学已不能适应人类今天面对的新的情况,康德的只问动机不问后果的动机伦理亦显得苍白无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道德标准。责任的对象则包括自然界与未来人类。更甚之,尤纳斯认为人类有义务恪守这一原理,因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尊严与价值,如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以自己的简单存在呼唤成年人的保护那样。尤纳斯提出的具体要求似乎是明确的,理论上却含有一系列哲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简单的真实描写,哪怕是对世界末日的描写,如何引伸出改变这一状况的道德要求?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怎样理解自然界的自身尊严与价值?如果自然界有其自身价值,其价值目的又是什么?这样的话,怎样解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甚至神学。尤纳斯的责任伦理实际上是带有信仰性质的本体伦理。最后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单靠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显然还是不够的。     

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的社会化、政治化和经济化,其本身的不确定性的后果以放大的形式在社会范围内扩展,使人们生活在一种风险社会的情境之中。实际上,风险既是一种人们的自身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可能性因果联系,又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为了应对高科技风险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威胁,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责任伦理。     

儒道情怀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儒家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人生态度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法自然”态度，曾以符合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人们的实际需要，并行、交融、发展，促进了儒家情怀和道家情怀的形成。这两种情怀在思维方法论上，都以经世致用的功用性出发，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士人的思维方式，为他们不同的“应然”生存状态提供了一种理念支撑。体现在个人的认知、行为上，就是一种整体性思维的结果，成就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性关怀。这对于具体调整当今社会人们的不同心态，仍然有着鲜活的现代意义。     

工程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首先介绍了加拿大的工程伦理学教育,然后分析了工程伦理学对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讨论了我国目前注册环保工程师考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工程伦理学在我国的学术建构和制度建构,工程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和理论伦理学的关系,最后笔者认为科技与人文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救世论的现代化透视——以“仁爱”与“和谐”为例

自近现代以科技和经济为主导的西方物质文明日渐陷入困境以来,中西方学者便一直在共同经营着一个十分美好的理念,那就是儒学救世。然而随着人类危机的日益加剧,西方学者并没有坐等东方贤哲以儒家思想去拯救他们,而是对救世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他们的丰硕成果相比,传统的儒学救世论已颇显落后。这一现象警示我们,国学研究一定要现代化,要与西方先进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否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便很有可能沦为教授们的纸上谈兵,而不可能对现代人类社会作出多少实质上的贡献。     

重建类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

环境危机是由人的失范行为导致的。人如果还有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存发展而破坏自然的失范行为,那就说明人还没有彻底摆脱动物的本性,人还不是真正的人,距离人的本质的实现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探求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过于崇拜自然而失落了人,否定人的本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价值观扩大到自然,实际上是削弱人的作用、人的特性,也否定了人的本质。只有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才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     

发展观的当代危机与伦理学的内在旨趣--兼评《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

现代人类面临发展危机,危机的症结和根源在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以刘福森教授为代表的发展伦理学研究者深刻反省了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发展观的当代危机,建构了新的发展观.本文指出:科学不是万能的,发展要体现人文精神,经济本位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要遵循人本理念.为新发展观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准则,凸显了伦理学关注人类祸福,引导人类未来的内在旨趣.     

技术伦理的效应限度因试解

在技术伦理与技术的张力域,技术伦理“匡正技术”的效应的极其有限性的原因,可理解向技术“事实”的不确定性、技术伦理的滞后性、技术伦理理论间的冲突性、“物的依赖”社会的技术的利润本性等,以及其间的非线性整合。期望技术伦理成为技术的“伦理剃刀”仅仅是一种奢望,对技术“匡正”效应的极其有限性是技术伦理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