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研制动因解析

机器"人"特指那些在外观、行为方式和智力、情绪反应等方面全方位类人的机器。机器"人"引发了广泛的伦理问题,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非得制造类人机器人。人类自我追问的执念,"功能性替代"的社会需求以及技术体系自生长的内在要求三者协同驱动,造就了人类制造类人机器人的历史图景。虽然机器"人"制造蕴含着人类求真、求善的意志驱动,但是由于其"非一般性技术产品"的特性,其市场化的趋势将带来巨大的伦理风险,需要卓有成效的伦理反思与规范。     

敬畏自然——论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基础

本文通过梳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对待自然态度的历史演变,突出强调"敬畏自然"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着重指出,敬畏自然作为生态文明自然观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对于建设生态文明而言,回归敬畏自然,不是要把自然重新"神圣化"或"神秘化",更不是对内在价值的抽象认同,而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文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切实保证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上帝与自然

本文评述了当代基督教自然的神学对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这一观点对克服生态危机具有实践意义。只有自然的神学才能使神学摆脱牛顿关于自然的机械描述。皮考克的自然的神学主要讨论20世纪神学自然观及上帝与自然的关系模式。上帝主要是信息的传输者。逻各斯的概念尤其适合于表达神圣的内在性。本文旨在表明，神学观念吸取科学概念表达方式。20世纪上帝观更多同自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自然对立。神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科学观的影响。     

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报告——自然哲学方向(2018—2022)

《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报告——自然哲学方向》旨在通过数据统计与分析对近些年来围绕“恩格斯传统下自然哲学”研究做一次综合性的调查,以形成对“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中“自然哲学”方向发展状况的概述。“恩格斯传统下自然哲学(自然观)”的研究曾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由于诸多原因如研究人数减少、学科平台单一和科研立项较少等原因作用下,该研究方向逐渐弱化。但近些年,“恩格斯传统下自然哲学(自然观)”的研究有逐步回升的趋势。在我国日益重视生态问题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从“恩格斯传统下的自然哲学(自然观)”出发,站在多个角度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开展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从未来学科发展与建设角度考量,在集中研究团队、确定研究主题、培养研究人才与搭建多种学术研究平台等方面,都可以有效拓展新时代生态文明研究空间,构建新的问题研究领域和形成新时代该领域的研究话语。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关于自然辩证观之比较研究

马尔库塞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入手,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范畴限制在社会领域,否认自然界的优先性地位.否认马克思主义自然界的优先性地位的思想是马尔库塞自然辩证观的错误所在,而强调劳动的中介性、人的主体性、实践性等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在批判马尔库塞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缺陷时不能否认其合理性.     

同一家园中的人与机器

当人们欢呼信息时代给人类带来了更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产生了对智能化机器高度发展的恐惧。实际上,机器的发民是人类自身的发展,机器具有智能使得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人类与机器构成的整合体共同存在于同一个地球。但人类也必须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善意是造就一个和谐的人机世界的希望所在,人类应该善待机器,同时也善待了自身。     

作为盖娅的潘多拉——电影《阿凡达》的自然观研究

作为科幻经典,电影《阿凡达》在场景预设、故事和思想内涵几个层面都表现了极强的原创性。潘多拉星球上的场景预设,包括紧密关联的"人"与动物和植物,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自盖娅理论。电影中呈现了两种自然观的冲突,即地球人的机械自然观与纳威人的盖娅自然观;也展示了两种文明模式的冲突,基于机械自然观的工业文明与基于盖娅自然观的"原始文明",或生态文明。     

论芒福德的技术哲学

芒福德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技术哲学家，是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首先从技术人类学角度将技术史分为使用水和木材的始技术、煤和铁的古技术以及电和合金的新技术三个阶段，然后将历史上的技术分为两类：多元技术和单一技术。他认为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多元技术逐渐被以“巨型机器”为代表的单一技术所取代，产生了“机器的神话”，人被沦为机器的奴隶。芒福德提倡一种“民主的技术”，以改变单一技术的文明，从而恢复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和技术的协调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新时代自然辩证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地包含着自然辩证法的原创性发展。只有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代自然辩证法创造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新时代自然辩证法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底色，创造和坚持了生态学与生存论相统一的新自然观；深刻把握了“大科学”时代技性科学和科学的技术之发展模式，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科技创新的最大法宝；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新兴科技伦理体制，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新时代自然辩证法作为有机整体，凸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方位展现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科技发展的科学性和人民性。     

系统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机器智能的话题,古已有之,而今成为热点。我们不仅要为机器的进步而喝彩,更要在智能时代重新反思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隐喻视角下的人与机器的关系是一种异化关系,而目前反对机器能实现智能的背后存在着三组矛盾,即宗教层面上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物质结构层面上有机与无机之间的矛盾、科学认知层面上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矛盾。系统论视域下,自然-人-社会大系统中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鸿沟具有不可逾越性。未来,计算机隐喻将被赛博格隐喻所取代,而赛博格将会成为新一代的智能机器。     

马克思主义新认识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是威胁人类文明的科技之火

针对"人工智能是威胁人类文明的科技之火"等观点,学界有多种回应。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新认识论尝试论证:人工智能无法直接威胁人类文明,无法发展出超越人类的文明。马克思主义新认识论,是吸收默会知识理论等现代知识论成果的认识论。根据这一新认识论,可知: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造机器运用人类喂给它的知识,是人类已有明述知识的转移、利用;人工智能难以产生默会知识,也无法创造新的明述知识或命题性知识;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基于算法而不是社会交往。     

图林的智能机器思想

本文讨论了提出著名“理想计算机”理论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林半个世纪前在机器智能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证明他的机器智能思想包含了关于机器智能可能性的论证、机器智能水平的判据(图林测验)、包含学习机器在内的广义计算机分类体系等内容,并探讨了图林智能计算机思想与维纳控制论思想的相互影响。     

论道教与科学

道教特有的长生成仙理想和因此形成的重视生命及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使其与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密切关系。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构成性的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道教的宗教文化特征注定它将科学作为服务其终极关怀的“工具”，因而使它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内在的制约作用。中西文明差异，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科学”概念，导致西方学术界——进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简单否定。重新认识“科学”，是对中国科学、进而道教与科学关系在真质层面进行把握的前提。     

社会需求、技术缺失与机器的诞生

在肯定前人关于技术发展根奉动力是“需求”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改进和技术发明的一般性机制——“技术缺失”的显现和对这种显现的领会,并结合原始手工工具和机器的发明历史予以论证。机器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生产需求引发的,没有这种社会需求便不会有“机器缺失”的显现,也就没有弥补“缺失”的发明活动。机器技术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从手工工具使用时的局限中发现了改进的方向,前一阶段的技术缺失是后采改进和发明的向导;前一阶段的功能结构,在后一阶段都有一定的保留。现代技术尽管异常复杂,它的发明仍然是以另一个层次的“技术缺失”为基本条件的。     

机器与身体

从古至今，技术一直在机器和身体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范畴中往来穿梭，并且一直在为两个范畴的融合而效力，试图消解二者的边界。身体与机器，看似泾渭分明的两个范畴，其实一直关系暖昧。技术发展到今天，这种暖昧关系已经开始公开化了。其突出的表征便是当今各类技术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渐趋明显的机器的身体化和身体的机器化倾向。     

人类古代文明消亡的自然环境因素

有的史学家将古代文明称为“大河文明”，因为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寄居地与河流紧紧相连，即便是相对固定的农耕文明，也会随河道的变迁而转移；游牧文明则从远古开始就逐水草而居并一直延续至今。     

数学透视的文化纬度——评《数学文化学》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成就没有哪一样能像数学这样持久不衰。伴随人类走过几千年文明历程，今日数学已经演化成一个独立的、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列的、领域越来越宽、内容越来越丰富的数学学科了。在“数字化”的今天，数学更显示了它对整个社会“须臾不可或离”的功……     

论知识生产民主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知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知识生产方式反映并形塑着社会秩序。近代知识生产模式建立在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之上,是对自然的分割、操纵和征服,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二十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生产民主化,赋予自然以代理人,使自然的利益输入到知识生产决策中,并使之占据重要地位,完成了自然观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一种理论转向,而且一方面通过对教育影响,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意识,具有生态情感,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限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政策知识生产和实施的影响,使公共政策目标和行为聚焦于自然利益和环境保护,落实生态文明秩序建设。因此,知识生产民主化有利于生产出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责任意识,促使知识生产者从知识走向行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天文观测在政治模式导向下,观测频率与记录的规范性有了很大提升,但也使得原本在汉末已现颓势的神学迷信有了生长的机会;在科学与神学的对峙中,天文历法学领域中推动力与阻滞力交织,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穹天论、昕天论、安天论等天体结构理论的发明,让时人的宇宙观焕然一新。它的历史影响深刻而悠远,在隋唐乃至两宋的天文学发展中,均可找到其影响因子的存在。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七) 科学“形相” :在功利性和非功利性之间

科学在其幼年时期 ,就表现出非功利性和功利性的双重“形相”。梅森等科学史家分析说 ,早期的科学既起源于巫师、僧侣或者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辨 ,也起源于工匠的实际操作和传统知识。这是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科学发育的自然历程。随着希腊文明的兴起 ,科学双重化“形相”更加明晰。一方面 ,哲学家柏拉图等明确提出科学的目的不在实用 ,而在“由此而见真理 ,由此而明善的理念” ;另一方面 ,科学家泰勒斯、阿基米德等通过自己的科学活动一再证明 ,科学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价值 ,可以用来丈量土地、测定建筑物的高度、识别金皇冠的真…